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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明路線在中央蘇區如何占據統治地位的?——從贛南會議到寧都會議

      雙石 鐵流 · 2020-07-13 · 來源:紅色文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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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產黨人是一個能通過實踐不斷總結經驗教訓的革命團隊,他們最后在復雜殘酷的革命斗爭不斷地成長和成熟起來,終于學會了獨立思考,自力更生,學會了“實事求是”,學會了“把馬列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在“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批評與自我批評”上達成了全黨共識。

        “王明路線”又稱“第三次‘左’傾路線”,其開端的標志是1931年1月上旬,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主導下的中共中央六屆四中全通過的一系列決議案。這次全會全批判了“立三路線”(指1930年6月11日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的主持下通過的《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史稱“立三路線”,1930年8月底9月初,周恩來等人趕回國內,在共產國際的支持下對“立三路線”予以停止),也批判了周恩來的“調和路線”——所謂“調和路線”,是指中共中央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糾正“立三路線”的一系列決議案(1930年9月24日至28日)。

        六屆四中全會后,一條“左”傾教條主義路線開始逐漸傳達到中央蘇區。

        一、任弼時給中央蘇區帶來了“六屆四中全會精神”

        

        任弼時,后來很多老人們稱他為“任胡子”,其實當年的他很年輕,還沒留胡子——最多有點小胡子。年輕歸年輕,但他已經是中共元老級人物了:1920年16歲時入團,1922年18歲時入黨,23歲就是共青團中央總書記,同時還是中共“五大”的中央委員。那年的“八七會議”上,還當選為了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委員,在中共六大上,又繼續當選為中央委員。

        這位老人家是很正派的布爾什維克,后來還成了建國后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的主要成員。

        六屆四中全會那年,任弼時26歲,年輕氣盛,意志堅強。要說實際斗爭經歷嘛,那也是有的!青年運動,工人運動,都是直接參與過、領導過的。1931年1月,在米夫主導下的中共中央大換班的六屆四中全會上,又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六屆四中全會結束不久,因為中央政治局對于此前派項英前往主持的蘇區中央局是否已經成立尚未得到正式報告,所以任弼時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建議增派王稼祥去中央蘇區,以加強蘇區的理論宣傳工作,得到政治局同意。這次會上還決定蘇區中央局由項英、任弼時、王稼祥、毛澤東4人為常委,項為代理書記,任管組織,王管宣傳,毛管軍事。2月13日,中央政治局又決定派顧作霖為團中央代表去蘇區中央局工作,并任少共中央局書記。會上王稼祥還提議,第一批去蘇區的同志應成為政治局代表團,去傳達四中全會精神。此議獲得通過。[《任弼時年譜(1904~1950)》第163~第164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

        于是,便有了以任弼時為首 的“中央代表團”

        史載:任弼時等到達之前,項英于1931年3月18日~21日在黃陂主持召開了蘇區中央局會議,會議討論了中共中央關于共產國際來信的決議,以及反對李立三路線和所謂的調和路線等問題。但沒有認真組織討論如何對付敵軍新的“圍剿”問題。[《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335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版。1月間蘇區中央局成立時,已經撤銷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毛澤東就任新組成的中華蘇維埃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主席為項英,另一位副主席為朱德),并兼任軍委總政治部主任。]中央文獻版的《毛澤東傳(1893~1949)》對這次會議的陳述是這樣的:

        項英主持召開中共蘇區中央局第一次擴大會議。會上,有人認為敵軍有二十萬人,紅軍只有三萬多人,雙方力量懸殊,主張紅一方面軍撤離根據地,另尋出路;毛澤東堅決反對這種主張,認為憑借根據地內的有利條件,一定能打破國民黨軍隊的“圍剿”。這次討論沒有取得結果,未能就第二次反“圍剿”的戰略方針作出決定。[《毛澤東傳(1893~1949)·上卷》第283~第284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

        這里的“有人”,就是項英本人。

        項英是武漢人,也是個中共元老級人物,跟任弼時同年入黨,一直從事工人運動——是中共早期和大革命時期工人運動中很著名的工人領袖,“二七”大罷工時的京漢鐵路工人糾察隊總隊長,中共“三大”上就成了中央委員,“六大”上又成了政治局委員。大革命失敗后,先后任中共江蘇省委書記、中華全國總工會副委員長,中華全國總工會委員長兼中共黨團書記、中共長江局書記、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等職。不光是國內,共產國際那兒也有他的位置——他在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上當選為共產國際監察委員會委員。見過斯大林,還得贈手槍一支。

        4月上旬,任弼時等抵達中央蘇區;17日,參加了蘇區中央局在寧都青塘召開的第一次擴大會議的后續會議。在這次會議上,任弼時等傳達了“六屆四中全會精神”和中共中央對“富田事變”的處理決定——這個決定推翻了項英主持蘇區中央局對“富田事變”的處理決議,針對“AB團”的肅反工作進一步擴大化,造成了很多冤假錯案;4月18日,會議開始討論第二次反“圍剿”戰爭的方針策略。任弼時等傳達了中央指示精神,即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如果不能粉碎新‘圍剿’則可考慮轉移”,會議在此問題上發生了激烈的爭論。

        據中央文獻版《毛澤東傳(1893~1949)》記載:

        在國民黨軍隊重兵壓境的情況下,最緊迫的問題還是要確定第二次反“圍剿”的戰略方針。會上存在嚴重的意見分歧。蘇區中央局代書記項英等許多人仍認為,敵我力量懸殊,敵軍的嚴密包圍難以打破,并抓住中央三月二日指示信中“為著保全紅軍實力(基本力量),遇必要時可以拋棄舊的與組織新的蘇維埃區域”那句話,主張將紅軍主力轉移到根據地以外去。還有些人主張“分兵退敵”,認為這樣做“一則可以使敵人包圍落空,一則目標轉移,可以退敵”。毛澤東反對這兩種主張,繼續堅持依托根據地的有利條件,就地誘敵深入,依靠根據地內的軍民來擊破敵軍的“圍剿”,并力主集中兵力,指出分兵不但不能退敵,反而會給紅軍帶來更大的困難。他的意見只得到朱德、譚震林等人支持,在會上處于少數地位。因此,他便提議擴大會議范圍,來討論這個至關重要的戰略方針問題。這個提議被接受了。第一方面軍參謀長朱云卿走出會場時擔心地說:“大敵當前,中央局這樣不統一,可不是件好事啊。”[《毛澤東傳(1893~1949)·上卷》第284~第285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

        任弼時等初來乍到,不好明確表態,所以對雙方意見“未置可否”。但接受了毛澤東的建議:擴大會議范圍,吸收紅軍各軍軍長、政委及參謀長共同商討。[《任弼時年譜(1904~1950)》第167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19日,擴大與會者范圍后,會議繼續進行:

        擴大會議的參加者,除中央局成員外,包括各軍的軍長、政委,有時還有參謀長和政治部主任。毛澤東在發言中分析了敵我形勢,指出紅軍打破國民黨軍隊這次“圍剿”的條件比第一次反“圍剿”還要好,勝利的可能性更大。會上,許多紅軍高級干部發言,堅決主張在根據地內打破敵軍的第二次“圍剿”。周以栗依據創建蘇區的實際經驗,批判了“山溝溝里沒有馬克思主義”的錯誤看法,提出毛澤東等從實際出發,對具體情況作具體分析,創立革命根據地,指揮紅軍打勝仗,就是實踐的馬克思主義!贛西南和閩西特委負責人也堅決不同意主力紅軍退出根據地。這樣,毛澤東等的意見由少數變成了多數。

        打不打的問題解決后,緊接著就是反攻從哪里開始的問題,會上又發生了爭論。有些人主張先打在興國的蔣光鼐、蔡廷鍇的第十九路軍,認為打垮十九路軍便于紅軍的發展,可以伸開兩手到湘南到贛南。蘇區中央局秘書歐陽欽不久后給中央的報告中寫道:“這時澤東同志意見認為在進攻我們的人中,蔣蔡比較是強有力的,在歷史上未曾打過敗仗,曾經在湘南把張發奎打得落花流水,我們現在主要的是擇敵人弱點打破,打蔣蔡沒有絕對勝利的把握,我們應打王金鈺這路,因為這路敵人既弱且地勢群眾都好。”他還指出,從富田地區的王金鈺部打起,向東橫掃,可以在閩贛交界的建寧一帶擴大根據地,征集資財,便于打破下一次“圍剿”。如果由東向西打去,則限于贛江,戰局結束后沒有發展余地。若打完再東轉,又勞師費時。會議經過討論,采納了毛澤東提出的作戰方針。[《毛澤東傳(1893~1949)·上卷》第285~第286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

        會后,紅一方面軍主力遂向龍岡開進集結,隱蔽待機。期間毛澤東同王稼祥深談,詳細敘述紅軍斗爭歷史及當時爭論的問題,并向王稼樣提供便于了解紅一方面軍歷史的許多文件。于是王稼祥理解了毛澤東的主張,在一些問題上支持毛澤東的主張。[《任弼時年譜(1904~1950)》第167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

        5月初,任弼時等認為觀察考量得差不多了,于是明確表示支持毛澤東、朱德的主張。這就一錘定了音:蘇區中央局作出“堅決進攻,艱苦奮斗、持久作戰,在蘇區內消滅敵人”的決定。這時的任弼時等對毛澤東有了初步的感性認知:“有獨特見解,有才干”,而項英“猶豫不決(特別在軍事行動上〉,領導戰爭能力弱”,故有以后“推毛[澤東]為[代理]書記事”[任弼時《延安整風筆記》(1943年11月),轉引自《任弼時傳(1904~1950)》第211~第212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4月第1版。]。而毛繹東對任弼時們的支持也心懷感念,多年后還說起:在這場爭論中,如果沒有代表團“贊助我們,信任我和總司令,那是相當困難的”[《關于第七屆候補中央委員選舉問題(1945年6月10日)》,《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第230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4月第1版。]。

        在對毛澤東有了初步認知后,有著“欽差大臣”身份的任弼時對毛澤東是相當地“放權”:會后,任弼時和項英率蘇區中央局留守龍岡,毛澤東、朱德率軍前往寧都南團。為便于領導紅一方面軍作戰和戰區地方工作,組成中共紅軍第一方面軍臨時總前委,以毛澤東為書記,朱德、林彪、彭德懷、黃公略、譚震林、周以栗為委員。

        有了任弼時的“放權”,毛澤東和朱德大展才華,龍騰虎躍。指揮紅一方面軍連續取得了第二次反“圍剿”和第三次反“圍剿”的勝利。

        6月底,毛澤東接替項英任中華蘇維埃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項英改任副主席。[《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第2卷)·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第101頁,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

        這個時期,任弼時對于毛澤東關于“按人口平分”的主張,以及關于土地斗爭的路線和方針政策,特別是“抽多補少、抽肥補瘦、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主張,是持支持態度的。無論是在蘇區中央局第一次擴大會議上,還是在8月21日蘇區中央局通過的土地問題決議案中,任弼時都是支持毛澤東“按人口平分”的主張。直到1931年10月31日蘇區中央局在復臨時中央的電報中,仍然認為“分配土地決定以人口為標準,遂即迅速分配土地取得廣大群眾擁護,執行結果并不損害中農貧農的利益”。[《任弼時年譜(1904~1950)》第175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

        任弼時等到蘇區的相當一段時間里,對毛澤東的工作給予了很大程度的支持。

        你可甭小瞧了第一、二、三次反“圍剿”的勝利,那可是毛澤東軍事思想走向成熟并形成體系的階段,也是紅軍實現從游擊戰爭轉向大兵團運動戰的轉折。

        當然,誰也沒想到,這個成就后來卻成了“王明路線”大嘴大舌無度消費的本錢!

