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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紹光:改革開放前三十年的探索,“軟”“硬”兼具

      王紹光 · 2020-07-08 · 來源: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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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硬件”方面講,毛澤東時代為中國建立起了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包括國防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從“軟件”方面講,土地改革、社會主義改造以及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的種種措施使中國變成一個相對扁平化的社會,不存在任何勢力強大的“分利集團”。

        文丨王紹光

        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特聘研究員,公共管理學院、蘇世民書院特聘教授

        原文載丨中國道路研究出版中心;摘編自丨《中國崛起的世界意義》,王紹光著,中信出版集團

        在過去30多年里,“市場原教旨主義”甚囂塵上。它的許諾很簡單也很誘人:只要將財產權交給私人,將決策權交給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私人企業主,將政府干預減至最低程度,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就會源源不斷地創造出無窮無盡的財富,“下溢效應”(涓滴效應)最終會讓所有人受益。

        然而,正如卡爾·波蘭尼指出的那樣,“這種自我調節的市場的理念,是徹頭徹尾的烏托邦。除非消滅社會中的人和自然物質,否則這樣一種制度就不能存在于任何時期,它將摧毀人類并將其環境變成一片荒野”。20世紀末,在“華盛頓共識”肆意蔓延的同時,窮國與富國、窮人與富人之間的鴻溝越來越大,致使貧富差距最大的拉丁美洲國家紛紛“向左轉”。到21世紀初,“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危害已變得如此明顯,以至于它的一些有良知的信徒也看不過眼。其后不久,一場嚴重的經濟危機從美國蔓延至全世界,作為資本主義象征的大型企業一個接一個面臨破產倒閉的厄運。“滄海橫流,方顯出英雄本色。”雖然世界經濟危機也拖累了中國經濟,但2008年,中國經濟增長速度高達9.65%;其后3年,年均增速是9.86%;雖然2012年以來增速回落,中國的經濟仍然一直維持正增長,并成為全球經濟復蘇的火車頭。在這種強烈的反差下,重新審視中國堅守的方向和走過的道路,意義非同尋常。

        在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就指明了新中國未來的方向,即“經過人民共和國到達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到達階級的消滅和世界的大同”。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反復強調,我們的總任務是,“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要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要實現農業的社會主義化、機械化”,要“改變我國在經濟上和科學文化上的落后狀況,迅速達到世界上的先進水平”。1957年,他把這個目標清楚地概括為“建設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為實現這個目標,首先必須大力發展生產力。20世紀50年代,中國還十分貧窮落后,毛澤東非常重視生產力的發展。他指出:“韓愈有一篇文章叫《送窮文》,我們要寫送窮文。中國要幾十年才能將窮鬼送走。”他還提醒全國人民,“現在我們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面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他認為,要經過三個五年計劃,即15年左右,才可以打下一個基礎;要經過大約50年即十個五年計劃,才能建成一個富強的中國。當然,作為社會主義國家,“這個富,是共同的富,這個強,是共同的強,大家都有份,也包括地主階級”。

        既然方向是明確的,度過1949—1952年的國民經濟恢復期以后,毛澤東便開始探索了一條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改造道路。

        (一)所有制方面的探索

        1952年,公有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還不大,非公有經濟仍占統治地位。社會主義改造就是要將農業和手工業的個體所有制改變為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將私營工商業的資本主義所有制改變為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使生產資料的公有制成為我國唯一的經濟基礎。經過4年時間,中國于1956年基本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到1957年,公有經濟已經一躍占據國民經濟的支配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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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 各種經濟成分比重變化表 單位:%

        有不少人認為,1957年以前中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是完全照搬蘇聯模式。這完全是誤解。在這一點上,毛澤東很清醒,“我們信仰馬列主義,把馬列主義普遍真理同我們中國實際情況相結合,不是硬搬蘇聯的經驗。硬搬蘇聯經驗是錯誤的。我們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和農業的合作化是跟蘇聯不同的”。蘇聯對資本家采取了剝奪政策,甚至試圖在肉體上消滅資本家;中國則通過贖買的方式將私人資本轉化為公有資本,力圖將他們改造成自食其力的社會主義勞動者。蘇聯采取命令主義和專橫的方式進行農業集體化,并對富農采取以暴力手段徹底剝奪和消滅的政策;中國的農業合作化則不帶有蘇聯那樣的強制性,過程也沒有蘇聯那么混亂。結果當然也不一樣,“蘇聯農業集體化后幾年是減產的,而我們農業合作化后是增產的”。

