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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淼、宋麗丹、康晏如: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的世界左翼思潮和運動研究

      周淼、宋麗丹、康晏如 · 2020-07-14 · 來源:世界社會主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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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國外左翼思想和運動的發展面臨很多挑戰和問題,但只要資本主義的矛盾和危機仍然存在,在不斷增強問題意識、回應時代訴求中全面彰顯馬克思主義的研究立場和傳統,國外左翼思想和運動就會不斷迎來發展與進步。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的世界左翼思潮和運動研究

        2019年國外左翼思想研究概覽

        周淼、宋麗丹、康晏如

        當今世界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呈現新的變化。針對當前世界面臨的諸多挑戰和緊迫任務,2019年國外左翼學者希望能夠回答一些熱點問題,以展現馬克思主義的當代價值和生命力。

        

        國外左翼思想研究最新發展動態

        

        2019年,國外左翼學者發表了大量研究馬克思本人及其思想當代價值的文章,對當代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以及帝國主義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批判。2019年也恰逢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國外左翼也越來越關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價值、意義特別是對世界社會主義的積極影響進行了廣泛探討。與此同時,國內學界對21世紀國外馬克思主義的發展現狀進行了評析,對國外左翼學者關于數字資本主義、金融資本主義、資本主義危機等最新研究成果進行了譯介和討論。

        2019年6月,紐約左翼論壇在布魯克林召開,會議主題是“左翼還需要做什么”。社會主義大會成為美國當下左派的重要集會場所。7月,美國社會主義大會在芝加哥召開,會議主要圍繞資本主義的困境與危機、如何運用馬克思主義回應現實問題、尋求資本主義替代方案的斗爭與策略等主題展開;“馬克思主義節”在倫敦舉行,主辦方是英國社會主義工人黨,主題是“社會主義理念的節日”。10月,“呼吁社會主義”組織在倫敦舉辦“2019革命節”,紀念英國的革命歷史———從19世紀的憲章運動到1926年的總罷工,再到目前正在進行的政治斗爭,并就時事、歷史、哲學和經濟學等問題進行討論。11月,由中國社科院主辦的第十屆世界社會主義論壇在北京舉行,與會中外學者聚焦論壇主題“新中國七十年與世界社會主義”展開熱烈研討。11月5日,第六屆全國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論壇在中國礦業大學召開,與會專家圍繞“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70年”這一主題進行了廣泛交流。

        二

        國外左翼思想重要理論與熱點問題研究

        1.關于帝國主義問題的研究和探討

        帝國主義問題一直是21世紀以來西方左翼理論界的研究熱點。近年來,大衛·哈維、約翰·史密斯等學者圍繞列寧帝國主義理論的當代適用性及發展展開了爭論。史密斯認為,金融資本與產業資本以及國家政權高度相關,金融資本能夠將階級矛盾轉移為地域矛盾。隨著利潤下滑、國際競爭加劇,當今時代比過去幾十年都更具有戰爭爆發的危險。美國學者因坦·蘇萬迪、R.J.約恩納、福斯特從全球商品鏈的角度,對新帝國主義作了分析。他們認為,21世紀的資本主義生產已不再是國家經濟的簡單集合,各國都深深地內嵌于全球商品鏈之中。壟斷金融資本建立了一種新的帝國主義國際分工,要剖析當代帝國主義本質,就必須離開自由貿易占主導地位的交換領域,進入存在極高剝削率的生產領域。全球化剝削主要隱藏于勞動價值商品鏈及其背后的全球勞動套利機制中。[1]福斯特指出,當今世界處于帝國主義晚期,也是壟斷金融資本全球化和經濟停滯、美國霸權衰落和世界沖突加劇的時期,預示著地球災難或新的革命開端。更廣泛的人類斗爭必須建立在南半球人民的持續革命抵抗的基礎上。[2]謝富勝等人介紹了國外學者關于帝國主義問題的最新爭論,認為帝國主義的本質并未改變,但其表現形式發生了變化,呈現出階段性特征。[3]

        2.關于新自由主義的深入分析和批判

        對新自由主義的分析和批判是國外左翼學者始終關注的議題。福斯特指出,新自由主義是統治階級推行政治意識形態建設的綜合工程,它與壟斷金融資本的崛起相關,其主要戰略目標是將國家嵌入資本主義市場關系之中,打造絕對資本主義體系,從而使當代人類生存和生態陷入更危險境地。[4]印度學者羅特薩·帕特內克等人認為,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已經走入死胡同,其中全球生產過剩和資產價格泡沫是導致其走入死胡同的主要原因。新自由主義的失敗還突出表現在世界經濟因美國互聯網和房地產泡沫遭到重創、第三世界通過增加出口拉動經濟增長的時代基本終結、國際收支失衡席卷整個第三世界、法西斯主義在全球范圍內再次興起等方面。[5]印共總書記西塔拉姆·亞秋里指出,新自由主義是當代資本主義危機的根源,資本主義危機造成資本主義政治右傾化,帝國主義的軍事和政治侵略及帝國主義之間內部矛盾加劇;全球許多地區對右翼政治勢力崛起的抵制增加。[6]