       

        二、“王明路線”來到蘇區

        ㈠“八三〇”指示信開了個頭……

        在第三次反“圍剿”進行期間,周恩來為中共中央起草了《給蘇區中央局并紅軍總前委的指示信――關于中央蘇區存在的問題及今后的中心任務》,史稱“八三〇”指示信”或“九一指示信”。對于這個指示信,《任弼時年譜》作了這樣的陳述:

        信中肯定蘇區中央局成立以來,在反“圍剿”的軍事行動中,在平分土地、建立地方蘇維埃政權、打擊反革命派別特別是AB團方面等所獲得的“偉大的成功”;但是,在立三路線時期,不僅江西省委執行了,便是汀州會議一直至吉安大會的總前委都還在執行立三路線:三中金會后的中央局還在執行對立三主義的調和路線”,而現時,“最嚴重”的錯誤是:“缺乏明確的階級路線與充分的群眾工作”,主要表現是:沒有用“一切力量”動員群眾鞏固贛江以東的中心根據地;對消滅地主階級與抑制富農政策“持動搖態度”,沒有執行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政策,使土地革命的成果“為富農所攫去”:“蘇大會至今未能開成”;反改組派、第三黨、取消派、羅章龍派以及反富農落后意識的階級斗爭,“沒有達到很高度的尖銳化”,即使在中央局擴大會后,“還犯有富農路線的某些錯誤”。信中要求紅軍沖破第三次“圍剿”后,“必須向外發展.必須占領一二個頂大的城市”,“努力發展蘇區內部的階級斗爭”;在分配土地上,主張“以人口勞動力混合標準”,給富農以“壞田耕種”,沒收其“剩余工具”,加深對富農的“抑制和斗爭”;紅軍應“完全脫離游擊主義的傳統”,逐步地應用“利于大規模作戰的編制”;在肅反間題上,-面指出反AB團時的“簡單化”、“擴大化”的錯誤,但同時要求自下而上地發動群眾舉發,并加緊進行對其他反革命派的斗爭。認為黨內“對進行國內戰爭消極、對執行階級路線動搖,與對AB團過分的恐慌”是“右傾危險”的主要表現。[《任弼時年譜(1904~1950)》第170~第171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

        其中對中央蘇區“最嚴重錯誤”的批評,很多就是針對毛澤東的,特別是在土地革命政策和紅軍軍事戰略的方面的批評,也是“王明路線”把持的中央對毛澤東在中央蘇區革命實踐及其經驗總結的第一次系統的批判和否定。

        ㈡“王明路線”的“尚方寶劍”接踵而至

        1931年9月中旬,鑒于王明將赴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負責人,周恩來也將前往中央蘇區工作,共產國際遠東局提議成立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經共產國際批準,由博古(秦邦憲)、洛甫(張聞天〉、康生、陳云、盧福坦、李竹聲、黃平、劉少奇、王云程等人組成,博古負總責。同時規定,今后在多數中央委員聚集在一起時,須將此事提請中央委員會討論[實際上這個討論始終沒有進行,臨時中央遷到中央蘇區后即成為正式的中共中央。張聞天在1943年12月16日寫下的《反省筆記》中稱:“我到中央蘇區是在陳云、博古之前。記得博古到后,曾召集了一個會議,到的有上海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博古、陳云、洛甫、劉少奇)及中央蘇區原有中央局委員(項英、毛澤東、任弼時、鄧發)。博古做了簡短傳達(國際代表的意見)只說上海政治局委員與蘇區中央局委員合起來要選舉一個負責人,以便工作。于是多數即推舉他為總書記。對總書記一職,博古不但未推辭,而且很高興。他沒有提出我們既不是正式中央委員,更不是正式政治局委員,而只是被“提補”的經國際批準的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所以要大家考慮以后是否參加中央工作,及如何參加的問題。我也沒有這樣講。我以為國際批準的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當然同其他正式政治局委員有同等權利了。”]。

        25日,王明去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負責人。

        再后來,盧福坦于1932年3月離開政治局常委會[《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第2卷)·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第51頁,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王明又去了蘇聯,真正在“六屆四中全會中央”當家的政治局常委,也就是博古、洛甫、陳云這三位了(其他人都不是常委)。

        自“八三〇”指示信后,中共中央又于9月20日發表《為日本帝國主義強暴占領東三省事件宣言》和《由于工農紅軍沖破第三次“圍剿”反革命危機逐漸成熟而產生的黨的緊急任務》的指示;30日,又相繼發出、發表《中央關于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滿洲事變的決議》、《為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東三省第二次宣言》。這些“宣言”、“指示”和“決議”都表達了中國共產黨人堅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我國領土東三省的決心和意志,但在相關的戰略策略和路線方針上,卻無視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后國內階級關系的變動,爭取中間力量的重要性,反而把國民黨左派鄧演達為首的“第三黨”,也列為“投降帝國主義國民黨的政治集團與派別”,一起加以反對,并夸大日本進攻蘇聯的可能性,在提出“只有推翻地主資產階級的國民政府,才能真正地進行革命的民族戰爭”,“要打倒帝國主義,必須打倒這一投降帝國主義的國民黨”的同時,也提出了“武裝保衛蘇聯”、“武裝擁護蘇聯”的口號,并將這些脫離實際的口號與打擊日寇救亡圖存的民族主義口號并列起來,而且還夸大主觀力量,認為目前中國政治形勢“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與革命的決死斗爭”,要求立即“擴大蘇區至中心城市”,首先到武漢、南昌、九江、長沙、宜昌、沙市及南海路、平漢賂、武長路、株拜路等蘇區周圍的地域“建立工作”,盡可能在上海、唐山、天津等大城市“準備和組織某一產業的同盟罷工”,再次強調只有蘇維埃運動與紅軍“這一力量”,才能根本打倒帝國主義、國民黨在中國的統治,而對當時的抗日民主運動未能給以正確的領導。責令各級黨部“在最短的時期之內,百分之百的把這些緊急任務完成起來”,否則就是“對中國革命的危機的日漸成熟表示懷疑”,是“對困難投降,消極怠工與失望的情緒和行動”,是目前黨內主要危險的“右傾機會主義”。[《由于工農紅軍沖破第三次“圍剿”及革命危機逐漸成熟而產生的黨的緊急任務(1931年9月20日中央決議案)》,《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黨的系統㈢》第1778~第1787頁,中央文獻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中國共產黨為日本帝國主義強暴占領東三省事件宣言(1931年9月20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8卷(1931年)》第547~第550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中央關于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滿洲事變的決議(1931年9月22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7集(1931年)》第416~第424頁、《中國共產黨為日帝國主義強占東三省第二次宣言(1931年9月30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7卷(1931年)》第425~第430頁,中央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3月第1版。]

        這些文件的內容表明,第三次“左傾”機會主義,實質上不但繼承了“立三路線”那種“浪漫的左傾機會主義”觀念,在許多方面甚至比“立三路線”走得更遠!

        這些“指示”、“決議”、“宣言”等,均于1931年11月前后相繼傳達到中央蘇區。

        在這個時期,任弼時等對毛澤東基本上還是持尊重和信任態度的,比如于10月上旬建議由毛澤東接替項英擔任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但由于受“八三〇”指示信及其之后的一系列中央“指示”、“決議”的影響,任弼時等人也開始按這些“指示”、“決議”的內容,擬在11月召開的蘇區黨的代表大會上以“狹義經驗論”為由,對毛澤東提出不點名的批評。[《任弼時傳(1904~1950)》第224~第225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4月第1版;凌步機:《“贛南會議”再探——兼論任弼時與“中央代表團”的功過》,《黨史縱橫》1995年第3期。]

        但即使是在贛南會議召開之前,任弼時仍然在為“平分土地”的正確性進行申辯。

        周恩來、任弼時等都是務實的革命者,都還算不上是對“王明路線”五體拜膜的衷心擁戴者,但他們在這個歷史時期的認知水平大大受限于他們還沒有得到根本改變的思想方法。當他們還沒有“王明路線”的“尚方寶劍”懸在頭上的時候,仍然可以從務實的態度出發,在相當程度上認同毛澤東的一些正確主張。而一當“王明路線”壓力罩頂之時,這種認同就不得不大打折扣甚至產生不小的位移——從務實向“教條”轉移。這個時期,黨還沒有成熟,這些革命者也還沒成熟——包括毛澤東在內。所以從這個意義來說,革命遭受挫折走上彎路,乃是一種必然的代價。

       

        三、贛南會議是“王明路線”與毛澤東沖突的標志

        ㈠贛南會議上,毛澤東受到了不點名的批評

        贛南會議應該是王明路線在蘇區開始實施和貫徹的一個標志性事件。

        “贛南會議”的正式稱謂是中共蘇區第一次代表大會,于1931年11月1~5日在江西瑞金的葉坪召開。會議貫徹了中共中央“八三〇”指示信及此后一系列“宣言”、“決議”和“指示”精神,在根據地、軍事、土地革命路線等問題上展開了爭論。最后通過的《政治決議案》等文件,雖然在原則上肯定紅軍粉碎敵人三次"圍剿"等成績,但重點是批評中央根據地的一些正確的東西:把毛澤東的反對本本主義的正確主張,指責為“狹隘的經驗論”;把“抽多補少、抽肥補瘦”原則,指責為“富農路線”;指責紅軍“沒有完全脫離游擊主義的傳統",忽視“陣地戰”、“街市戰”。[《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357~第358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版。]

        贛南會議前的1931年10月20日前后,中共臨時中央致電蘇區中央局,肯定蘇區中央局在反“圍剿”、平分土地、建立政權、鞏固紅軍、提高黨的指導和反AB團方面的“偉大成功”,但繼續提出嚴厲批評:認為中央蘇區的路線“只有在中央局擴大會后,才向國際路線轉變。二金會,汀州會議,吉安大會都在執行立三路線;三中后,中央局是調和路線,即擴大會后也有某些富農路線的錯誤”。現時“最嚴重錯誤是缺乏明確的階級路線與充分的群眾工作”。來電重申,“反AB團斗爭是絕對正確,但錯誤在沒能把這一工作同發展蘇區內部階級斗爭很密切的聯系,沒能開展黨內兩條路線斗爭”。責成“黨大會應根據這一指示原則進行工作,成立決議案,交中央批準,并告討論經過”。[《任弼時傳(1904~1950)》第222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4月第1版。]

        關于贛南會議的主持者,目前還有爭議:有稱是蘇區中央局主持的,毛澤東還在會上作了政治報告(但并無明確證據),有稱是任弼時等組成的中央代表團主持的,筆者在此不用“主持”而換用“主導”的說法:贛南會議是在任弼時等中央代表團成員的主導下召開的。

        對于主導贛南會議的這個責任,任弼時本人并不諱言:“我對于中央指示及狹隘經驗論是完全同意的,這也就成為大會中心的領導思想。”[《任弼時延安整風會議上的發言提綱(1943年11月)》,轉引自黃允升:《贛南會議辯析》,《中共黨史研究》1996年第6期第78頁。]會議強調要集中火力反右傾,毛澤東在會上受到了不點名的批評:“狹隘經驗論”、“實際上是反理論的傾向而形成一種事務主義的現象”——批評毛澤東忽視理論,只講調查研究,陷入事務主義的圈子中。會間,鄧小平、毛澤潭、謝唯俊、古柏等曾據理力爭,反對會議對“狹隘的經驗論”和“富農路線”的批評,但由于這個批評的“來頭”,會議仍然以壓倒多數通過了相關決議。

        在任弼時等主導下,“贛南會議”上通過了五個決議案。其中,《政治決議案》由王稼祥起草;《黨的建設問題決議案》由任弼時起草。這五個決議案的基調,當然是來自中共中央“八三〇”指示信以及此后的一系列“決議”、“宣言”和“電示”(比如臨時中央第四號指示電),也由此主導了贛南會議的氛圍。但這個時候,黨內高層對毛澤東的批判火力還不算太猛,也還有節制,有余地,沒得后來那么蠻不講理。

        ㈡贛南會議前后,任弼時等對“批毛”的保留和節制

        需要提及的是:任弼時、王稼祥在起草決議案時,也并沒有完全照抄“上頭”的旨意,對毛澤東的主張也沒有上綱到“機會主義”。比如任弼時在起草《黨的建設問題決議案》時,就只是不點名地批評毛澤東犯有“狹隘經驗論”錯誤,認為“狹隘經驗論”“實際上是反理論的傾向而形成一種事務主義的現象”;批評毛澤東忽視理論,只講調查研究,陷入事務主義的圈子中。這個批評當然不正確。但這里還只是批評毛澤東思想路線方面的問題,而不是政治路線上的問題,沒有批評毛澤東在政治上犯有所謂“一貫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

