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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衛東:中美脫鉤是特朗普的目標還是手段?

      黃衛東 · 2020-07-12 · 來源: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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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朗普要求的中美脫鉤,都是謊言,都是謀取中國經濟主權和經濟利益的手段,都是中國主流經濟界迷信美國和西方,密切配合美國精英下的產物。我們本就應該大幅度提高人民幣匯率,消除貿易逆差,更不應該為了保持貿易逆差和西方市場,犧牲主權和利益。

        

      一、中美國形成與現狀

       

        “中美國”是由美國哈佛大學著名經濟史學教授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和柏林自由大學石里克教授共同創造出的新詞,以強調中美經濟關系聯系的緊密性,稱中美已走入共生時代。最早來自英國《星期日電訊報》2007年3月4日發表的尼爾·弗格森文章。原文標題:不是兩個國家,而是一個:中美國(Chimerica)。弗格森曾在其著作中介紹了這個詞的含義:“我是用這個詞來描述中國加美國這樣一種中美關系。一個國家負責出口,另一個國家負責進口,一個國家負責花錢,另一個國家負責儲蓄。美國通過這種模式,實現了美國經濟的騰飛。但是多年如此消費后,美國現今實在無力支撐這種消費模式了。中國和美國就像一個婚姻,但這種婚姻是幻覺,是不能持續的,如果長期只讓你存錢他花錢,這種婚姻是持續不下去的。美國現在付不起錢卻繼續從中國進口他們所需要的東西,中國政府也對美元表示非常的擔憂。”

        中國的精英們也很贊成弗格森用夫妻關系比喻中美關系。2013年7月10日在華盛頓召開的第五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框架下的中美經濟對話會議上,一位高官精英將中美經濟關系比喻為夫妻,他說:

        “今天由我和雅各布·盧這對新人來主持新一輪的中美經濟對話,在中國的語境里,新人是指剛剛結婚的夫妻,我知道美國允許同性婚姻。但顯然我和雅各布·盧沒有這個意思啊。”“不過,中美經濟關系有點像夫妻,我們生活在同一個地球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雖然也有吵架,有分歧,但是都必須增進了解,增強互信,培育共同的生活基礎。”“我們兩家不能走離婚的路,像鄧文迪和默多克,代價太大了。”

        中國負責生產,美國負責消費的中美國,其形成的條件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美國政府減少用關稅壁壘等手段限值美國商人到中國進口商品;另一方面則是中國政府認可美國可以用美元購買中國商品,加上人為降低人民幣匯率,抬高美元匯率和價值,從而低價賤賣產品,促進出口,占有美國市場。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國主流經濟界迷信低工資比較優勢理論,壓低工資,使得企業收益大都被資本家拿走,國內老百姓沒有購買力,只能低價賤賣出口;同時央行依據外匯儲備發鈔,政府為了獲得外匯,長期實行優惠引進外資政策,吸引美國和西方到中國投資辦廠,造成美國資本家大量到中國投資辦廠,從而加速了中美國的形成。

        但此舉導致美國工廠大量倒閉,美國去工業化十分嚴重,到2010年左右,美國制造業雇傭的勞動力僅占11.9%,到特朗普時代,又進一步下降到11.0%,僅相當美國政府雇傭勞動力比例的55%。早在奧巴馬時期,美國政府就宣布要重新工業化,要吸引資本家到美國投資建廠,改變美國產業空心化的形勢。但直到奧巴馬下臺,美國基本沒有改變。

        特朗普在2016年宣布競選總統以來,一直公開反對美國產業空心化的經濟模式,公開要求限制自由貿易,加大關稅,保護國內市場,重新增加國內制造業。特朗普上任前,曾說過一句與中國相關的最廣為流傳的話:“自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就一直在強奸(fuck)我們,我們不能繼續讓中國強奸我們的國家。”顯然特朗普不滿意中美夫妻關系,將中國單方面給美國生產產品的經濟往來都形容為強奸。