        雖然,毛澤東希望有朝一日實現所有生產資料的全民所有制,但他特別強調,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這兩種社會主義所有制形式的界限“必須分清,不能混淆”。“蘇聯宣布了土地國有,我們沒有宣布土地國有。斯大林不賣拖拉機等生產資料給集體農莊,我們賣給人民公社。所以在我們這里,勞動、土地及其他生產資料統統都是集體農民的,是人民公社集體所有的。因此,產品也是集體所有的。”蘇聯在1936年宣布建成社會主義。次年,其國家所有制已占到全部工業成分的99.97%,國營農業在農業固定基金中所占的比重也高達79.2%。此后,在蘇聯,這種生產資料高度集中于國家的狀況,不僅沒有被削弱,反被不斷強化。而中國則不同,1956年以后,雖然國有企業在國民經濟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但直到1978年,國有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也才剛過半(見表1)。同年,在全國工業總產值中,國有企業占77.16%,集體企業占22.14%。但從工業企業數目上看,國有企業只有83700家,而集體企業多達264700家。除此之外,中國還在“大躍進”和“文革”后期,大力扶植一種新型企業,即社隊企業(1984年后改稱鄉鎮企業)。

        1978年,全國社隊企業達152萬家,社會總產值達491億元,占全社會總產值的比重為7.17%,占農村社會總產值的比重為24.10%,并安置農村勞動力2827萬人,占農村勞動力總量的9.2%。企業數目如此之多,使得嚴格的中央計劃難以在全國各種類型企業中實現。

        (二)計劃經濟的探索

        如果說1956年以前有“照抄”蘇聯的地方,主要是指在制訂五年計劃方面。大規模推進社會主義工業化是一項極其艱巨的任務,牽涉一系列復雜的問題。毛澤東坦承:“對于政治、軍事,對于階級斗爭,我們有一套經驗,有一套方針、政策和辦法;至于社會主義建設,過去沒有干過,還沒有經驗。”由于新中國成立初期,領導人對社會主義建設還不熟悉,唯一的出路便是向社會主義“老大哥”蘇聯學習。中國從1951年初就開始著手編制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1957),前后共編制了5次。其間,毛澤東派出以周恩來為團長,陳云、李富春為副團長的政府代表團到蘇聯取經。周恩來和陳云在蘇聯進行了長達一個多月的考察,李富春則率代表團在蘇聯逗留10個月之久。

        雖然“一五”是向蘇聯學習的產物,但它不是一個蘇式計劃。主持制訂該計劃的陳云便坦承:“這個計劃,有比較準確的部分,即國營經濟部分。也有很不準確的部分,如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都只能做間接計劃,而這些部分在我國國民經濟中又占很大比重。我們編制計劃的經驗很少,資料也不足,所以計劃帶有控制數字的性質,需要邊做邊改。”另外,這個1953年開始的計劃,直到1955年7月才經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正式通過;同年11月9日和12月19日,國務院才先后發布命令,要求各地、各部門執行。而到1956年,計劃規定的任務就已經提前完成了。可見這個計劃并不像蘇式計劃那么死板。

        基于毛澤東有關矛盾普遍性的哲學觀和對“一五”的觀察,他并不信奉嚴格的蘇式計劃。他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下冊時,對第26章《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規律》批評最多。他認為,“有不平衡,有比例失調,才能促使我們更好地認識規律。出了一點毛病,就以為不得了,痛哭流涕,如喪考妣,這完全不是唯物主義者應有的態度”。因此,“計劃常常要修改,就是因為新的不平衡的情況又出來了”。毛澤東更多的是強調統籌兼顧,綜合平衡,“兩條腿走路”,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條件下,實現幾個同時并舉(包括工農業同時并舉,輕重工業同時并舉,大中小企業同時并舉,洋法土法同時并舉,中央與地方同時并舉)。在這種指導思想下,“二五”(1958—1962)完成制訂,但開始執行不久就被接踵而來的“大躍進”打亂。其后出現的國民經濟主要比例關系失調,使得經濟建設不能按原來的部署繼續進行,只得于1961年實行國民經濟“調整、充實、鞏固、提高”八字方針。這次調整一直持續到1965年,致使“三五”延遲到1966年才開始。