        3.對當代資本主義及其新變化的探討

        福斯特對當前資本主義危機及其發展前景進行了深刻論述。他指出,進入21世紀還不到20年,資本主義作為一種社會制度已經失敗,法西斯主義、種族主義、帝國主義和戰爭重新抬頭。解決眼前危機的方法既是社會的,也是生態的。[7]蘇珊娜·杰弗瑞針對2019年全球氣候運動指出,全球帝國主義由于國家和資本利益在減少,化石燃料使用方面未取得任何進展,只有動員工人階級的力量才能推動上述問題的解決。[8]數字資本主義是近年來的熱門話題。德國學者菲利普·斯塔布、奧利弗·納赫特韋從對市場和勞動的控制角度,提出數字化已經成為分析當代資本主義的一種元趨勢。一些后資本主義理論家們認為,信息技術使工作的廢除成為可能,勞動力擺脫了合理化與控制的枷鎖。通過分析亞馬遜公司案例,他們認為目前勞動過程合理化是企業競爭戰略的關鍵,數字控制的擴大和數字經濟企業所采用的組織結構是資本主義勞動擴大而非其減少的證據。[9]藍江對國外學者的數字資本主義思想進行了述評。他認為,數字異化勞動正在成為新的抽象統治。為了打破這種數字異化勞動,人類必須實現數據共享,重新從數據的視角來審視馬克思提出的共產主義的希望。[10]

        4.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及其世界意義的研究

        原德國統一社會黨總書記、民主德國國務委員會主席埃貢·克倫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對于世界社會主義以及人類社會和平與發展的積極意義給予了高度評價。他指出,中國發展經驗表明,凡是真正想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人,都無法繞開中國經驗。承擔人類進步先驅者角色的,18世紀是法國1789年的大革命,20世紀是俄國的十月革命,21世紀將由中國擔當。[11]俄羅斯學者H.A.斯盧卡等人認為,中國成功找到適合自己發展的道路并把經濟增長的內外因素相結合是中國經濟快速繁榮的關鍵。[12]前羅馬尼亞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托馬·伊萬認為,中國普遍繁榮反映出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生活等領域的眾多成就,會成為對世界一些地區非常有吸引力和鼓舞人心的榜樣。在中國以外的一些地區,中國的現實和發展前景對它們來說具有行動準則方面的借鑒意義。[13]

        5.對國外左翼思想的評析與思考

        有學者介紹了2018年國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界在基本理論上的新進展,內容涉及政治經濟學的核心議題,包括價值理論、剩余價值理論、剝削、利潤率和伴隨資本積累的宏觀經濟動態等。[14]有學者探討了當代西方左翼思潮中的現代性批判問題,認為當代西方左翼思潮從資本主義替代到現代性批判之旨趣轉換包含著一個重大困境,它們在理論表象上似乎愈發激進了,但在政治上實際退卻了。[15]也有學者對“西方激進左翼理論家”在新時代實踐下重新開啟的關于共產主義的探討進行了介紹,解析了國際金融危機后西方新共產主義思潮形成的原因背景、理論內涵和意義及其歷史局限性。[16]還有學者對當前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的整體現狀進行了評析,認為當前國外馬克思主義看似繁榮,實則發展乏力,且在西方學院體系中存在持續邊緣化的風險。繁榮是就作品數量而言,發展則是指新的理論范式、理論流派、學術觀點的出現及其產生的實質性影響。[17]上述論斷雖是個人判斷,但也指出了國外馬克思主義發展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和面臨的挑戰。

        三

        國外左翼發展現狀研究

        1.北美、歐洲地區左翼研究

        金融危機以來,美國的左翼思潮和運動逐漸活躍。有學者認為,雖然美國新自由主義的理論主導與政策實踐使民眾在生產、生活和政治參與中積壓了大量不滿,直接導致社會中左翼運動再度活躍,但由于主客觀原因,左翼運動難以持久地發揮影響力。為突破此種窘境,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聯合會提出了“回到工人階級”的口號,倡導深入勞工群體以鞏固自身發展基礎。聯合會的活動為美國左翼運動發展帶來了新的可能性。[18]有學者撰文分析了歐洲左翼陣營的發展現狀,認為今后歐洲左翼陣營將發生變化:持溫和立場的社會民主黨將明顯衰落,持極端立場的左翼政黨將越來越受選民青睞;在極端左翼政黨中,民粹主義政黨將顯著崛起,甚至有可能取代社會民主黨,成為左翼陣營中的主要政黨。[19]還有學者指出了歐洲左翼政黨面臨的挑戰,認為面對金融危機的打擊,以追求平等為訴求的中左翼政黨并沒有出現機會窗口,而是遭遇了創建以來最嚴重的挫折與危機。2018年,在28個歐盟成員國中,由中左翼政黨執掌政權的從原來的13個降到只有1個。歐洲今日的中左翼政黨是統治精英的一部分,其目標、價值觀與過去相去甚遠。[20]