        特朗普上臺后,顯然不愿繼續這種被“強奸”的夫妻關系了,很快于2018年7月正式發動了中美貿易戰,對中國產品征收了高達25%的關稅,但美國的統計數據表明,美國產業空心化的形勢并沒有改變,而是進一步下降,制造業對經濟貢獻的占比下降到去年第四季度的11.0%,低于美國政府對GDP的貢獻,也低于美國政府給雇員發的工資。按照美國經濟分析局公布的統計數據,美國從中國的進口,則從2016年5184.5億美元略有下降,到2019年5150.6億美元,僅下降0.7%。這到底是特朗普無能,還是故意如此?

        

      二、特朗普推動中美脫鉤的主要手段與中國的應對

       

        早在特朗普就職前,就以貿易不平衡為理由,要求中國擴大開放,包括開放市場、開放投資和開放金融,保護美國的知識產權等,否則就要對中國產品加征關稅。還特地宣布,要針對中國進口商品征收45%關稅。上任后,公開提出了四大要求。到2018年,中美雙方曾在美國華盛頓進行了一次談判,當時美國紐約時報披露了八項要求,僅是美方部分要求,大都是要求中國單方面執行的條款,網上輿論評論,堪比辛丑條約。2018年7月6日美國宣布加征中國500億美元產品25%關稅;到了8月,宣布加征另外2000億美元產品10-25%關稅。此外就是不斷加大對中國一些公司的禁售,打擊中國的高科技企業,如華為公司。

        2019年5月10日中美結束了第十一次貿易談判,會后中方談判代表在離開美國之前,向多家報紙記者透漏,中美貿易談判,雙方存在三大分歧,第一,中國堅決反對加征高額關稅,必須全部取消加征的高額關稅。第二,美方要求中國對多進口美國商品作出承諾,數量上的承諾,中方反對。據金燦榮教授披露,美方從最早要求中方在一年內減少貿易逆差1000億美元,增加到后來2000億美元,此次又增加到3300億美元。第三,文本的平衡性,要體現兩個國家之間平等。據金燦榮教授披露,美方要求派人巡查中國各級政府,落實中方承諾的不補貼國企,其不平等要求可謂登峰造極。但是,中方談判代表還是將這些不平等要求帶回國內,最終被高層否決。

        到了2020年1月初,中美雙方終于簽署了第一階段貿易協定,中方在貿易、金融、市場、國內經濟管理等方面已經讓出或承諾將要讓出國家主權,換來美方將履行分階段取消對華產品加征關稅的相關承諾,實現加征關稅由升到降的轉變。作為第三方,站在局外人角度來看雙方得失:

        第一,特朗普上臺對中方出口到美國產品加征關稅,發起貿易戰,到如今達成第一階段協議,承諾逐步削減已經加征或將要加征的關稅,換來中方開放多項經濟主權,讓美方占有這些主權牟利,沒有付出任何代價,無疑是美方一大勝利。

        其次,從歷史來看,美國精英向來說話是不作數的,中美建交,美方承諾,逐步減少輸送臺灣的武器,歷史證明,美國精英早就將這個承諾當成廢紙,多次加大出口,甚至一年出口到臺灣的武器,就十倍于建交前。雙方建交的底線之一,就是尊重對方的主權,尤其是領土主權。然而,美國精英不但在臺灣問題上支持中國的分裂勢力,在香港、新疆、西藏、南海等地方,一直在資助分裂勢力或侵犯中國主權,從不尊重中國的領土主權。