        但“三五”(1966—1970)開始之際正是“文革”爆發之時。在“文革”最初三年,任何計劃工作都難以進行。1967年,雖然制訂出了年度計劃,但無法傳達到基層;1968年,干脆就沒有計劃;而1969年,除原油產量外,幾乎完全沒有實現計劃指標。

        “四五”計劃(1971—1975)指標直到1971年4月才下達。而到了1973年,毛澤東認為,計劃工作仍沒有走上正軌,有必要擬訂《第四個五年國民經濟計劃綱要(修正草案)》。

        由此可見,毛澤東時代的計劃體制遠不像蘇聯體制那么僵化,而總是變動不居。不過,變動不居的代價是經濟增長呈現劇烈的波動性。

        中國計劃體制與蘇聯更大的不同是其分權的程度。毛澤東從來不喜歡蘇式中央計劃體制,這主要是因為他從骨子里厭惡官僚體制。早在1953年,他就反對地方工業上繳太多利潤,因為這意味著“用于擴大再生產的投資就太少了,不利于發揮地方的積極性”。到1956年談《論十大關系》時,他反復強調,“有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比只有一個積極性好得多。我們不能像蘇聯那樣,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點機動權也沒有”。1958年2月,他又提出在中國搞“虛君共和”的設想。此后,只要一有機會,他就會極力推行權力下放。第一次是1957—1958年,中央大規模下放了財權、計劃管理權、企業管理權。由于“大躍進”受挫,1961年后,在劉少奇、陳云主持下,中國恢復了對國民經濟的集中統一管理,收回了前幾年下放的權力。然而對毛澤東來說,收權僅僅是擺脫暫時困難的權宜之計。一旦經濟好轉,他決心再一次打破蘇式的中央計劃體制。

        1966年3月,毛澤東在杭州政治局會議上再次提出“虛君共和”的口號,批評中央收權收得過了頭,指示凡是收回了的權力都要還給地方。用他的話說就是“連人帶馬全出去”。不過,幾個月后開始的“文革”延遲了他的分權計劃。20世紀70年代初,形勢剛剛穩定下來,毛澤東再一次發起了分權運動。這次,他要求將所有“適合”地方管理的企業的管理權統統下放到地方,連鞍鋼、大慶油田、長春第一汽車制造廠、開灤煤礦這些大型企業也不例外。與此同時,財政收支權、物資管理權也再次下放。

        此后,周恩來、鄧小平適度加強了中央政府的主導權,但到“文革”結束時,中國已經是一個相當分權化的國家,與蘇式高度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迥然不同。這種不同的一個重要表現是國家集中統一分配的物資遠比蘇聯少得多。蘇聯按分配權限把物資分為三種,即分配權限屬于國家計委的“基金化產品”,分配權限屬于中央各部的“集中計劃產品”,以及分配權限屬于各加盟共和國的“非集中計劃產品”。蘇聯“基金化產品”在20世紀50年代初就有2370種之多,而“非集中計劃產品”的份額很小。中國也按分配權限把物資分為三類,即由國家計委統一分配的“統配物資”,由中央各部分配的“部管物資”,以及由地方分配的“三類物資”。如圖1所示,到“文革”后期,統配物資與部管物資加在一起只有217種。此外,幾次分權讓地方政府嘗到了甜頭,它們對完成國家調撥指標的態度也未必總是唯唯諾諾,更有甚者拒絕按國家調撥價將本地物資賣給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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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 國家統配物資與管理物資的種類

        (三)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方面的探索

        20世紀50年代初期,毛澤東對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集中在所有制上;50年代中期以后,毛澤東對中國道路的研究開始轉移到計劃體制上;50年代后期,他還開始了另一方面的探索,即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改變人與人的關系。