        另有學者介紹了德國左翼黨的發展現狀,認為德國左翼黨擺脫了當年困境,實現了向“全德黨”的轉型,填補了德國政黨體制中社民黨左翼的部分“政治真空”,建立了“雙頭領導體制”,但依然面臨著領導層孱弱、組織缺乏集體認同、意識形態模糊等多種困境。[21]2019年5月,歐盟舉行了下一屆歐洲議會的選舉,中左和中右政黨繼續保持議會兩大政治團體的地位,但失去了絕對優勢席位。比利時工人黨近年來增長較快,2019年,首次進入歐洲議會,1人當選歐洲議員。2018年,法國爆發了“黃馬甲”運動。2019年2月,左翼的“法國總工會”與“黃馬甲”首次聯合,舉行全國性游行示威,抗議法國政府關于退休制度的改革方案。法國著名學者、“新共產主義”領軍人物阿蘭·巴迪歐認為,“黃馬甲”運動是大規模中產階級的無組織運動,他們雖然并非以革命的方式建立新的秩序,但在未來可能產生一股更有組織、更強大的力量。

        2.俄羅斯、中東、非洲地區左翼研究

        有學者指出,當代俄羅斯馬克思主義研究以“21世紀社會主義復興運動”為思想共識,在資本邏輯全球化背景下展開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理論探索與實踐主張,形成了獨特研究路向,主要有回歸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立場與方法,深入反思蘇聯社會主義實踐與馬克思主義俄國化的歷史經驗;分析當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與左翼社會主義運動之間的力量博弈與矛盾轉化,展開對俄羅斯國家轉軌后“邊緣資本主義”困境的批判性分析;積極探索馬克思主義與特定民族國家歷史道路相結合、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現實性。[22]還有學者提出俄羅斯民眾對斯大林及其領導的蘇聯肯定性評價的回升,呈現了社會主義信念的復興趨勢,體現了人類社會前進和發展的深層次要求。[23]有學者介紹了中東左翼政黨的合作問題,出于對現行國際體系的批判、應對新自由主義的挑戰以及提高政黨理論合法性的動機,中東左翼政黨積極開展國際交流與合作。但受國際形勢影響,這種國際交流與合作的局限性同樣明顯。[24]左翼政黨是阿爾及利亞的重要政治力量之一。阿爾及利亞政府為左翼政黨在制度內開展政治活動提供了一定空間,并確保其制度化政治參與并不會對政權造成沖擊。但受歷史、民族等因素制約,左翼政黨缺乏民眾支持,效力不足。[25]

        3.拉美地區左翼研究

        2019年,拉美左翼出現了新的變化。在玻利維亞,軍警和右翼極端分子發動政變,總統辭職,并飛往墨西哥尋求庇護。關于拉美左翼發展現狀,袁東振認為,“左退右進”的效應持續發酵,左翼執政黨面臨難題增多,“21世紀社會主義”實踐探索遭遇新挫折。但拉美左翼政治力量的影響仍不可小覷,一些仍繼續執政的左翼政府不斷調整經濟社會政策,執政方針趨于溫和化與實用主義化。[26]有學者認為,拉美左翼政府的新發展主義和“21世紀社會主義”既是對新自由主義模式和“華盛頓共識”的糾偏,也是對新發展模式的一次有益探索。然而,左翼政府施政主要借助大宗商品繁榮帶來的收入,政策調整的基礎薄弱而不穩,并未能確立一個真正可以替代新自由主義的、可持續的新發展模式。[27]近年來,左翼在掌握拉美多國執政權十多年后,逐漸顯現出衰弱趨勢。