        第三,特朗普當局更是一幫將承諾當空氣,毫無做人底線的流氓無賴。1月初發生的伊朗領導人被美國暗殺。按照伊拉克總理邁赫迪在伊拉克議會通報的情況,特朗普親自打電話給伊拉克總理,要求他邀請伊朗領導人訪問伊拉克談判美伊關系,當伊朗領導人蘇萊曼尼應約到達伊拉克巴格達機場,在離開機場前往市區路上,卻遭到美國發生火箭彈襲擊身亡,同時被殺害的還有數名伊拉克政治領袖。幻想特朗普當局認真執行協議,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就是到特朗普下臺,美方也不可能取消加征的關稅,至多象征性減少一點加征的關稅。等到特朗普下臺,就更不可能了。中美雙方一年多談判,特朗普一再推翻雙方達成一致的草案,從不將自己的承諾當回事。面對特朗普的出爾反爾,很多國家已經不在理睬特朗普。指望特朗普執行這個美方承諾本身就模糊不清的協議,更是天方夜譚,主要作用是胡弄老百姓。事實上,到了3月,美方就恢復了已經被取消的部分商品關稅。

        主流經濟界主導的貿易談判,中方唯一訴求,就是要求美方開放美國市場,不要通過關稅壁壘,將中國產品排除在美國市場之外,就是讓中國的企業能夠出口產品換取美國精英印制的美元鈔票,唯恐美國精英不再拿印制的美元鈔票購買中國的產品。最初宣傳,這樣可以增加外匯儲備,就可以變成富裕國家了。作為出身非經濟學領域的總理,溫家寶先生在任期間,公開說,現在外匯儲備多了,超過一萬億了,怎么把它們使用好?又成為我們一個新的難題。主流經濟界只好另找理由,現在的理由,則是維持工人就業。美方增加關稅后,主流經濟界則降低人民幣匯率15%以上,從而抵消美方增收的關稅帶來的影響,保持甚至降低出口美國產品的價格,從而增加了對美出口和出口順差。然而,帶來的問題則是進口產品漲價,帶來國內物價上漲,使得國內購買力下降,生產過剩一樣增加,國內經濟一樣困難。此舉等于讓美方免費獲得關稅,還不影響美國市場物價。可以說,是最荒唐賣國的對策了。

        

      三、中美脫鉤究竟對誰不利?歷史經驗

       

        歷史上,美國曾經兩次大幅度減少與西方其他國家經濟往來。第一次是美國發起貿易戰,背景是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年)后,當時美國經濟規模早已成為世界第一,在一戰前就超過排名第二到第四的英法德三國之和。因各參戰國不再需要從美國進口軍火,而經濟也逐步恢復、產業不斷增加,導致美國出口大幅度下滑,尤其是戰時作為主要出口品的農產品價格大幅度下跌。聯邦政府采用各種方法試圖提高農產品的價格,包括向國外發放貸款,增加歐洲國家購買農產品的支付能力。此外,美國政府還鼓勵銀行發放低利率的貸款進一步刺激經濟。連年的低利率、農業信貸放低標準導致信貸過度擴張,疊加大量國際資本和黃金流入美國,投機活躍,美國證券市場高位運行。此外,美國工人實際工資增速有限,不及社會生產率,消費信貸迅速擴張,疊加1929年農業部門因干旱和糧食價格下跌受損,產量下降,失業率上升,銀行不良貸款率提高,美國經濟結構惡化,股市泡沫風險進一步堆積。直至10月29日,股市泡沫正式破裂,道瓊斯指數從最高386下跌40%至230,下跌趨勢持續延續至1932年,彼時股市市值較1929年已蒸發89%。

        1929年,美國國會通過《斯姆特-霍利關稅法》(Smoot–Hawley Tariff Act),該關稅法施加自1830年來100年內美國最高關稅,將平均關稅水平提高至47%,對上千種產品提高或開始收取關稅,試圖減少進口,增加國內生產,保護國內產業。美國強硬實施《斯姆特-霍利關稅法》進一步提高關稅,嚴重破壞了正常的國際貿易關系,引發各國的強烈不滿,加拿大、意大利、西班牙、法國、英國和德國等國家紛紛出臺報復性貿易關稅政策,英法德意等國關稅均提高超過50%。一場席卷全球的貿易大戰由此展開。