        正因如此,后來臨時中央對“贛南會議”通過的決議案很不滿意,一再給以批評指責,認為任弼時他們對毛澤東的批評不得要領,沒有上綱上線。1932年4月25日洛甫在《紅旗周報》第37期和第38期合刊中發表的長文,批評“贛南會議”的地方多達8處。[洛甫:《在爭取中國革命一省與數省首先勝利中中國共產黨內機會主義的動搖(1932年4月4日)》,《紅旗周報》第37~第38合期(1932年4月25日出版),第45~第77頁;《張聞天文集㈠》第245~第270頁,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90年8月第1版。]同年5月20日,臨時中央在詳細審查了“贛南會議”的文件后,又致電蘇區中央局,對這次會議給予批評,認為“自我批評的發展,在大會及其前后都沒有充分的發展,兩條戰線的斗爭,尤其非常薄弱,大會上反對所謂狹隘的經驗論,代替了反機會主義的斗爭,這些都是黨大會最主要的錯誤與缺點。”[凌步機:《“贛南會議”再探——兼論任弼時與“中央代表團”的功過》,《黨史縱橫》1995年第3期。]

        蘇區中央局后來也多次開會,對“贛南會議”一再做檢討。這些會議毛澤東因在前線都沒有參加,所以他說這是對他的缺席審判,一審裁判,不許上訴。

        ㈢任弼時將毛澤東“擴大中央局成員”的建議三次上書中央,終被駁回

        贛南會議前的10月間,任弼時等曾致電中共中央:

        轉中央:

        幾個組織問題:

        ㈠中央局隨方面軍行動,項英因解決富田事變,完全錯誤,認為是黨內派別斗爭,因此喪失信仰[當時常用的“信仰”二字常代表“在群眾中的信仰”即“威望”之意,非指“政治信仰”。],工作肪[能]力不夠領導。中央局決以毛澤東為代理書記,請中央批準。提議提[擴]大中央局人數,以彭德懷、林彪(四軍長)、周以栗(總政治部主任)、曾山(省政府主席)、陳毅(贛南特委書記)為中央局委員,請批準。所成立臨時省委,以弼時為書記。省委領導三個特委,贛南特委管轄贛縣、興國、雩都[雩都,現稱于都。]、瑞金,贛東特委管轄寧都、廣昌,南豐、樂安、宜黃三縣之×[原文如此。]部,永吉泰特委管轄吉安、吉水、永豐、泰和、萬安。正式省委待黨代表大會開會成立,項英在省委,稼祥在中央局。

        ㈡全蘇大會在11月7日開,蘇區黨代表大會在11月1日開。中央局、政府名單,請討論決定。蘇維埃組織法及憲法大綱,請電告或寄來。望派人領導兩個大會。現蘇區黨務干部很缺乏,因為很多分子加人AB團,多在斗爭中犧牲了,望多派得力同志來蘇區工作。

        為什么很久沒有電報來。

        中央局

        真[韻目代日,11日。]

        這里的“蘇區黨代表大會”是中共中央早就預定要召開的,關于擴大中央局成員的建議是毛澤東提議的,任弼時也于4月、7月間兩度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報告過[《蘇區中央局第一次擴大會議情況的報告(1931年4月)》,《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黨的系統㈢》第1576頁,中央文獻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蘇區中央局報告——中央局成立的情況及工作概況(1931年7月8日寫發,11月6日帶到)》,《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黨的系統㈢》第1674~第1683頁,中央文獻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均未獲得明確回復——也就是在事實上并未認可[《中央關于中央蘇區組織問題的決議(1931年8月30日中央通過)》,《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黨的系統㈢》第1737頁,中央文獻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該決議稱:“中央局的成分以派去的伍豪同志與現在蘇區的項、毛、任、王、顧、鄧、朱七同志共同組織。”]。這次“真電”,是任弼時第三次向中共中央提出這個建議。

        這個建議被中共中央明確地予以了否定——但同意了毛澤東暫時代理中央局書記:

        (復中局10月真電,抄文,30/11)

        ⒈中央局是中央在蘇區的代表團,代表中央領導蘇區一切工作。絕不能隨方面軍行動。應在蘇區根據地建立經常工作,指導軍事、黨、工會、蘇維埃的工作。中央局不能代替地方黨部、革命軍委會等組織。地方干部對于中央局的成分無任意變更之權,如對中局或中局某同志有任何意見,應報告中央由中央解決。

        ⒉中央局成分無擴大之必要,現中央局應負責領導黨大會和蘇大會。中局書記由澤東代理,弼時應仍任中局組織部長,省委書記由地方干部中選拔。

        ⒊中央局應設法派遣隊伍,幫助閩西恢復赤區,打通與滬交通線。中央新代表即可出發來赤區會同解決一切問題。[《中央致蘇區中央局第一號電——政府執委、軍委主席團、各部部長名單(1931年10月)》,《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黨的系統㈢》第1815頁,中央文獻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

        10月31日,蘇區中央局復電中共中央:“中央對我們工作批評是完全正確”,“成分不擴大,我們同意”,不過在土地革命問題還是作了自辯:“但中央在8月已有土地問題決議,糾正過去非階級路線,執行土地法草案。分配土地決定以人口為標準,遂即迅速分配土地取得廣大群眾擁護,執行結果并不損害中農、貧農的利益”[《蘇區中央局電中央接受中央土地問題指示、蘇維埃政府問題(1931年10月31日)》,《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黨的系統㈢》第1820~第1821頁,中央文獻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

        據蕭克回憶,在延安時,毛澤東在提到擴大中央局成員這件事時,曾對任弼時說:我當需提出要增加五個人,保守主義一概否定。[轉引自《任弼時傳(1904~1950)》第174~第175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4月第1版。“保守主義”是指“六屆四中全會中央”在組織問題上“保守”——“關門主義”。]實際上,這可以視作“六屆四中全會中央”的宗派主義的態度——他們已存心要削弱毛澤東在中央蘇區的影響。同時也反映了他們已將毛澤東作為了在中央蘇區全面貫徹六屆四中全會中央“進攻路線”的一個障礙,所以后來才有對任弼時等“反狹義經驗論”的不滿乃至激烈批評。

        他們認為,任弼時們批判毛澤東的綱,上得太低了,還不過癮!

       

        四、毛澤東反對攻取贛州,擰著脖子不寫“武裝保衛蘇聯”

        1931年底,紅一方面軍在毛澤東、朱德的指揮下,經過3個月的艱苦努力,基本上將盤踞在石城、會昌、于都和福建長汀等縣土樓、石寨內的豪紳地主武裝消滅,掃除了殘存在蘇區內的白色據點,使中央蘇區得到了進一步鞏固和發展,使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領導的各項建設順利進行。按原計劃,紅一方面軍還將繼續分散在安遠、尋烏、信豐、定南等16縣開展掃除白點、鞏固和發展蘇區的行動。

        然而,當時通過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在中央取得統治地位的王明“左”傾教條主義者,被紅軍第三次反“圍剿”的勝利沖昏了頭腦,不顧“九·一八”事變后民族矛盾上升出現的新形勢,不承認敵強我弱的基本情況并未改變的客觀事實,過分地夸大國民黨統治的危機,提出了奪取中心城市,爭取革命在一省數省首先勝利的錯誤主張。從1931年11月起,他們先后數次強令紅一方面軍要立即停止攻打土圍、拔“白點”的行動,集中兵力進攻贛州或吉安等中等城市。

        周恩來到蘇區前曾主張進攻贛州,他1931年12月離開上海赴瑞金時,博古又將進攻贛州的任務交給他完成:博古等人曾設想,攻克贛州后,將這個城市作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首府。但周恩來進入蘇區后同毛澤東交換了意見后,又根據實際情況做出新的估量并致電臨時中央。明確表示:進攻中心城市有困難。而臨時中央則復電:至少要在撫州、吉安、贛州中選擇一個城市攻打。

        對此,毛澤東仍不同意。

        周恩來遂于1932年1月上旬在瑞金主持召開蘇區中央局會議,對攻贛問題進行討論。

        據時任紅三軍團軍團長的彭德懷自述:

        還在第一次蘇維埃代表大會時,中央局某負責同志[指項英。]曾問過我,可不可以打下贛州?我說:贛州守軍馬旅估計有六千人,地方靖衛團兩千人,共八千人,如有時間,蔣介石又不來增援,是可以打下的。當時我想,贛州城是贛南的商業中心(三四萬人口),也是反動中心。打下贛州,對發展和鞏固贛南十二縣(贛縣、南康、大余、上猶、崇義、信豐、龍南、定南、全南、尋鄔、安遠、會昌)有利;又能使湘贛蘇區連成一片,鞏固后方,使中央蘇區形勢更好,黨中央和中央蘇維埃政府在瑞金就比較安全;紅軍再向北發展,不僅無后顧之憂,而且有了一個新的態勢,更有利于機動作戰。這樣,我們占江西省一大半:即南有中央蘇區,西北有湘鄂贛邊區,東北有閩浙贛邊區,左有湘贛邊區做依托。[《彭德懷自傳》第180頁,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在討論攻取贛州問題的蘇區中央局會議上,毛澤東再次力陳不能攻打贛州的理由,認為要打也只能是圍城打援,以消滅敵人有生力量為主要目的。但彭德懷的意見對周恩來和蘇區中央局多數領導人是個很大的支持,他們覺得:拿這三個城市來比較,贛州處在蘇區的包圍中,攻下它可以使中央蘇區和湘贛蘇區連成一片,加上他們對贛州守敵的兵力又估計過低,錯誤地認為贛州是可以打下來的。會議作出了攻贛決定。[《周恩來傳(1898~1949)》第402~第403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2月第1版。]1932年1月10日中革軍委發布了《關于攻取贛州的軍事訓令》,并作出了攻打贛州的具體軍事部署。[《毛澤東傳(1893~1949)·上卷》第319~第320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

        1月中旬,毛澤東在葉坪主持召開中共蘇區中央局會議,報告三次反"圍剿"的情況和九一八事變后的全國形勢。認為日本帝國主義滅亡中國的大舉侵華,勢必引起全國人民的抗日高潮,國內階級關系必將發生變化。中央代表團有的成員不同意作這樣的分析,指責說“日本占領東北主要是為了進攻蘇聯,不作此估計就是右傾機會主義”,“我們必須提出武裝保衛蘇聯”,不這樣提出口號,“就是典型的右傾機會主義”。

        批評的來勢很猛,毛澤東沉默,一言不發,使會議記錄員無法再往下記。[《毛澤東傳(1893~1949)·上卷》第321~第322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

        會議不得不在中途更換主持人。

        會后不久,毛澤東向蘇區中央局請病假,去瑞金城郊東華山古廟休養。休養期間,毛澤東從報上看到1月28日日本軍隊突然進攻上海和上海軍民奮起抗戰的消息,即“一二八”事變的消息。于是,他抱病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起草了《對日戰爭宣言》,其中寫道:“日本帝國主義,自去年‘九一八’以武力強占中國東北三省后,繼續用海陸空軍占領上海嘉定各地,侵擾沿海沿長江各埠,用飛機大炮屠殺中國人民,焚燒中國房屋,在東北及淞滬等地,被損害的不可數計,這種屠殺與摧殘,現在仍在繼續發展。”宣言指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對日戰爭,領導全中國工農紅軍和廣大被壓迫民眾,以民族革命戰爭,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反對一切帝國主義瓜分中國,以求中華民族徹底的解放和獨立。”

        雖然遭到來勢猛烈的批評,但毛澤東在這個宣言中仍然堅持不提“武裝保衛蘇聯”。[《毛澤東傳(1893~1949)·上卷》第321~第322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

        這個宣言拖到毛澤東率軍東征后的4月15日,才得以在《紅色中華》報上發表。[《郭化若軍事論文選集》第72~第73頁,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6月第1版;訪問郭化若記錄,1982年3月12日《毛澤東傳(1893~1949)·上卷》第321~第322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

        3月上旬,紅軍進攻贛州受挫。項英騎馬從瑞金趕到東華山,告訴毛澤東贛州前線戰事失利,圍城的紅軍已處在腹背受敵的境地,并把前線發來的急電交給他。中革軍委在這份急電中,請毛澤東暫停休養,趕赴前線參加決策。接電后,毛澤東立刻帶著警衛班下山,冒著風雨趕回瑞金,復電前線指揮部,提議大膽起用起義才兩個月、原來被作為預備隊的紅五軍團,以解贛州外圍的紅三軍團之圍。當晚,他又從瑞金出發,日夜兼程,趕到贛縣江口前線指揮部。在這里,紅一方面軍總指揮朱德告訴毛澤東:按照你的意見,已把預備隊紅五軍團拉上來,在紅四軍支援下,使紅三軍團脫出險境。[《毛澤東傳(1893~1949)·上卷》第322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