        實際上,早在1957年,毛澤東就提出,雖然生產資料所有制方面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了,但“人的改造則沒有完成”。次年,在評論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時,他進一步指出,“經過社會主義改造,基本上解決了所有制問題以后,人們在勞動生產中的平等關系,是不會自然出現的。資產階級法權的存在,一定要從各方面妨礙這種平等關系的形成和發展。在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系中存在著的資產階級法權,必須破除。例如,等級森嚴,居高臨下,脫離群眾,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飯而是靠資格、靠權力,干群之間、上下級之間的貓鼠關系和父子關系,這些東西都必須破除,徹底破除。破了又會生,生了又要破”。那時,他用來破除“資產階級法權”的手段是搞整風,搞試驗田,批判等級制,下放干部,“兩參一改”(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等等。其后,1963—1966年在全國城鄉開展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也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但在他看來,這些措施都不足以打破“資產階級法權”,消除“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

        《五七指示》是毛澤東晚年的理想宣言,從中我們可以看出毛澤東憧憬的是一個逐步消滅社會分工,消滅商品,消滅工農、城鄉、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這三大差別的扁平化社會,其目標是實現人們在勞動、文化、教育、政治、物質生活方面全方位的平等。“文革”前期對“走資派”的批判,以及“文革”后期對“新生事物”(五七干校,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革命樣板戲,工農兵上大學、管大學,工宣隊,貧宣隊,赤腳醫生,合作醫療,老中青三結合,工人-干部-知識分子三結合,等等)的扶持都可以看作是實現他理想的途徑。

        簡而言之,毛澤東對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在所有制問題上,中國沒有偏重純而又純的大型國有企業,而是造就了上百萬集體所有制的中小企業;二是在計劃問題上,中國沒有實行中央集權的計劃體制,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將財政收支權、計劃權、物資管理權下放給各級地方政府;三是在“資產階級法權”問題上,中國沒有形成森嚴的等級制,而是用種種方式促進人們在經濟、社會、政治、文化地位上的平等,當然“階級敵人”除外。

        對前三十年探索社會主義道路這段歷史,鄧小平指出,“我們盡管犯過一些錯誤,但我們還是在三十年間取得了舊中國幾百年、幾千年所沒有取得過的進步”。對在長時間周期世界經濟增長頗有研究的安格斯·麥迪遜與鄧小平的看法一致:盡管中國在1952—1978年間遭到西方國家的排斥與阻隔,還與美國、蘇聯對峙,與韓國、印度發生了戰爭,但相比過去100年,新中國經濟仍取得了巨大的進步。他對中國GDP增長速度的估計遠低于官方數據,但即使按他的數據,在此期間,中國GDP也翻了三倍,人均GDP增加了82%,勞動生產率提高了58%。經濟結構也實現了歷史性的轉型:1952年,GDP中的工業比重是農業比重的1/4;而到了1978年,工業比重已經大大超過農業比重。

        (四)前三十年探索的成就

        與蘇式體制相比,中國成百萬中小企業的存在、各地相對完整的產業體系,以及分權的計劃體制為改革開放后的市場競爭創造了有利的制度條件。除此之外,盡管歷經波折,毛澤東時代不僅取得了較快的經濟增長速度(見圖2),也為改革開放后的高速經濟增長奠定了堅實的“硬件”與“軟件”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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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 中國GDP增長率,1949—2018年

        從“硬件”方面講,毛澤東時代為中國建立起了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包括國防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一個由鐵路、公路、內河航運、民航空運構成的交通運輸網絡,為20世紀80年代以后的經濟起飛創造了有利條件。更重要的是,這一時期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治理大江、大河、大湖,修建了長達20多萬公里的防洪堤壩和8.6萬座水庫,大大減少了肆虐千年的旱澇災害;進行了大規模農田基本建設,使灌溉面積比例由1952年的18.5%大幅提高到1978年的45.2%,基本上保證了10億中國人吃飯、穿衣的需求。

        從“軟件”方面講,土地改革、社會主義改造以及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的種種措施使中國變成一個相對扁平化的社會,不存在任何勢力強大的“分利集團”。對于經濟增長,這種“軟”基礎設施與“硬”基礎設施一樣重要。假如沒有前三十年在“軟”“硬”兩方面打下的堅實基礎,改革開放后經濟的騰飛是難以實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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