        總體而言,大蕭條期間各國貿易下滑明顯,全球貿易在1929年至1934年間大約減少66%。從進出口數據看,美國進口金額從44億美元(1929年)下滑66%至15億美元(1933年),出口自54億美元(1929年)下滑至21億美元。其中來自歐洲進口商品從1929年13億美元下降到1933年3.9億美元,而出口到歐洲的商品從23億美元下降到7.8億美元。西方各國進出口同樣大幅下滑,其中英德法意等西方各國進口、出口在1930-1931年間分別平均下降26.2%、21.7%。從GDP數據看,各國經濟增速均出現下滑,其中美國GDP增速在1930-1932年分別下滑8.5%、6.4%和12.9%;英、德、法三國在此期間GDP下降5.4%、16.5%和15.3%。從失業率看,各國失業率在1929-1933年間迅速攀升,美英德加在1932年失業率均超過20%,分別為23.6%、22.1%、43.8%和26%。

        美國的經濟蕭條整整持續十年,到1940年的產出仍然低于1929年,1938年失業率仍高達20%以上。由于經濟長期蕭條,失業率高,很多人嚴重營養不良,1940年美國準備加入戰爭,40%以上年輕人體檢不合格,人口增長率大幅度下滑,比1920年代少增長800萬人。當時的美國報紙大量報道餓死人現象,很多人懷疑,美國餓死了數百萬人,當時美國的糧食產業下降了一半以上。胡佛總統卸任后,有一次在落基山區釣魚,有個本地人把他領到一間茅屋里,看到一個孩子已經餓死,另外七個也奄奄一息了。

        持續的經濟蕭條刺激獨裁主義、軍國主義崛起,間接造成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對德國來說,美國股市暴跌促使美國銀行中斷對德國的援助貸款,疊加金融危機擴散,德國銀行破產,實體經濟迅速萎縮,失業率飆升至43.8%。持續的經濟衰落促使民眾轉向支持納粹黨,德國政治轉向獨裁主義。1933年1月,希特勒所在納粹黨上臺執政,建立了獨裁政府。日本方面,1929-1931年間,其GDP下滑8%。1931年日本退出金本位制度,通過日元貶值和財政政策刺激經濟,大量赤字開支用于購買武器軍備,軍國主義實力日益膨脹。持續的經濟蕭條刺激獨裁主義、軍國主義崛起,最終爆發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發起的貿易戰,不僅給美國老百姓帶來驚天的災難,也給世界人民帶來戰爭,造成上億人傷亡,給人類帶來歷史上最黑暗的一頁。

        第二次脫鉤則是西方發起的。二戰結束后,當時歐洲各國因戰爭破壞,生產能力嚴重萎縮,包括戰勝國英國都因戰時德國大量轟炸,很多城市成為廢墟,貨幣購買力嚴重下降。相反,美國沒有受到戰火影響,反而因為供應盟國軍火,生產能力大發展,工業生產能力占世界一半左右。當時西歐各國的重建工作,十分依賴美國供應物資。美國出于戰略考慮,包括拉住西歐盟國對抗蘇聯的需要,制定了援助歐洲的馬歇爾計劃[1],提供了130億美元給西歐各國,讓它們可以使用美元從美國進口物資。此外,為提高美元地位,還提供5億美元做支付基金[2],幫助西歐盟國建立了支付聯盟,讓西歐各國可以從基金借貸美元,從而使用美元結算,使西歐各國在國際貿易中習慣于使用美元結算。當時西歐各國因為戰爭,貨幣購買力下降,在國際貿易中地位下降,也讓美元乘虛而入。

        二戰期間,美國曾組織盟國在美國東北部小鎮布雷頓森林召開國際貨幣金融會議,制定了《國際貨幣基金協定》[3],目的是促進貿易發展,其主要條款是第八條,規定加入國有限開放貨幣主權,讓他國可以使用外幣到各國采購物資,但本國可以限制貿易逆差。雖然當年只有3個美洲國家接受該條款,到1960年時,也僅有10個國家接受協定該條款[4],西歐盟國都沒有接受,但美國卻通過宣傳,讓很多人相信該協議是國際協定,是各國都應遵守的協定。