        事隔多年后,我們平心靜氣來作探討:

        ⒈“奪取贛州”的決策是有上下呼應的。來自中央的壓力當然很大,但當時中央蘇區黨內軍內甚至民間,也因取得了三次反“圍剿”重大勝利,而對攻取贛州、取得更大勝利等目標產生了更高的期望和動力。彭德懷是土地革命戰爭中唯一率軍攻占過省會城市的名將,他的意見對于周恩來、任弼時、王稼祥的影響力也是具有重要意義的。所以,毛澤東的意見被否決,也是有著必然和客觀的緣由。

        ⒉毛澤東反對攻取贛州的意見被否決,實際上也影響到了他的話語地位。1月中旬,在蘇區中央局決定攻取贛州之后的蘇區中央局葉坪會議上,毛澤東受到了來自中央代表團成員面對面的強烈批評,批評的范圍已經逾越了“攻取贛州”這命題之外,而是對于“武裝保衛蘇聯”的態度上——這在當時來說,是一個“大是大非”的路線問題。這個口號出自于1929年“中東路事件”后的中共中央決議和領導人講話,來頭很大。雖然不沾地氣不切實際且很難起到動員群眾的效果,但在黨內向往憧憬“無產階級祖國”的大量小布爾喬亞受眾中,仍然有著很強的影響力。毛澤東在這個問題上始終保持著獨立思考的精神,在同時代的中共領導人中可謂是絕無僅有。

        目前的史料沒有披露在會議上面對面強烈批評毛澤東的中央代表團成員為誰(有可能是顧作霖),但這個批評肯定是得到了周恩來、任弼時、王稼祥等同意的——至少是沒有反對(或無法反對)的。

        《周恩來年譜》、《任弼時年譜》、《王稼祥》均沒有這次會議的記載,《毛澤東傳》和《毛澤東年譜》的記載,來源是郭化若的回憶,是否可靠,尚待更多的史料予以確證。

        毛澤東雖然遭到強烈批評,但仍然堅持自己的意見,在由他起草或主持起草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的《對日戰爭宣言》等文獻中,仍然沒有寫入“武裝保衛蘇聯”。這是一種令人肅然起敬的不跟風,不趕潮,實事求是,嚴肅認真的政治態度。

        ⒊毛澤東的意見雖然被否決,但他也表現出了一個革命家的擔當態度——“若有戰,召必回”。贛州戰役受挫而陷入危機之時,他也應召趕到前線,直接參與了指揮決策,并作出正確建言,調動新成立的紅五軍團加入戰斗,解脫了困境。

       

        五、中共中央令箭頻發,蘇區中央局“政治站隊”

        中央紅軍這次攻打贛州歷時三十三天,城未攻下,傷亡達三千多人。毛澤東到前線指揮部后,經過調查,提議蘇區中央局在前線召開會議,討論打贛州的經驗教訓和紅軍下一步的行動方針。

        贛州之戰雖然失利,但并未喚醒大多數人。

        3月中旬,蘇區中央局擴大會議在贛縣江口舉行。毛澤東在會上指出攻打贛州是錯誤的,主張紅軍主力向敵人力量比較薄弱、黨和群眾基礎較好、地勢有利的贛東北發展。他這種主張,是要轉入外線的進攻作戰,以“出擊求鞏固”。但另一些人仍認為,紅軍攻打贛州是依據中央和中央局的決議,在政治上是正確的;勝敗乃兵家常事,現在雖從贛州撤圍,并不是不再打贛州了;紅軍還是要執行中央的“進攻路線”,要奪取中心城市的,主張紅軍開到湖南去。會議否決了毛澤東的意見,也沒有把部隊開到湖南去,決定紅軍主力“夾贛江而下”,向北發展,相機奪取贛江流域的中心城市或較大城市;以紅一、紅五軍團組成中路軍,以紅三軍團、紅十六軍等組成西路軍,分別作戰;毛澤東以臨時中央政府主席和中革軍委委員身分率中路軍北上。朱德1964年2月9日曾賦詩《經閩西感懷》,對毛澤東這次意見遭受否決表示惋惜:“不聽仙人指,尋求武夷巔。越過仙霞嶺,早登天臺山。贛閩成一片,直到杭州灣。出擊求鞏固,滅敵在此間。”朱德在注釋中說明:“這首詩第一句以下各句,都是毛主席當時的指示精神”,“但這一正確主張,未被采納”。[《毛澤東傳(1893~1949)·上卷》第322~第323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

        雖然毛澤東的主張未被會議采納。但毛澤東仍然沒有放棄。

        “東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出擊贛東北”的意見被否決后,他又開始考慮“向東南去閩西”的策劃:福建是當時國民黨軍事力量的薄弱環節,除張貞的第四十九師外都是地方保安部隊。閩西的紅十二軍剛占領了上杭、武平兩縣,守城的地方部隊被擊潰后退往廣東。根據閩西敵情發生的變化,毛澤東認為中路軍應改變行動方向,轉向閩西。在率領紅一軍團北上寧都集中的途中,他向擔任中路軍總指揮的紅一軍團軍團長林彪和政治委員聶榮臻闡述中路軍向閩西發展的主張,并得到他們的贊同。林、聶在3月21日向中革軍委報告:“行動問題,我們完全同意毛主席意見。日前粵方開始派兵入閩贛討赤情形下,更應采毛主席意見。”[《林彪、聶榮臻關于同意毛澤東提出的行動方針給中革軍委的報告(1932年3月21日)》,《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軍事系統㈡》第1288頁,中央文獻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

        周恩來很重視這個意見,3月27日和28日,他在瑞金主持召開蘇區中央局會議討論這個問題,決定將中路軍改稱東路軍,同意由毛澤東以中央政府主席身分率領東路軍攻打閩西的龍巖,并向東南方向發展。這對毛澤東是一個很大的支持。[《毛澤東傳(1893~1949)·上卷》第324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

        會后,毛澤東趕到長汀。

        在進一步了解福建境內情況后,毛澤東于30日又致電周恩來,提出一個大膽的設想:

        恩來同志:

        一、電悉。政治上必須直下漳泉[漳泉,指福建省漳州和泉州。],方能調動敵人,求得戰爭,展開時局。若置于龍巖附近籌款,仍是保守局面,下文很不好做。

        二、據調查,漳州難守易攻,故我一軍團及七師[七師,指紅軍閩西軍區獨立第七師,1932年5月編入紅軍第十二軍。]不論在龍巖打得著張貞[張貞,當時任國民黨軍第四十九師師長。]與否,均擬直下漳州。

        三、粵敵從大埔到龍巖脅我后路只須五天,五軍團[1931年12月14日,國民黨軍第二十六路軍的17000名官兵,經軍中中共特別支部組織,在該部參謀長趙博生和旅長季振同、董振堂率領下在江西寧都舉行起義,起義后編為紅軍第五軍團。]從信豐到龍巖須十五天,故若待已知粵敵入閩,然后調動,必遲不及。

        四、一軍團已開至汀[汀,指福建省長汀。]東之新橋休息,以亂敵探耳目,候七師取齊,即先向東行。五軍團可隨后入閩,但至遲四月二十日須到達龍巖待命。十三軍亦須入閩,位于龍巖坎市,保障后路。現一軍團前進,后路完全空虛,七師望催兼程來汀,若七師不取齊,一軍團下漳州更單薄。

        五、我明日去舊縣[舊縣,村名,在福建省上杭縣北部。]晤譚張[譚張,指譚震林、張鼎丞,當時分別任紅軍閩西軍區政治委員、福建省蘇維埃主席。]。

        澤東

        三十日[《直下漳州泉州方能調動敵人(1932年3月30日)》,《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軍事系統㈡》第1207~第1308頁,中央文獻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

        對攻打漳州,有些人很有顧慮:懼怕紅軍主力遠離根據地后整個根據地被占。周恩來接到毛澤東的電報后,立刻從瑞金趕到長汀,在4月1日召開會議。毛澤東在會上闡述了這次戰役的政治意義。他還說明:“中央紅軍進攻漳州的任務是消滅張貞師,收繳軍事物資,幫助當地開展游擊戰爭。任務完成后,就回師中央蘇區,并不是要長期占領漳州。”[《羅明回憶錄》第110頁,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2月第1版。]會議又聽取中共福建省委關于漳州地區情況的報告,隨即批準了龍巖、漳州戰役計劃。[《毛澤東傳(1893~1949)·上卷》第325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

        毛澤東“直下漳州”的計劃執行得十分順利,4月20日,紅軍占領漳州城,計殲滅國民黨軍第四十九師大部,俘虜副旅長以下官兵1674人,繳獲各種槍2100余支、各種炮6門、子彈13萬發、炮彈4900發、無線電臺1部,還繳得飛機2架,其中一架能飛,紅軍曾用它飛到廈門上空散發傳單。這一次勝利影響很大。毛澤東給周恩來的電報中說:“南靖一線,張貞大部消滅,達到剪除粵敵一翼之目的。這不但對鞏固閩西發展閩南游擊戰爭、援助東江紅軍有幫助,且因漳州海口之占領,影響時局甚大,有調動粵軍求得戰爭之可能。”[《今后中心任務和新區、白區工作的意見(1932年4月22日)》,《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軍事系統㈡》第1345~第1346頁,中央文獻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

        《毛澤東傳》談到了毛澤東個人此行的收獲:

        毛澤東在漳州還有一個很大的收獲,就是搜集到一大批書籍和報刊,特別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哲學、政治經濟學等理論著作。當時陪同他去找書的漳州中心縣委秘書長曾志回憶說:“我同他一同去龍溪中學翻書,在圖書館里他一邊翻一邊說,這個好,那個好,找了好多書,恐怕有好幾擔書,是用汽車運回中央蘇區的。他很可能就是在這里找到《資本論》、《兩種策略》、《“左”派幼稚病》、《反杜林論》等書和經濟之類書的。”

        這些書運到中央蘇區后,毛澤東不但自己讀,有幾本書還推薦給其他領導人看。彭德懷回憶道:1933年秋天,“接到毛主席寄給我的一本《兩種策略》,上面用鉛筆寫著(大意):此書要在大革命時讀著,就不會犯錯誤。在這以后不久,他又寄給一本《“左”派幼稚病》(這兩本書都是打漳州中學時得到的),他又在書上面寫著: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書,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會知道‘左’與右同樣有危害性。”[《毛澤東傳(1893~1949)·上卷》第329~第330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

        大有收獲的毛澤東還不知道,蘇區中央局這個時候正面臨著巨大壓力。

        筆者看法,一般比較務實的革命者如周恩來、任弼時等,在沒有其他壓力的環境中,其實是很容易被雄辯的毛澤東所說服的,在毛澤東獨到細致的分析和論述面前,很容易就進入“言聽計從”的狀態。理由無他:打仗是要看效果的,是騾子是馬,拉出來遛一遭就知道了!是不是好主意,只要以實踐為檢驗標準,那稍為是個明白人兒,也是不難得出結論的。

       

        六、“政治站隊”下也有“政治庇護”

        問題是,任何革命運動和革命者,都不是在真空中的存在。來自各個方面的壓力,始終都在等待你迎接你。能不能在壓力之下保持清醒冷靜的頭腦,這才是能不能走向“偉大”的一個門檻。

        遠在上海的臨時中央指手劃腳的幾位年輕人,對中央蘇區來說,那就是一個不斷施加壓力的煅壓機一般的存在。

        ——當然,光憑他們自身的本錢,是夠不上招呼所有人跟著他們指揮棒轉悠的。

        他們一半以上的本錢,來自他們背后戳著的那個“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和莫斯科!