        四

        國外左翼研究的思考及建議

        2019年,世界和平與發展面臨的不確定不穩定因素明顯增多。值此世界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之際,國外左翼學者和組織關注的議題十分廣泛,充分反映了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視野及人類關懷。這說明,雖然國外左翼思想和運動的發展面臨很多挑戰和問題,但只要資本主義的矛盾和危機仍然存在,在不斷增強問題意識、回應時代訴求中全面彰顯馬克思主義的研究立場和傳統,國外左翼思想和運動就會不斷迎來發展與進步。同時,對于國內的國外左翼思想研究而言,正如有學者指出的,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70年形成了重視文本研究的好傳統,并在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得到了很好的傳承,但同時必須明白的一點是過猶不及,研究的目標不是文本,而是其中的思想及其當代中國轉化。17國外左翼學者對馬克思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研究,特別是對當今金融壟斷資本主義的新變化、新自由主義、帝國主義等問題的研究,為發展21世紀馬克思主義、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資源。對國外學者的上述研究成果,亟需予以科學吸收與借鑒,并加快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哲學社會科學。

        近年來,許多高校和研究機構舉辦了世界社會主義論壇、世界馬克思主義大會等,吸引了許多國外左翼學者和組織參加,意義極為重大。正是由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創新與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取得了巨大成功。國內學術界應明確自己的歷史使命與責任擔當,加強與國外左翼學者和馬克思主義研究者的合作與交流,以共同回應人類和平與發展面臨的一些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從而推動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的不斷發展。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國外左翼思想研究室

        文章來源:《科學社會主義》2020年第2期

        注釋:

        [1]Intan Suwandi,R. Jamil Jonna and John Bellamy Foster, Global Commodity Chains and the New Imperialism, Monthly Review Volume 70, No. 10(March 2019).

        [2]John Bellamy Foster,Late Imperialism:Fifty Years After Harry Magdoff's The Age of Imperialism,Monthly Review Volume 71,No. 3(July-August2019).

        [3]謝富勝、李英東:《當代帝國主義發生質變了嗎——國外馬克思主義學者的最新爭論及局限》,《中國社會科學評價》2019年第3期。

        [4]John Bellamy Foster, Absolute Capitalism,Monthly Review Volume 71,No. 1(May 2019).

        [5]Utsa Patnaik, Prabhat Patnaik, Neoliberal Capitalism at a Dead End, Monthly Review Volume71,No. 3(July-August 2019).

        [6]西塔拉姆·亞秋里著,陳平、封曉健譯:《新自由主義的危機及其多元后果》,《國外理論動態》2019年第2期。

        [7]John Bellamy Foster,Capitalism Has FailedWhat Next? Monthly Review Volume 70,No. 9(February 2019).

        [8]Suzanne Jeffery,Dirty energy,capitalism and the working class,International Socialism,Issue162-Spring 2019.

        [9]菲利普·斯塔布、奧利弗·納赫特韋著,魯云林譯:《數字資本主義對市場和勞動的控制》,《國外理論動態》2019年第3期。

        [10]藍江:《生存的數字之影:數字資本主義的哲學批判》,《國外理論動態》2019年第3期。

        [11]周淼:《重大歷史見證者感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光明日報》2019年8月31日。

        [12]Н.А.Слука,Т.Х.Ткаченко,Китай вызывает потрясения в западном мире…,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Востока,№4,2019г.

        [13]雷曉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世界意義——訪前羅馬尼亞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托馬·伊萬》,《馬克思主義研究》2019年第11期。

        [14]陳偉凱等:《國外政治經濟學研究新進展(2018)》,《政治經濟學評論》2019年第3期。

        [15]卓承芳、胡大平:《當代西方左翼思潮現代性批判的政治困境及其出路》,《西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1期。

        [16]白帆:《新共產主義話語的重啟——淺析當代西方左翼新共產主義思潮》,《佳木斯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9年第4期。

        [17](28)張亮:《21世紀以來國外馬克思主義的發展狀況及其中國反思》,《中國社會科學評價》2019年第3期。

        [18]張彥琛:《美國左翼運動的現狀與發展趨勢》,《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9年第6期。

        [19]夏慶宇:《歐洲國家左翼陣營的構成情況及變化趨勢》,《大連海事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1期。

        [20]楊云珍:《歐洲中左翼政黨現狀及原因》,《中國社會科學報》2019年3月27日。

        [21]王軍:《當代德國左翼黨的嬗變:“全德黨”及其困境》,《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19年第5期。

        [22]戶曉坤:《21世紀俄羅斯左翼學者對社會主義理論的新探索》,《馬克思主義研究》2019年第2期。

        [23]李瑞琴:《俄羅斯民眾對斯大林及蘇聯評價轉變探源》,《安徽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6期。

        [24]易小明:《中東左翼政黨的國際交流與合作:特征分析及其評價》,《科學社會主義》2019年第6期。

        [25]易小明:《阿爾及利亞左翼政黨的政治參與及其特征研究》,《社會主義研究》2019年第4期。

        [26]袁東振:《拉美政治生態的新變化與基本趨勢分析》,《國際論壇》2019年第3期。

        [27]方旭飛:《拉美左翼對新自由主義替代發展模式的探索、實踐與成效》,《拉丁美洲研究》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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