        美國又與蘇聯合作,支持英法控制的殖民地獨立,在很多第三世界國家收買代理人,成為新的殖民主義者。美國憑借軍事和經濟優勢,逐漸在世界各地擴張實力,控制了很多國家的經濟資源,逼迫西歐各國不得不在1961年加入國際貨幣基金協定,承諾有限開放貨幣主權,讓美國可以印鈔購買它們的物資了。

        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美國發動侵越戰爭,耗資巨大,嚴重影響國內物資供應,引起物價持續上漲。到1970年,按照美國經濟分析局數據庫(https://apps.bea.gov/itable/index.cfm),美元購買力下降到二戰前的三分之一左右,但美國卻一直堅持1933年的黃金美元比價,高估美元,由于美元高估,西歐各國貨幣低估,各國出口到美國的商品價格就被人為調低,從而擴大了出口,于此同時,從美國進口物資的價格被人為抬高,使各國商人減少從美國進口,造成貿易順差大幅度增加,使各國政府和民間積累了大量嚴重貶值的美元;造成各國物資大量減少,貨幣增加,物價飛漲;也讓美國實現了印鈔,從西方盟國購買物資支持戰爭的企圖。美國不愿貶值美元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影響美元形象,進而影響美國國際貨幣地位。到1970來臨西歐日本各國官方積累了610億美元[5],民間還儲備了數百億美元,十倍于美國儲備的黃金。美國卻不愿按照協定要求,兌現西歐各國持有的美元為黃金。

        當時日本和西歐各國都不愿持有美元,最初制定政策,促進民間花掉美元,例如西歐多國政府規定美元存款100%準備金,0或負利率等措施[5]335,而日本則補貼公司使用美元進口物資[6]。到1971年5月,各國干脆通過行政命令,禁止政府銀行停止兌換美元,從而使美元退出各國的國際貿易。這也是《國際貨幣基金協定》所允許的對付他國侵占其貨幣主權的行動,美國也無從反對。1971年5月5日美聯社德國法蘭克福電稱,“美元的大量出售今天迫使歐洲的一些政府銀行停止購買美國貨幣,并且使得貨幣專家磋商一些辦法來制止歐洲越來越嚴重的金融危機。這次自一九六九年以來在歐洲大陸發生的最嚴重貨幣危機,使美元成了一種按目前的兌換率實際上沒有人要的貨幣”。其中的關鍵,就是西方各國反對美國高估美元和美元匯率,導致貿易逆差,實現印鈔購買西方各國財富。西方各國終止購買美元后,美國無法再使用美元購買西方各國產品和資產了。當時美國財經官員聲稱“美元是我們的貨幣,但卻是你們的難題”,不過是一句宣傳。德國終止使用美元結算后,不僅很好地控制了物價,物價上漲率從未超過5%,而且經濟也較快地得到發展,實際年平均增長率超過3%。而美國卻陷入十年滯漲,物價高速上漲,經濟卻停滯。美聯儲的基準利率曾長期超過15%,最高時,曾高達20%。說明當時美國的物價年上漲率就高達15%到20%以上。

        此后西方各國推翻了國際貨幣協定規定的固定貨幣與黃金兌換率,等于廢止了固定匯率制度,開始實行浮動匯率。當時美國的經濟嚴重依賴掠奪其西方盟友,由于高估美元價值達到3倍左右,美國進口支付只有實際價值三分之一,例如,1971年進口738.2億美元,實際價值三倍于此,等于免費拿走1476.4億美元,約占當年美國產出12%。1971年西方各國禁止這種經濟掠奪后,美國經濟就進入嚴重的通貨膨脹時期。以石油或黃金價格計算,在此后十年,美元貶值了25倍,平均每年貶值38%。以批發物價計算,物價上漲率也經常高達10%以上。按照美國官方公布,1980年到了13.58%,到了1981年還有10.35%。到1980年前后,美聯儲不得不將基準利率長期維持在15%以上,甚至接近20%[7],以便減少增發美元,限制通貨膨脹。