        這不,緊接著,臨時中央的圣旨就連二連三鋪天蓋地的砸了下來。

        ㈠臨時中央認定毛澤東是“進攻路線”的障礙

        正當毛澤東率東路軍進攻龍巖、漳州的時候,蘇區中央局委員項英趕到上海“匯報工作”。

        4月11日,項英向臨時中央常委會報告了中央局在贛南會議前后的情況。

        根據會議記錄記載,剛講到中央區“狹隘經驗論障礙新路線的執行”,一個中央常委就插話說:“中央蘇區的領導,我以為對于目前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是民粹派的觀點,是離開布爾什維克的認識的。中央區是以為目前的革命是農民或貧民的革命(雖然沒有文件上表示出來),這是與國際指出目前是民主的革命工農專政、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意義是原則上的不同。這在土地問題上、黨的問題上、職工決議上、反帝問題上都表現出來。因此,中央區的領導是脫離了布爾什維克的路線的。”

        另一個常委又說:“狹隘的經驗論,毋寧說是機會主義障礙路線的執行。”[《中共臨時中央政治治局常委會記錄(1932年4月11日)》,轉引自《毛澤東傳(1893~1949)·上卷》第331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當時在上海的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僅有三位:洛甫(張聞天)、博古(秦邦憲)、陳云。]

        臨時中央的領導人認為:贛南會議批評毛澤東的“狹隘經驗論”是遠遠不夠的,必須提到反對“機會主義”的路線高度。會后,臨時中央連續在4月14日和5月20日發出文件,嚴厲批評贛南會議和蘇區中央局。于是項英帶著臨時中央的批評意見,從上海回到中央蘇區。

        項英回到蘇區后,蘇區中央局當時就得悉了臨時中央4月14日的指示信,又提前知道了中央5月20日指示電中批評“右傾機會主義”的內容,所以只能一面準備接受中央批評,一面將臨時中央四月指示信的精神電告正在前線的毛澤東。

        臨時中央在4月14日指示信中,重申“日本占領滿洲是帝國主義新的瓜分中國的開始,是進攻蘇聯的具體的危險的步驟”,并說“反蘇聯戰爭的危險是箭在弦上”。信中說:國民黨政府“正在積極的向著中國蘇維埃與紅軍作全線的新的總進攻”。信中提出:“擴大蘇區,消滅國民黨的武力,是給帝國主義的直接打擊,是與帝國主義決戰的準備,是民族革命戰爭勝利的先決條件,是真正的擁護蘇聯的革命斗爭。”最后強調地提出:“右傾機會主義的危險是各個蘇區黨目前的主要危險。”[《中央為反對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瓜分中國給各蘇區黨部的信(1932年4月14日)》,《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黨的系統㈢》第2148~第2154頁,中央文獻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

        臨時中央再一次堅持自己錯誤的戰略判斷,再一次強力推行自己的錯誤主張。

        這個指示信擬就之時,正是毛澤東率軍乘攻占龍巖之勢,直奔漳州奪城之時。

        ㈡蘇區中央局一邊“政治站隊”,一邊繼續“政治庇護”

        蘇區中央局面對臨時中央的壓力,不得不于5月3日以周恩來、王稼祥、任弼時、朱德的名義向臨時中央發出表明姿態的“政治站隊”電:

        中央:

        我們在[中央]蘇區擴大方向和紅軍作戰行動上有分歧意見。去年年底,在[中共蘇區]中央局會議上,毛澤東提出了沿福建、廣東、江西和湖南邊界上的三山[原文如此。指五嶺山脈。]建立蘇區的計劃。科穆納爾[王稼祥。]反對這一計劃,并說在目前的政治形勢下,這是規避占領大城市。我們應該在贛江兩邊之間建立聯系[原文如此。指建立贛江兩岸蘇區之間的聯系。]并在它的上游占領最重要的城市。當然,我們應該同李立三攻占大城市的冒險主義路線進行斗爭。然而,目前的形勢對我們有利。我們應該同過分害怕攻占大城市的右傾機會主義作斗爭。[中共蘇區]中央局的其他委員都同樣這個意見,并決定攻打贛州。

        當莫斯克文[周恩來。]來到時,毛澤東提出了在[贛]東北擴大蘇區的計劃,并反對攻占中心城市。毛澤東遭到反對后,暫時放棄了自己的計劃,而我們把占領大城市的計劃具體化了,并開始攻打贛州。從被圍困的贛州撤退后,毛澤東認為攻打該城的行動是李立三路線的繼續。

        經過討論后,毛澤東說了另一番話,說在攻打贛州的同時,應派部分部隊去東北方向擴大蘇區,毛[澤東]再次建議在福建、江西、浙江和安徽的邊界地區建立大片蘇區,并制定了10個月的工作計劃[文件沒有找到。],說今年年內不可能占領大城市,必須向其他的農村推進。這一切證明,毛澤東有一個擴大蘇區的一貫方針。

        毛澤東分析了政治形勢后,否定了它發展的必要性,認為它是偶然的[原文如此。]。因此,他從沒有發生變化的形勢出發,制定了長期的行動計劃。這條政治路線乃是百分之百的右傾機會主義,它低估了目前的形勢,完全背離了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蘇區]中央局所有其他委員都反對這條路線。

        我們緊急決定,派兩個軍團去信豐和南面的三南(音)[原文如此。顯然是湘南,即湖南南部。(本文庫編者注:譯者原注釋似有誤,“三南”應是江西省南部之龍南、全南、定南3縣。當地一般簡稱此3縣為“三南”。)],并派一個軍團去贛江西岸[的地區],以便加強贛江兩岸蘇區之間的聯系,并準備進攻粵軍和大城市。然而,由于缺乏資金,我們又決定擴大北部的蘇區。但資金還是不夠。我們又改變了先前的決定,決定派一個軍團去福建,以解決資金問題。

        在朋外(音)[原文如此。中文地名不祥。]的第三軍團始終未能解決資金問題,因此……[刪節號是原有的。]開始向漳州(音)[原文如此。也可能是:泉州。(本文庫編者注:譯者原注釋似有誤,應為“漳州”)]進攻。在漳州募集資金后,我軍準備回過頭來進攻廣東來犯福建和江西之敵。我們決定同毛澤東的錯誤進行斗爭,并在黨的機關報[指《實話》雜志,1932年在瑞金出版。]上進行批評。

        最近一次[中共蘇區]中央局的會議認為,毛澤東的錯誤是機會主義的,但他沒有出席會議,因為他在前線。因此,這個通報是由一些個人簽署的。當毛澤東回來時,將召開[中共蘇區]中央局會議。

        簽名:莫斯克文[周恩來。]、科穆納爾[王稼祥。]、布林斯基[任弼時。]和朱德。[《周恩來、王稼祥、任弼時和朱德給中共中央的電報(1932年5月3日)》,《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黨的系統㈢》第2163~第2165頁,中央文獻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

        除了“政治站隊”外,這份電報還委婉地解釋了月前同意毛澤東率軍入閩的決定——“我們又決定擴大北部的蘇區。但資金還是不夠。我們又改變了先前的決定,決定派一個軍團去福建,以解決資金問題”。

        那意思就是:我們可沒得冒犯“中央路線”的意思,派老毛取漳州,是為落實“中央路線”弄現大洋去的!

        然而,接到蘇區中央局來電的毛澤東,也于同日復電蘇區中央局:

        中央局:

        電悉。中央的政治估量和軍事戰略,完全是錯誤的。第一,三次戰爭[三次戰爭,指紅軍第一方面軍進行的第三次反“圍剿”作戰。]和日本出兵之后的中國統治勢力,特別是蔣系,已經受到很大的打擊,對于我們只能取守勢防御的攻擊,至于粵軍亦是防御攻擊性質。決不應夸大敵人力量,以為敵人還有像去年三次進攻給中央蘇區以大摧殘的可能,而且在戰略上,把自己錯誤起來,走入錯誤道路。

        第二,在三次戰爭以后,我們的軍事戰略,大規模上決不應再采取防御式的內線作戰戰略,相反要采取進攻的外線作戰戰略。我們的任務是奪取中心城市實現一省勝利,似要以消滅敵人做前提。在現時的敵我形勢下,在我軍的給養條件下,均必須跳出敵人的圓圍之外,采取進攻的外線作戰,才能達到目的。去年的戰略,要用到現在就是右傾機會主義了。此次東西兩路軍[東西兩路軍,參見《直下漳州泉州方能調動敵人》注[1]]的行動完全是正確的。東路軍深入漳州決不是主要為著籌款,西路軍的分出也沒有破壞集中的原則。我們已跳出敵人的圓圍之外,突破了敵人的東西兩面,因而其南北兩面也就受到我們極大威脅,不得不移轉其向中區的目標,向著我東西兩路軍行動。我西路軍今后應采取完全主動的動作,用各種方法調動敵人,集中兵力打他弱點,各個消滅敵人,達到全局勝利。東路軍今后的任務,是要堅決的打擊粵敵,要馬上集中十四軍、三軍的第八師、十二軍的三十六師于猷巖,白區作戰與赤區有很大不同,和粵軍作戰又與打張貞[張貞,當時任國民黨軍第四十九師師長。]有很大不同。南靖之敵[南靖之戰,參見《直下漳州泉州方能調動敵人》注[1]]因在白區,兵力不夠分配,以致左翼包抄不能派出,張貞殘部不能消滅。十四軍、第八師、三十六師的集中,是完全的必要,江西方面有大量地方武裝是足夠分配的。

        毛澤東

        三日[《對政治估量、軍事戰略和東西路軍任務的意見(1932年5月3日)》,《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軍事系統㈡》第1352~第1353頁,中央文獻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

        這份復電里,毛澤東提出了在三次反“圍剿”勝利后,要采取進攻的外線作戰戰略。這是在新條件下作出的一個重要概括,是對江口會議上提出以“出擊求鞏固”思想的發展。他在信中還態度鮮明地批評臨時中央:“中央的政治估量和軍事戰略,完全是錯誤的”,而且直接撕破了周恩來等于同日電中的對東路軍入閩作戰的委婉解釋:“東路軍深入漳州決不是主要為著籌款。”

        在當時黨內的政治大風向下,毛澤東這個態度、這種語句,顯然是非常刺激的。

        這一下麻煩了,周恩來和蘇區中央局更扛不住來自“上頭”的壓力了——那背后戳著“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和莫斯科。5月11日,中央局在長汀作出決議:“目前事變的發展,更加證明了國際與中央分析的完全正確與中央局估量的絕對錯誤。”中央局承認“自去年三次戰爭勝利以來對于目前政治形勢的估量,犯了極嚴重的一貫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表示要“徹底糾正”這種“錯誤”[《中共蘇區中央局關于領導和參加反對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瓜分中國與擴大民族革命戰爭運動周的決議(1932年5月11日)》,《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黨的系統㈢》第2166~第2173頁,中央文獻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

        在蘇區中央局作出了決議(1932年5月11日)后,共產國際執委會也于5月15日就對毛澤東的態度問題作出了決議。這個決議迄今未見公布,但根據后來情況可以大致判斷其內容:同意中共中央和蘇區中央局對毛澤東所犯“錯誤”的認定,同時表示要繼續團結他一起工作,不公開對毛澤東進行點名批評。但這個決議無疑增加了“六屆四中全會中央”和蘇區中央局一干人等對毛澤東進行指責、批評甚至排擠的底氣,最終使毛澤東在軍中的去留成為了矛盾的焦點,其作用無疑也是負面的。

        這時,蔣介石發動的第四次“圍剿”開始了。敵軍先集中兵力進攻鄂豫皖、湘鄂西兩個蘇區,企圖得手后再大舉進攻中央蘇區。六月初,在中央蘇區的周圍,國民黨集中了四十個師以上的兵力,粵軍已向北進攻贛南。毛澤東率東路軍撤離漳州、龍巖地區,回師贛南。

        毛澤東率軍凱旋,興高彩烈挑著現大洋回到長汀,劈頭看見的不是鮮花和掌聲,卻是蘇區中央局5月11日的決議,而這個決議是在他沒有出席的情況下作出的——不點名卻嚴厲批評自己,毛澤東對此當然十分不滿。所以他在9年后仍然滿懷憤懣地寫道:“六月回到長汀,見了這個皇皇大文,茅塞為之頓啟。知道是采取的缺席裁判辦法,一審終結,不許上訴的。”[《駁第三次“左”傾路線(1941年上半年)》,轉引自《毛澤東傳(1893~1949)·上卷》第334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

        其實,當時的毛澤東并不知道,這個時候的周恩來等,還在盡力為他作出遮護。

       

        七、毛澤東的軍中去留成了矛盾的焦點

        ㈠為毛澤東在軍中的去留,周恩來與任弼時等發生爭論

        就在毛澤東剛回到長汀那天,蘇區中央局致電臨時中央:

        共產國際的指示信[在俄譯稿的邊頁上,П·米夫在該句子旁邊打了一個問號。可能是指1932年5月15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關于毛澤東的電報。]中央局全體委員之間已閱。1.毛澤東已從前線返回,全會[原文如此。此處和以下各處應為:會議。]已結束,取得很好結果,一致同意中央的指示信[指《中央給蘇區中央局的指示電》(1932年5月20日。],堅決揭露了以前的錯誤,進行了深刻的自我批評,確定了當前政治工作的積極進攻方針和在江西省取得首先勝利的行動方針。在全會上,毛澤東同志表現出很好的態度[原文如此。],深刻承認了自己以前的錯誤,完全放棄了自己向東北擴張的意見[原文如此。]。所有問題都迎刃而解了。2.我們的討論是在同志式的氣氛中進行的,只限于中央局委員之間。這并不妨礙毛澤東的領導工作。目前我們正齊心協力地執行中央的指示,不會再有任何沖突。然而,【蘇區】共青團中央局全會不同意中共中央局的意見,把黨的代表會議[原文如此。此處和以下各處應為:會議。不是代表會議。]看作是在黨的整個政治路線上犯了錯誤的代表會議。3.接到中央冗長的電報后,顯然全會完全承認了重大原則性的和機會主義的錯誤,沒有低估我們的錯誤。【中國】共青團中央局的意見是不正確的。待續[續電沒有找到。其實應該是次日以周恩來個人名義發往臨時中央的電報。]。[《中共蘇區中央局給中共中央的電報(1932年6月9日)》,《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黨的系統㈢》第2187~第2188頁,中央文獻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

        第二天,周恩來又以個人名義續電臨時中央:

        4.[原文如此。]毛澤東身體極弱,他仍留在高山地區工作,他失眠,胃口也不好。但他和部隊一起活動,在主持作戰行動時精力充沛,富有才華。【中共蘇區中央】局決定派他去前線策劃軍事行動。他也希望去前線。[《周恩來給中共中央的電報(摘錄)(1932年6月10日)》,《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黨的系統㈢》第2187~第2188頁,中央文獻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

        前電聲稱毛澤東參加并承認錯誤的全會是個子虛烏有的“八卦”,內容也是“八卦”。目的也是顯而易見的,在作出政治表態批評毛澤東后,他們也想盡力為毛澤東作遮護。后電還表示了把毛澤東留在軍中參與作戰指揮的希望。

        毛澤東率東路軍回到蘇區后,紅軍編制作了調整,恢復紅一方面軍總部,仍轄紅一、紅三、紅五三個軍團,由紅軍總部兼領紅一方面軍總部,紅軍總司令朱德兼任紅一方面軍總司令、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兼任紅一方面軍政治部主任。但毛澤東并沒有恢復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的職務,而是以臨時中央政府主席身分隨紅一方面軍總部行動。

        在贛南前線,紅一方面軍總部根據臨時中央和蘇區中央局關于“解決入贛敵軍”的意圖,組織了南雄、水口戰役。7月上旬在贛南、粵北的南雄、水口等地擊潰粵軍十五個團,使入侵贛南的粵軍退回南雄。聶榮臻后來說:“粵敵經過這次教訓,全部退出贛南根據地,以后很長時間未敢輕舉妄動,使我贛南根據地得以安定了一段時間,這對于我們爾后的北線作戰是很有利的。”[《聶榮臻回憶錄(上)》第155頁,戰士出版社1983年8月第1版。]但這次戰役由于兵力不夠集中,沒有能大量地殲滅敵人,紅軍自身的傷亡也相當大,只打成一個擊潰戰。[《關于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的選舉問題(1956年9月10日)》,《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106頁,人民出版社1996年6月第1版。毛澤東這個講話中南雄、水口戰役列為自己指揮過的敗仗之一:“我是犯過錯誤的。比如打仗,高興圩打了敗仗,那是我指揮的;南雄打了敗仗,是我指揮的……”,但實際上這次戰役并非真正意義上的敗仗,將敵人擊退了,但消耗大于收獲,毛澤東認為是得不償失,所以算作敗仗。]

        7月21日,周恩來作為蘇區中央局代表趕到前線。后方工作由中央局副書記任弼時和臨時中央政府副主席項英主持。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任弼時在江西》對這段時間關于毛澤東任職情況及其爭論商榷過程,是這樣陳述的:

        任弼時、項英等后方中央局成員,對于毛澤東留在前方參與紅軍軍事行動的決策指揮很不放心。周恩來剛剛到達前線,任粥時、項英等就以中央局名義給他發來電報,內容是提議由周恩來兼任紅一方面軍總政委。顯然,這個提議的目的.就是要直接并完全剝奪毛澤東對紅軍軍事行動的決策指揮權。

        周恩來對后方中央局成員的這一提議思量再三,覺得不妥。因為按規定,中革軍委和紅一方面軍都是受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領導的。如果按這個提議實施,就會形成毛澤東以中央政府主席身分和他自己以中央局代表身分平行指揮紅一方面軍行動的格局。不僅如此,還有紅軍總政治部與中革軍委是平行的領導機關,按規定,總政治部主任也可在政治上直接領導紅一方面軍,這就將會形成紅軍軍事機制中“三駕馬車”、“多頭指揮”的局面。[《任弼時在江西》第77頁,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3月第1版。]

        周恩來斟酌再三,形成了一個較為穩妥、周全的辦法,提議對于紅一方面軍的軍事指揮,取消政府主席一級,改由毛澤東兼任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指揮紅軍戰事;而紅一方面軍的作戰計劃與決策權歸中革軍委主席團三位成員(即朱德、王稼祥、彭德懷),中央局全權代表對行動方針有最后決定權。這個意見,兼及了方方面面,并征得了朱德等人的同意。[《任弼時在江西》第77頁,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3月第1版。]

        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四人聯名致電后方中央局:“我們認為,為前方作戰指揮便利起見,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級,改設總政治委員為妥,即以毛任總政委。作戰指揮權屬總司令總政委,作戰計劃與決定權屬中革軍委,關于行動方針中央局代表有決定權,會議只限于軍委會議。”[《提議由毛澤東任總政委(1932年7月25日)》,《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軍事系統㈡》第1517頁,中央文獻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

        但蘇區中央局后方成員仍然堅持由周恩來兼任紅一方面軍總政委。

        周恩來只好又再作變通。

        7月29日周恩來再次寫信向中央局進一步陳述:如果按后方中央局的意見辦,將“弄得多頭指揮,而且使政府主席將無事可做”。“澤東的經驗與長處,還須盡量使他發展而督促他改正錯誤”,信中提議在前方成立“最高軍事會議”,“以周、毛、朱、王四人組織”,“周為主席”,以此來改變“銀寶塔式的指揮權”,并堅持由毛澤東擔任紅一方面軍總政委的意見,強調“有澤東負責,可能指揮適宜”。[《南雄水口戰役的初步總結及組織問題(1932年7月29日)》,《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黨的系統㈣》第2303~第2308頁,中央文獻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

        8月上旬,中共蘇區中央局會議在周恩來主持下在興國竹壩召開。會議經過爭論,同意毛澤東提出的外線作戰要在有勝利把握的情況下進行的建議,決定紅一方面軍主力在贛江以東的地區北上作戰,先消滅樂安、宜黃的國民黨軍隊,再打由贛江以西或由南城、南豐等地前來的援軍,進而威逼和奪取吉安、撫州(臨川),以配合鄂豫皖、湘鄂西根據地紅軍反“圍剿”斗爭。會議還決定,在前方組成由周恩來任主席,毛澤東、朱德、王稼祥為成員的最高軍事會議,負責決定前方的行動方針和作戰計劃;毛澤東任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會后的8月8日,中革軍委主席朱德、副主席王稼祥、彭德懷聯名發表正式通令,任命毛澤東為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中革軍委關于任命毛澤東為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的通令(1932年8月8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組織沿革·綜述⑴·文獻⑴》(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674頁,解放軍出版社2007年6月第1版。]

        這個人事任命,基本就是周恩來提出的建議。

        但這次會議中也發生了不愉快。

        在會議發生的爭論中,任弼時對毛澤東的意見表示堅決反對——他堅持紅軍應西渡贛江直接攻打吉安。毛澤東則據理反駁,但態度也毫不客氣:“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古人都知道這個道理。我們在前方的同志,對敵情和我軍實力的了解,比你們后方的同志更清楚。我希望后方中央局同志不要干涉前方的軍事行動!”這樣的態度很令任弼時反感,會后在以中央局名義在向臨時中央報告興國會議決定時,任弼時便“參”了毛澤東一本,說毛澤東“在信豐龍南遲延十數天是一錯誤”云云。[《任弼時在江西》第81頁,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3月第1版。]

        會后,在總前委領導下,紅一方面軍取得樂安、宜黃戰役的勝利,殲滅國民黨軍第二十七師,俘虜五千多人,繳獲長短槍四千余支以及一批軍用物資,創造了在一周內連克三座縣城的成績,直接援助了鄂豫皖與湘鄂西兩蘇區和紅軍的反“圍剿”作戰。

        ㈡為戰略方針的分歧,蘇區中央局前方成員與后方成員再起爭議

        樂宜戰役取得勝利后,下一步如何行動?蘇區中央局在前方和在后方的成員之間發生了嚴重分歧。在前方指揮作戰的周、毛、朱、王從實際情況出發,沒有按照蘇區中央局原定計劃向國民黨軍隊重兵集結的地區推進——西取吉安或北攻撫州,而是揮師東進,攻打南城,準備打開贛東局面。當紅一方面軍主力進抵南城近郊時,發現國民黨軍隊已在這里集中三個師準備固守,并有援軍趕來,當地地形也不利于紅軍作戰。周、毛、朱、王立刻當機立斷地改變攻打南城的計劃,將紅軍主力退卻到根據地內的東韶、洛口,隨后又撤至寧都以北的青塘一帶休整,尋求戰機。

        可是,在后方主持蘇區中央局工作的領導人不同意前方的布置,批評他們在撤圍南城后,“不迅速向西求得在宜黃以西打擊陳(誠)吳(奇偉)則是缺點”,“撤退東(韶)洛(口)”,“再撤退寧都青塘待敵前進,我們認為是不正確的決定”,“這給群眾以十二分不好影響”。[《任弼時、顧作霖關于紅一方面軍行動問題致周恩來電(1932年9月7日)》,《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軍事系統㈢》第1653頁,中央文獻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

        他們一再催促紅一方面軍繼續北上,威脅南昌,以減輕“圍剿”軍對鄂豫皖、湘鄂西等蘇區的壓力。

        在前方的周、毛、朱、王在9月23日復電蘇區中央局,明確指出:“出擊必須有把握的勝利與消滅敵人一部,以便各個擊破敵人,才是正確策略;否則,急于求戰而遭不利,將造成更嚴重錯誤。”[《關于目前軍事行動的報告(1932年9月23日)》,《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軍事系統㈢》第1704~第1705頁,中央文獻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

        相隔一天——9月25日,蘇區中央局再電周、毛、朱、王,說:“我們不同意你們分散兵力,先赤化南豐、樂安,逼近幾個城市來變換敵情,求得有利群眾條件來消滅敵軍”,“這在實際上將要延緩作戰時間一個月以上”,“可以演成嚴重錯誤”。[《蘇區中央局關于分散主力先赤化城市再殲敵之布置意見致電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1932年9月25日)》,《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黨的系統㈣》第2397~第2398頁,中央文獻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

        同日,周、毛、朱、王致電蘇區中央局,堅持原定作戰計劃,并強調指出:“現在如能馬上求得戰爭,的確對于鄂豫皖、湘鄂西是直接援助,并開展向北發展的局面,我們對此已考慮再四。但在目前敵情與方面軍現有力量條件下,攻城打援部隊是無把握的。若因求戰心切,魯莽從事,結果反會費時無功,徒勞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局面。”[《提議在前方召開中央局全會討論作戰行動問題(1932年9月25日)》,《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黨的系統㈣》第2399~第2340頁,中央文獻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

        毛澤東、朱德根據前方最高軍事會議的決定,在26日發出紅一方面軍向北工作一個時期的訓令:在目前敵軍堅守據點、向中央蘇區游擊進擾與迅速布置大舉進攻的情況下,“決心在宜(黃)、樂(安)、南豐之間以戰備姿勢布置目前的戰場”。[《布置戰場爭取群眾調動敵人(1932年9月26日)》,《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黨的系統㈣》第2401~第2402頁,中央文獻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