        直到1981年,中國放棄支持第三世界國家對付美國,才讓美國各個擊破,重新控制了中東產油國,迫使中東國家將石油價格下調一半以上,從每桶37美元下降到十幾美元,一直保持到20世紀末。美元也因石油價格的下降,很快得到穩定,重新成為世界的主要貨幣。例如,【法新社華盛頓一九八一年四月十四日電】稱,“在第二次石油沖擊(指1979年伊朗國王被推翻,政局動蕩,世界石油市場出現搶購。歐佩克于1979年6月將原油價格提高到每桶18美元,1980年6月提高到32美元。)后出現的貨幣調整中,美元重新成為世界的主要貨幣”。在匯率方面,則不得不采用浮動匯率,由西方各國貨幣兌換市場決定美元與各國匯率了,到八十年代,西方各國通過會議,如廣場協議,逼使美國政府不得不同意貶低美元。

        由于美國此前主要借助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很少存儲他國貨幣,導致美國對外貿易嚴重受到影響。此后美國為應對這種情況,不得不要求西歐盟友與美國進行貨幣互換,從而讓美國可以獲得西歐各國貨幣,用于國際貿易結算。1984年發布的美聯儲介紹,見中文譯本《美國中央銀行的宏觀管理》第85頁[8],就提到了此前與德國進行的持續多年的貨幣互換,等于讓美國長期持有一筆德國貨幣資金,用于國際采購,當時德國馬克是相對比較穩定的貨幣。由于美國在德國駐軍,提供軍事防衛,德國不得不同意。美國長期搞貨幣互換,也等于暫時獲得了大量物資,但比此前的高美元匯率下所免費獲得的財富少得多。

        

      四、中美脫鉤的關鍵是提高人民幣匯率,美國卻不去推動實施

       

        美國事實上是十分依賴對外掠奪的經濟,一旦與外界脫鉤,甚至不需要脫鉤,只要減少對外掠奪,例如,1970年代不能掠奪其西方盟友,經濟就出現瀕臨崩潰的災難。現在美方主要掠奪中國,美方提出的中美脫鉤,按照特朗普的公開說法,就是要求中國消滅貿易逆差,讓美國資本家占有美國市場,消滅產業空心化。其關鍵是匯率,低人民幣匯率,導致我國出口價格被人為降低,從而能夠出口更多產品;同時進口物資價格就被人為調高,從而建設進口,形成貿易順差,實質就是讓美國印鈔低價“換走“中國物資,從而獲利巨大。這是國際經濟學基本常識,也是德國憲法中明確禁止的被他國掠奪的模式。沒有中國精英的配合,是不可能做到的。

        美方一直批評中國的貿易順差,使得美國產業空心化。偶爾也會批評中國搞低人民幣匯率,但美方從未采取實際行動。從歷史來看,改革開放之前,人民幣匯率比現在高得多,當時1美元只能兌換1.5元人民幣,美國FBI內部評估,還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都評估,是與市場相適應的匯率,或者說市場匯率。對外貿易本質是物物交換,應實行市場匯率,使得貿易得到平衡,防止形成貿易逆差,讓對方拿貨幣購買我們的物資,這是貨幣主權的基本要求,也是國際貿易的基本原則。相反,貿易逆差,本國印鈔就可以獲取他國物資,才是對本國有利的,才是美國長期堅持貿易逆差的主要原因,也是上個世紀七十年代,西方國家為消滅美國的貿易逆差,不惜中斷美元兌換,停止使用美元結算外貿的主要原因。

        但美國精英推銷的是與西方各國相反的政策,是對美國單方面有利的高美元匯率政策。美國精英經常利用美國和其他國家經濟關系,以及利用所控制的國際機構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強迫其他國家實行華盛頓共識十項宏觀經濟政策。每當一個國家發生經濟危機,缺少外匯,向美國求助時,美國精英就會提出上述要求,否則,美國精英就不會讓其控制的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提供貸款對付危機,同時限制對美出口,加重該國的經濟危機。因此,西方學者總結,美國政府經常用胡蘿卜加大棒來推銷這些政策[9]。但美國政府執行的宏觀經濟政策,卻往往與“華盛頓共識”政策相反[10]。然而,美國為各國培養了大批信奉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家,他們往往在本國積極推行華盛頓共識原則和政策[11]。我國主流經濟學家在國內也不遺余力地推銷這種原則和政策[12]。

        這十項政策中的第五項政策,就是關于匯率的,美國精英不再鼓吹自由化了,也是十項政策中唯一不符合自由化原則的政策,而是鼓吹有競爭力的匯率,也就是讓政府干預匯率,使本國貨幣兌換美元的匯率低于市場匯率,讓本國貨幣貶值,讓美元高估的高美元匯率,使出口產品在國際市場上被政府干預而人為降價,以促進出口,從而促進生產增長。卻不提這樣增加生產的勞動果實都分配給美國和西方了。等到該國習慣于降低的貨幣匯率以后,美國的政客又在報紙上經常公開聲稱,反對該國降低匯率,讓大家以為,美國并不贊成其他國家采用低貨幣匯率政策。人民幣匯率也是如此,但美國并不會采取實質性措施來反對,只是借此壓迫對手牟利。美國精英通過胡蘿卜和大棒推銷“華盛頓共識”政策,包括推銷低貨幣匯率政策,是第三世界各國大都實行此項政策的主要原因。

        改開后,中國長期實行低人民幣匯率,每年都大量貿易順差,形成中國負責生產,美國負責消費的中美國,都是迷信美國推銷的謬論的結果。其實質,是美國印鈔,就能購買中國工廠和產品,從而控制中國經濟資源,拿走大部分產出,從而等于為美國免費生產。中國持續近20年為美國和西方生產,大量消耗國內資源,還嚴重惡化了本國環境,形成了越演越烈的霧霾,從而引起了國內強大的反彈。多年來高層一直提倡產業轉型升級,增加國內市場,但都沒有得到落實。主流經濟界一直實施以出口為目的的出口導向政策,使國內勞動者個人收入占產出比例一直在下降,到現在已經下降到41%,消費占比僅30%,均不到美國一半。雖然國內老百姓的收入也在逐步增加,但與產出的增加不能同步。我們的經濟,是在不斷加大向美國和西方輸出產品來增加生產能力。

        由于勞動者收入占產出比例在不斷下降,大部分產出都被資本家拿走,雖然美國和西方資本家只占據我國產業鏈關鍵位置,卻拿走了大部分產出,從而等于是免費為美國和西方生產。例如,公開資料顯示,在蘋果17個生產工廠中,有14個位于中國境內,而2010年,蘋果公司每售出一臺iPhone手機,就獨占其中70%以上收入和90%以上利潤;而中國大陸相關業者卻僅能獲得占3%左右的收入,付給勞動者工資。另據報道,在過去的十年中,中國手機出口增長了十倍,占全球市場的比重接近八成,但99%的利潤都被美國的蘋果和韓國的三星兩家公司賺去。2012年,出口非洲一部售價300~400元人民幣的手機,獲取的純利潤大約在2~3元,利潤不到1%。即便是這不到1%的手機出口利潤也是靠出口退稅獲得的,“手機等家電行業的出口退稅率是17%……這就是為什么只有2%的毛利率,大家都還在這個行業里繼續掙扎的原因”。也就是說,內銷產品必須交納17%的稅,而出口卻不需要納稅,這無異于我國用納稅人的錢補貼外國消費者。至少自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我國的出口基本上都是靠出口退稅維持著,從事著“賠本賺吆喝”的生意。那么,這種出口增長的結果如何呢?我國社保基金2010年余額僅8566億元人民幣,養老金的空賬規模目前高達1.3萬億元人民幣,而2015年一年的出口退稅是1.3億元人民幣。換言之,我國有錢補貼外國消費者,卻無錢給居民交納養老金。