        這是一個符合前線實際情況的正確決策。

        但蘇區中央局后方成員卻已經無法容忍。

       

        八、寧都會議后毛澤東回到后方,王明路線占據了統治地位

        ㈠寧都會議,任弼時亮出臨時中央的“尚方寶劍”

        任弼時等蘇區中央局后方成員對紅一方面軍9月26日訓令十分生氣,又收到臨時中央7月21日長信和9月下旬要求在敵軍合圍前“擊破一面”的指示電,于是致電周、毛、朱、王:“九月沿(廿六)訓令收到,我們認為這完全是離開了原則,極危險的布置。中央局決定暫時停止行動,立即在前方開中局全體會議。”[《蘇區中央局決定立即在前方召開中央局全體會議致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電(1932年9月29日)》,《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黨的系統㈣》第2405頁,中央文獻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

        10月3日至8日間,蘇區中央局全體會議在寧都小源召開,史稱寧都會議。出席會議的有從后方趕來的任弼時、項英、顧作霖、鄧發,有在前方的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列席的有劉伯承(準備來替換葉劍英任紅一方面軍總參謀長)。

        據《任弼時在江西》記載;

        1932年9月30日下午,任弼時和項英、鄧發、顧作霖以及準備擔任中革軍委總參謀長的劉伯承一行.從瑞金出發,一路騎馬往小源村飛奔而去。從瑞金到小源,大約100多公里路程,他們用了將近3天時間才趕到目的地。

        按前方中央局成員的想法,這次會議主要是解決紅軍行動的總方針與發展方向、地方群眾動員與白區工作等迫在眉睫的問題,使前后方中央局成員的意見得到統一,以便前方能更好地指揮紅軍的行動。沒想到,主持會議的周恩來宣布開會并作會議主旨報告后,任粥時要求傳達他帶來的一封中共臨時中央的指示信,竟然使這次會議變成了對毛澤東的批評會。[《任弼時在江西》第88頁,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3月第1版。]

        這封信是中共中央1932年7月21日發出的《中央給中區中央局及蘇區閩贛兩省委信》,全文約一萬三千多字,針對性很強,火藥味兒也很濃,其中最火爆的語句是這樣的:

        在目前的情勢之下,照舊的開會,照舊的工作,照舊的決議,用舊的速度,沒有自我批評,沒有工作檢查,是再也不能忍耐的了。必須要有切實的轉變,拋棄這種舊的官僚主義的方式,而采用新的布爾什維克的方式。[《中央給中區中央局及蘇區閩贛兩省委信(1932年7月21日)》,《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黨的系統㈢》第2284~第2301頁,中央文獻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

        這句很火爆的話成了任弼時等手中的“尚方寶劍”[任弼時等起草的《蘇區中央局寧都會議經過簡報(1932年10月21日)》稱:與會人員“一致同意中央長信指示”。]。

        由于會議沒有留下會議記錄,與會者又先后故去,留下的回憶文字也不多。但有一個基本事實還是得到了史家們的共識: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激烈且尖銳的批評。

        任弼時等蘇區中央局后方成員在會后的10月21日整理出了一份《蘇區中央局寧都會議經過簡報》,這個《簡報》在開宗明義亮出了“尚方寶劍”后,又扼要陳述了爭論雙方的基本觀點,并且認為這次會議“開展了中央局從未有過的反傾向的斗爭”。

        通過這份簡報,毛澤東被“面對面”的“激烈批評”或可得窺一斑:

        周朱王同志:

        此間起草下列致中央電稿,特征求你們同意拍電,望即電復你們意見以便拍電。中央局在寧都所開之全體會議經過簡要報告如下:

        ㈠一致同意中央長信指示[指1932年7月21日《中央給中區中央局及蘇區閩贛兩省委信》。],中央局在今年6月,根據中央指示電[指1932年5月20日《中央給蘇區中央局的指示電》。]所通過之關于爭取和完成江西及鄰近省區革命首先勝利決議的全部精神與指示信吻合的。

        ㈡認為在今年采取積極向外發展民族革命戰爭,奪取中心城市,爭取江西首先勝利策略,以及六月決議揭發過去黨大會前后中央局所犯錯誤后,中央區一般的表現有相當進步。

        ㈢對2月后幾次戰役的估計,認為攻贛[州]和南雄,宜樂戰役,依據當時情況都是絕對需要的。進占漳州雖獲勝利,有很大政治影響,但來往延緩了北上任務之實現。攻贛[州]本有克城可能,惟因對敵必堅守中心城市的估計不足,遂未堅決布置解決增援敵人,在輕敵之下,造成增援之敵已入城而不能攻以及爆炸技術有缺點致未能克城而撤圍。

        南雄戰役中,對敵迅速增援估計不足,特別是犯了分兵錯誤。樂宜戰爭后,又重犯了分兵籌款錯誤,未能達到圓滿勝利,且遭敵在宜黃之襲擊,以前三軍團過河西也犯對形勢估量不足及分散主力的錯誤。最后在南雄、宜樂之間分兵赤化的計劃也是錯誤的,但經過中央局反對已停止,并未執行。會議中批評澤東同志認為早應北上,過去7個月都錯誤了之不正確觀點,指出這是動搖并否認過去勝利成績,掩蓋了領導上所犯錯誤。

        ㈣由于蘇區與紅軍勝利,白區革命斗爭急劇發展,敵人在四次圍攻中,現正布置大舉進攻中區。會議中經過討論后,一致接受中央行動方針的指示電[1932年9月30日蘇區中央局轉發中央來電如下:“蔣由漢回廬山召集在贛將領開會,【有】即將傾全力向我中區及贛東北進攻之勢。我方須立即緊急動員警戒,并以最積極迅速之行動,擇敵人弱點擊破一面,勿待其合圍反失機動。望即定軍事動員計劃,電告中央。”],認為需立即有緊急充分動員,要以最積極迅速的行動,在敵合圍未成之前,選擇敵弱點各個擊破敵人,已[以]粉碎敵人大舉進攻,奪取中心城市,爭取江西首先勝利。

        ㈤為著實現這一戰斗任務,主力軍須首先向北面敵之弱點出擊敵人,包圍一面,爭取充分動員準備工作開展勝利的進攻敵人,艱苦動員全蘇區工農勞苦群眾,以最大努力擴大和鞏固紅軍。10月到12月3個月內方面軍增加戰斗員23000人,十二、二十一、二十二軍及獨立師團3個月內增加新戰斗員23100人,以大力擴大與鞏固蘇區。特別向北一線發展組織,建立廣大游擊隊,深入白區游擊,創造新蘇區,并打通贛東北及與河西聯系,加強對河西及湘鄂贛的領導,整頓和擴大赤衛軍、少先隊與游擊隊。籌款3個月戰費,除收足土地商業稅加緊節省運動外,并準備再發一次公債票。前次公債票于11月內可由土地稅項收回。建立鞏固后方組織,加緊肅反工作,切實建立白區白軍中工作。會議中特別指出:要及時和無情的打擊一切對革命勝利估計不足,對敵人大舉進攻的恐慌、動搖,失卻勝利信心,專去等待敵人進攻的右傾主要危險,同時要反對不認識敵人大舉進攻的嚴重性,忽視與放松充分動員群眾工作的嚴重錯誤。

        ㈥會議中批評了澤東同志過去向贛東發展路線與不尊重黨領導機關與組織觀念的錯誤,批評到前方同志對革命勝利估計不足,特別指示[出]澤東同志等待觀念的錯誤,批評到總政治部對有政治問題的人采取了組織上自由主義與組織觀念的錯誤,開展了中央局從未有過的反傾向的斗爭。對前方戰爭領導,留在后方中央局同志對于過去前方領導不能統一,認為戰爭領導必須求得專一獨斷、迅速決定問題,提出由恩來同志負戰爭領導總責;澤東同志回后方負中[央]府政府工作責任。因恩來同志堅持要毛同志在前方助理或由毛同志負主持戰爭責任,恩來同志亦在前方負監督行動總方針責任。在大多數同志認為毛同志承認與了解錯誤不夠,如他主持戰爭,在政治與行動方針上容易發生錯誤。最后是通過了恩來同志第一種意見,但最后批準毛同志暫時請病假,必要時到前方。

        中央局21日[《蘇區中央局寧都會議經過簡報(1932年10月21日)》,《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黨的系統㈣》第2441~第2443頁,中央文獻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

        從《簡報》的陳述可以看出,雙方爭論的焦點表面上是前線的作戰方針問題,實際上是毛澤東在軍中的去留問題。而且爭到最后,作戰方針和部署的問題反而不成其為問題了,問題竟然變成了毛澤東究竟是該去還是該留了!

        ㈡周恩來妥協方案未被爭論雙方認同,毛澤東被迫離開前方

        毛澤東堅持“926”訓令的觀點,不同意紅軍無條件地離開蘇區出擊強敵。而中央局后方成員則根據臨時中央歷次指示,批評前方“表現對革命勝利與紅軍力量估量不足”,“有以準備為中心的觀念,澤東表現最多”。會上指責毛澤東對“奪取中心城市”方針的“消極怠工”,是“上山主義”、“東北路線”,把他提出的“誘敵深入”方針,指責為“守株待兔”、“專去等待敵人進攻的右傾主要危險”[王稼祥:《回憶毛主席革命路線與王明機會義主路線的斗爭》,《紅旗飄飄》第18冊第52頁,中國青年出版社1983年2月第1版。],把他5月3日復電中對臨時中央的反批評斥為“不尊重黨領導機關與組織觀念的錯誤”。

        從簡報中還可以看出:會上有人提出把毛澤東召回后方,專負中央政府工作責任——這實際上與寧都會議召開期間遠在上海的中央常委洛甫(張聞天)的意見相同,由周恩來負戰爭領導的總責。周恩來承認前方確有以準備為中心的觀念,有等待傾向,但指出后方對毛澤東的批評過分,不同意把毛澤東調回后方,認為“澤東積年的經驗多偏于作戰,他的興趣亦在主持戰爭”,“如在前方則可吸引他供獻不少意見,對戰爭有幫助”。他提出可供選擇的兩種方案:“一種是由我負主持戰爭全責,澤東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種是澤東負指揮戰爭全責,我負監督行動方針的執行。”朱德、王稼祥也不同意毛澤東離開紅軍領導崗位。但多數與會者認為毛澤東“承認與了解錯誤不夠,如他主持戰爭,在政治與行動上容易發生錯誤”。毛澤東因既然不能取得中央局的全權信任,堅決不贊成由他“負指揮戰爭全責”。會議最后通過周恩來提議中的毛澤東“仍留前方助理”的意見,同時批準毛澤東“暫時請病假,必要時到前方”。

        會后,毛澤東準備到長汀福音醫院療養。他對王稼祥說:算了吧,我們是少數,還是服從多數吧!對向他送別的周恩來表示:前方軍事急需,何時電召便何時來。[《毛澤東傳(1893~1949)·上卷》第340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

        在寧都會議正展開激烈爭論之時,臨時中央常委會也在開會討論蘇區中央局的問題(10月6日)。在會上,博古批評道:“分散工作的觀點,我是堅決反對的。在這里澤東又表現他一貫的觀念,同時伍豪不能將自己正確路線與自己的權威與之作堅決斗爭,而表示沒有辦法,又暴露一次調和以至投降的弱點。澤東的觀點是保守、退卻。”同時還強調:“我以為應該做堅決的斗爭,但不一定指出澤東名字,而與他的傾向在黨內作積極的斗爭,這因為要估計到澤東在蘇區紅軍中的威信。”

        張聞天表示:“澤東可調回后方做蘇維埃工作。”[《中央常委會記錄(1932年10月6日)》,轉引自《毛澤東傳(1893~1949)·上卷》第340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

        會議決定,立即去電蘇區中央局。

        蘇區中央局接到臨時中央這個指示電時,寧都會議已經結束,毛澤東已離開前線回后方。留在寧都的中央局委員繼續開會,根據臨時中央來電,決定毛澤東回后方主持臨時中央政府工作,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一職由周恩來代理。

        10月26日,臨時中央又正式任命周恩來兼任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

        ——臨時中央的這個直接任命,跨過了正常的任命程序,顯得急不可耐。

        ㈢余波蕩漾,周恩來仍受到蘇區中央局后方成員批評

        11月12日,任弼時等后方中央局成員致電臨時中央,承認后方同志對敵大舉進攻確有認識不足的錯誤。由于前方同志“提出以準備為中心的主張,澤東同志更公開反對中央關于行動方針的指示電,因而我們集中火力反對這種錯誤”;而周恩來在會議結論中雖然“指出前方同志以準備為中心的錯誤,以及我們對(敵)大舉進攻認識不足的錯誤,但他自己并沒有站在堅定立場集中火力反對前一種錯誤。對澤東的批評,當時項英發言中有過分的地方,但他在結論中不給澤東錯誤以明確的批評,反而有些地方替他解釋掩護,這不能說只是態度溫和的問題”,“恩來同志在會議前與前方其他同志意見沒有什么明顯的不同,在報告中更未提到積極進攻,以準備為中心的精神來解釋中央指示電”,“在斗爭上是調和的,是模糊了已經展開了的斗爭戰線”,“我們認為恩來在斗爭中不堅決,這是他個人最大的弱點,他應該深刻了解此弱點加以克服”。會議最后同意周恩來提出的第一種意見,即周恩來在前方“負主持全責,澤東仍留前方助理的辦法”[《任弼時、項英、顧作霖、鄧發等對寧都會議經過與爭論問題之說明(1932年11月12日)》,轉引自《周恩來傳(1898~1949)》第417~第418頁;《任弼時年譜(1904~1950)》第195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周恩來年譜(1893~1949)》第233~第234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任弼時傳(1904~1950)》第244~第245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4月第1版。]。

        同日,周恩來分別致電中共臨時中央和蘇區中央局。

        致臨時中央電報告寧都會議簡況:前方同志在會議前及會上發言中“確有以準備為中心的觀念”,“澤東同志表現最多”,對中央電示迅速擊破一面開始時不同意,有等待傾向;后方同志“對于敵人大舉進攻認識不足,因之對于動員的準備缺少注意”。[《任弼時年譜(1904~1950)》第195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

        致蘇區中央局的電報則稱:“我承認在會議中我對澤東同志的批評是采取了溫和態度,對他的組織觀念錯誤批評得不足,另外卻指正了后方同志對他的過分批評”,但“認為未將這次斗爭局面展開,是調和,是模糊了斗爭戰線,我不能同意”。[《周恩來致蘇區中央局電報告寧都會議簡情(1932年11月12日)》,轉引自《周恩來傳(1898~1949)》第418頁;《周恩來年譜(1893~1949)》第233~第234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

        臨時中央接到這兩份電報后,電復蘇區中央局,指出:“中央局會議所取路線與一般的方針是正確的”,“澤東同志在會議上已承認自己的錯誤,必須幫助澤東迅速徹底的改正自己的觀點與吸引他參加積極的工作”;“恩來同志在會議的立場是正確的,一部分同志責備恩來為調和派是不正確的”。復電強調“為擊破敵之‘圍剿’,領導一致是目前最重要的”[《周恩來年譜(1893~1949)》第233~第234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

        這里的“澤東同志在會議上已承認自己的錯誤”肯定是出自周恩來的匯報,可以理解為周恩來再次為毛澤東作出的遮護——因為毛澤東在寧都會議上并沒有“承認自己的錯誤”,而是繼續堅持自己的意見。蘇區中央局前方成員在后來的第四次反“圍剿”戰爭中,也仍然是按毛澤東的意見和方法在行事。

        寧都會議后,任弼時派中央蘇區少先隊總隊長王盛榮赴上海,向中共臨時中央報告寧都會議情況。臨時中央聽取王盛榮報告后,于1932年11月23日致電瑞金蘇區中央局,詢問寧都會議后進攻路線執行如何?有否反對和抵抗?中央局領導在策略上目前有分歧否?電文強調:“我們堅主采取一切辦法.根據黨的路線,縮小爭論,無嚴重破壞紀律之事,則絕不應采取任何組織結論。”博古等人擔心任弼時等后方中央局成員與前方的周恩來、朱德、王稼祥之間再度產生分歧與爭執,影響臨時中央“進攻路線”的執行。[《任弼時在江西》第95頁,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3月第1版。]

        其實,他們擔心的是毛澤東利用在蘇區和紅軍中的威望,跟臨時中央搞“組織對抗”!

        11月26日,接到中共臨時中央詢問執行進攻路線的情況和蘇區中央局領導是否團結一致的來電后,周恩來、朱德、王稼祥致電中共蘇區中央局,提議以下列內容電復臨時中央:“中區執行進攻路線確有成績,首先是紅軍采取積極運動的路線”,并“已劃分全蘇區為三個作戰地區,組織各個戰線上基干紅軍與基干游擊隊,實行運動的戰斗,并布置有力的防御”;“黨內反傾向尤其反右傾斗爭尚未發動到下層”,“最高領導是在為執行中央指示而斗爭而團結一致,更無分歧的行動”。[《周恩來年譜(1893~1949)》第235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

        根據周恩來等人的提議,任粥時于當日電復臨時中央說:對進攻路線“除毛澤東最近來信仍表現有以準備為中心的意見外,并無其他反對與對抗,不過在地方上,對進攻路線還不深刻了解與未堅決執行。中央局內部對總路線無分歧與爭執,更無采取任何組織結論的意見”。[《任弼時年譜(1904~1950)》第196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任弼時在江西》第95~第96頁,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3月第1版。]

        毛澤東坦然面對“組織處理”,沒有任何要與“臨時中央”搞“組織對抗”的意圖!

        次年6月上旬,在寧都再次召開中央局會議時,毛澤東對前次寧都會議提出批評,但博古(這時博古已到中央蘇區)作的結論中重申那次會議是正確的,說沒有第一次寧都會議,就沒有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任弼時延安整風筆記(1943年11月)》,轉引自《毛澤東傳(1893~1949)·上卷》第340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1936年9月中旬,在陜北保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再次講到寧都會議,說撤掉軍職“是缺席裁判,并且不通知”,這完全是一種“傲慢的宗派主義”。[《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記錄(1936年9月15、16日)》,轉引自轉引自《毛澤東傳(1893~1949)·上卷》第340~第341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

        后方中央局成員手執臨時中央的“尚方寶劍”,不問是非,不講對錯,似乎是鐵了心要把毛澤東逐出軍中,這個目的的確達到了——寧都會議解除了毛澤東在紅軍中的領導職務,迫使他暫時離開紅軍。這不僅是對毛澤東的打擊,而且是最后導致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中央革命根據地喪失的最重要原因。

        從此,“王明路線”在蘇區全面貫徹的障礙被掃除,開始全面占據統治地位。

        寧都會議后,朱德、周恩來等按照此前與毛澤東取得一致的方法和戰略方針,取得了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套路還是毛澤東的套路,但這個時候蘇區中央局后方成員們也不再跟以前一樣大吵大鬧了。臨時中央和后方中央局成員的認知則不同,他們認為恰恰是因為剝奪了毛澤東在軍中的指揮權,才取得了這樣的勝利。這就使后來到了蘇區的博古、洛甫等認為有了本錢,于是固執地按“六屆四中全會進攻路線”的方略來反第五次“圍剿”,從而導致了嚴重損失被迫撤離中央蘇區的惡劣后果。

       

        思考

        六屆四中全會中央的主要領導人,是幾個毫無實際斗爭實踐和體驗的“百分之百布爾什維克”,竟然能統治中共中央達四年之久,這實在是非常值得反思和檢點的。這說明,當時的中國共產黨人的年輕幼稚和不成熟:對共產國際和“無產階級祖國”這些來自遙遠天際的圖騰盲目崇信和拜膜,過度迷信自身脫離了革命實踐的書本理論知識,對近在眼前的實際情況的無視或忽視,對黨和紅軍通過血的實踐得來的經驗教訓極度不自信,對在實際斗爭中煅煉出來的“群眾領袖”極度不信任、不認同、不支持,反而極盡百般冷落甚至于打擊之能事。始作俑者當然得擔當其責,但盲目而非完全違心的附和者們,也應有深刻的經驗教訓可汲取,具體的策略,終歸不能替代最終的路線之爭。

        至于毛澤東本人,當然也有教訓需要汲取:如何才能讓自己正確的意見更易于為自己同志包括反對自己的同志們所接受?應該說,這段時期的毛澤東已經做得足夠地好了,但這個“足夠”是不能以后來者的認知為考量前提的,實際上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才是一個高難度的“正在進行時”課題。毛澤東后來也越來越能面對這樣高難度課題,越來越能團結同志,越來越能把自已正確的意見傳遞給自己的同志們并使之更能達成共識,這說明即便是雄才大略的毛澤東,他本人也是在革命斗爭中逐步成長成熟,探索到正確的革命之路,從而最終趨向偉大!

        第三次“左”傾機會主義路線推行到中央蘇區的過程中,周恩來、任弼時等中共重要領導人,呈現出一種非常復雜的思想狀態。一方面他們不同于坐在上海書齋里構思空想計劃的臨時中央領導人,另一方面他們又是黨的組織和紀律責成的路線推行人;以他們當時還不成熟的認識水平,既不能在理論上有力反駁臨時中央的錯誤路線,又不能完全否定毛澤東、朱德等人在殘酷的軍事斗爭實踐中取得的經驗教訓,從而處在了一個非常復雜而微妙的兩難境地。

        在后來的遵義會議上作出的組織問題的決議,其實與寧都會議周恩來提出的方案之一是非常近似的:周恩來是中央委托的對軍事問題下最后決心者,毛澤東是周恩來在軍事上的助手。但環境條件卻已然大不相同,中共中央領導人們從實踐中認識到了毛澤東不可替代的作用,毛澤東走上前臺參與軍事指揮已是眾望所歸;而周恩來對毛澤東更是衷心擁戴,把毛澤東當成了事實上的“下最后決心者”,由衷地與毛澤東相互易位,使毛澤東成為了名符其實的全軍統帥。

        在興國會議和寧都會議上不能容忍毛澤東“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任弼時,后來在湘贛蘇區自己獨當一面成為最高領導者之后,實際上也改變了自己過去的許多認知,對第三次“左”傾路線和教條主義的危害,也有了相當程度的感性認識和初步覺醒。在湘贛蘇區特別是紅六軍團作為長征先驅的西征中,他也一再地根據實際情況,違背王明路線統治下的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的指示和指令,自主地決定紅六軍團的行動,從而勝利地完成與紅三軍會師的任務。后來在長征中,他與紅二、六軍團首長們一起,又多次獨立自主地作出行動選擇,最后勝利地完成了紅二方面軍的長征。

        在延安整風批判王明路線時,任弼時也對自己過去的錯誤作出了徹底的清算,思想方法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后來在糾正黨內的一些錯誤思潮時,起到了很大的積極作用——比如對晉綏土改問題的糾偏意見等等。而后來用于糾偏的法寶之一,恰恰就是他當年在贛南會議上當靶子批評過的《反對本本主義》。

        從歷史文獻資料上看,周恩來、任弼時等人,對臨時中央的路線和各種指示,哪些是真心地贊同,哪些又是在一定程度上策略性表示贊同,很難明確加以區分;對待毛澤東與臨時中央完全不同的主張,周恩來、任弼時也呈現出同樣的復雜態度,仍舊很難明確區分,他們在哪些方面是真地與毛澤東的主張有分歧,哪些方面又是根據具體實踐,面對著臨時中央的高壓,而策略性地反對毛澤東的主張。周恩來、任弼時這種復雜的難以明確區分的思想態度,在后來的斗爭實踐中,直至延安整風全黨統一認識之前,都一再地表現出來。這也從另一個側面表明,中國共產黨人在找到一條正確的領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道路過程中,經歷多少現在的人們難以想象的曲折和艱辛。

        中國共產黨人的的一代領袖們,也都在實際的革命斗爭中,逐步成長成熟最終趨向偉大!

        這一切都證明了,只要是胸懷坦蕩的布爾什維克,最終都能殊途同歸,走到一起。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共產黨人是一個能通過實踐不斷總結經驗教訓的革命團隊,他們最后在復雜殘酷的革命斗爭不斷地成長和成熟起來,終于學會了獨立思考,自力更生,學會了“實事求是”,學會了“把馬列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在“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批評與自我批評”上達成了全黨共識。

        于是這群優秀的中國共產黨人,才能領導中國革命走上了正確的道路,最終取得了一個又一個的偉大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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