        事實上,美國和西方將很多工廠都轉移到中國,在中國建立了史無前例的生產能力,大部分工業產品生產能力比美國極盛時期生產能力還要高10倍以上。這些龐大生產能力,帶來的是極度的資源消耗,使我國很多礦石消耗都占世界一半左右,大都來自本國。一個國土面積只占世界不到7%的中國,消耗的礦產資源卻占世界一半,給中國帶來的是資源快速走向枯竭,從而從根本上損害了中國的國力。中國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變成了資源枯竭,嚴重對外依賴的“日本式”國家。到2011年,國務院已先后三次,一共批準了69個資源枯竭城市,由中央政府提供財政補貼,防止這些城市經濟崩潰。

        

      五、總結,特朗普要求中美脫鉤的實質

       

        所謂美方要求中美脫鉤,要求中方消滅貿易逆差,是很容易實現的,其關鍵就是中國提高人民幣匯率,減少賤賣和貴買,就可以大幅度減少出口,同時增加進口,從而實現從貿易順差到逆差的轉變,更重要的是,停止美國對中國的經濟掠奪。然而,中國實行低人民幣匯率政策,是美方精英用胡蘿卜和大棒推銷的結果,也是中國主流經濟界迷信西方,主動實行低人民幣匯率的結果。特朗普打著中美脫鉤名義,不是要求提高人民幣匯率,而是壓迫中方開放,實際是將我國更多經濟主權交給美國資本家,從而方便美國資本家從中國掠奪更多財富,不僅造成通貨膨脹,而且消耗大量資源,給中國帶來永久的傷害。

        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國人為抬高美元和美元匯率,導致貿易逆差,讓美國印鈔購買西方盟友物資,是當時西方各國嚴重通貨膨脹的主要原因,西方各國雖然在軍事防衛上依靠美國,卻干脆停止兌換美元,將美元排除出各國對外貿易結算,其結果是美國物價飛漲,經濟瀕臨崩潰,直到1981年物價上漲率還超過10%,基準利率長期高達15—20%,對比2013年國內基準利率曾在某個時刻增加到13%,就被國內主流報紙形容為高利貸利率,金融市場要崩潰了。可見那時美國經濟上的困境。當時美國工業產出還占世界三分之一左右。如今美國已經去產業化,工業上主要壟斷上傳少數生產設備和關鍵零件,工業消費品基本依賴進口,主要是中國低價賤賣產品,換取美國印制的美元欠條,保住美國經濟。

        美國在二戰期間,寧愿給英國貸款美元購買美國的軍火,也不接受當時被大部分國家和地區用于國際貿易結算的英國英鎊;在英國耗盡黃金后,先后出賣殖民地和殖民地上的經濟特權給美國,換取美國物資。抗戰時期,共產黨領導的山東抗日根據地,從無到有發展起來的,都能夠打敗當時的中央政府發行的法幣和日軍發行的偽幣,不僅成為抗日根據地唯一貨幣,甚至在敵占區流通,通過印鈔,從敵占區獲得大量物資,支持抗日事業。現在我們有占全球一半以上的生產能力,而且高技術市場同樣占據主導地位,卻反而采用低人民幣匯率,拱手讓出貨幣主權,讓西方印鈔買走我們的物資,甚至不惜犧牲大量經濟主權,讓西方在中國獲利,等于每年免費讓西方從我國拿走大量物資,導致物價過度上漲。其根本問題在于主流經濟界十分無知,似乎沒有西方印鈔買中國物資,就不知道如何通過市場解決物資的銷售,實質是不會使用貨幣和市場解決產品分配問題,不知道必須依據產出的增加而同步增加收入,才能通過市場實現產品的銷售和分配。

        特朗普要求的中美脫鉤,都是謊言,都是謀取中國經濟主權和經濟利益的手段,都是中國主流經濟界迷信美國和西方,密切配合美國精英下的產物。我們本就應該大幅度提高人民幣匯率,消除貿易逆差,更不應該為了保持貿易逆差和西方市場,犧牲主權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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