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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西地區國共敵后武裝的合作與斗爭(1938—1940)

      梁坤 · 2020-07-14 · 來源:黨的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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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抗戰過程中,中共始終以抗日為首要,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服務抗戰大局。而國民黨地方武裝以自身生存為第一要義,日偽力量占主導地位時,聯合中共抗日;中共力量快速增強以至占據優勢時,則不惜聯合日偽,鉗制中共。

        湖西地區(蘇魯豫邊區)地處蘇魯豫皖四省交界,因其大部位于南陽湖、獨山湖、昭陽湖、微山湖等南四湖以西,故而得名。這一區域主要包括豐縣、沛縣、碭山、蕭縣、銅山、金鄉、魚臺、單縣、成武、嘉祥、巨野等十余縣。該地區鄰近津浦、隴海鐵路,是溝通華北華中的咽喉,具備重要的戰略價值。全面抗戰爆發之初,在中共的積極倡導和努力下,實現了第二次國共合作,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得以建立。當時,湖西地區的中共黨組織力量較為薄弱,如在魯西南的單縣、金鄉等地僅發展了200多名黨員。

        至 1938年5月徐州淪陷前,中共地方黨組織主要是利用同李宗仁等國民黨人的統戰關系,動員民眾支援正面戰場的作戰。徐州陷敵后,國民黨正規軍敗退,地方保安武裝力量渙散,土匪乘機肆虐。中共蘇魯豫皖特委從混亂的局勢中挺身而出,著手組建敵后抗日武裝,擴大了政治影響;同時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政策,與當地有志抗日的國民黨人士和武裝力量開展合作,共同抗日。在此情形下,國共兩黨在湖西地區共存的局面逐漸形成。

        近年來,學界關于抗戰時期國共兩黨關系的研究,逐漸從梳理宏觀脈絡下沉到探究微觀實態,如對山東、河南、安徽、浙東等區域的研究日益涌現。不過,針對湖西這一較為特殊的地域,目前少有學者關注。本文以《黃體潤日記》《豐縣文獻》等有關檔案、文獻、報刊、回憶錄資料為支撐,探討1938年5月至1940年6月國共敵后武裝在湖西地區的合作與沖突,以期豐富對敵后戰場國共關系的研究。

        

       

        一、國共地方武裝的合作與生存危局

        隨著民族危機的逐步加深,中國共產黨積極倡導建立并踐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同國民黨合作抗日。在湖西地區,中共蘇魯豫皖特委主動開展統戰工作,既維持了與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游擊總指揮李明揚的良好關系,也取得了國民黨湖西各縣黨政干部的信任。如在豐縣,中共爭取到了國民黨豐縣黨部常務委員李貞乾的支持,并于1938年9月正式接納他為中共黨員。借助李貞乾與豐縣常備隊副大隊長黃體潤的密切關系,中共得以進入豐縣民眾總動員委員會,開展抗日救亡工作。中共高效的動員模式,贏得了黃體潤的欽佩。他認為,中國共產黨人“多半吃苦耐勞,接近民眾,確較現任黨政工作人員作事積極”。除了豐縣,中共在沛縣、碭山縣等地也建立了與國民黨縣長馮子固、竇雪巖等人的統戰關系,為敵后合作抗日提供了條件。

        徐州淪陷后,國民黨軍隊西撤,湖西國民黨地方政權崩潰。中共地方黨組織的工作重心轉移到敵后武裝斗爭上來,國民黨各縣實力派也迫切需要重建敵后政權與武裝,以圖自存。徐州會戰后,日軍大部進逼武漢,故而在湖西及其周邊地區部署的兵力不多,如在豐縣駐有約300人,在隴海線民權、虞城、碭山共駐有約2000人,在徐州至碭山駐有約3000人,以及與之配合的部分偽軍。日方材料也顯示,日軍自徐州會戰后雖屢次“掃蕩”魯西地區,但因“未曾駐兵,其治安恢復極差”,說明湖西地區日軍力量一度較為空虛。因此,在日軍占據的交通線和城市之外,形成了廣大的真空地帶,為國共敵后武裝的建立與發展提供了契機。

        需要指出的是,徐州失陷之前,中共“尚處于地下黨的工作時期”,大多秘密活動;徐州失陷后,中共“在混亂局面中挺身而出”。因此,徐州甫一陷敵,中共蘇魯豫皖特委便利用與李明揚的統戰關系,從李明揚處獲得了“第五戰區游擊總指揮部蘇魯人民抗日義勇隊”的番號,成立湖西地區第一支中共公開掌握的地方武裝。這支隊伍不久即轉赴湖東活動,稱蘇魯人民抗日義勇隊第一總隊。1938年6月,中共在湖西地區又組建了一支1000余人的敵后抗日武裝,稱作蘇魯人民抗日義勇隊第二總隊(下文簡稱“第二總隊”),由李貞乾任總隊長,王文斌任政委。

        與此同時,以黃體潤、馮子固、竇雪巖等為首的國民黨地方實力派,受中共的感召與幫助,紛紛收羅人槍,重建地方保安部隊,作為敵后抗日自衛力量。1938年5月,豐縣淪陷,

        縣長董玉玨西逃,軍心民心大為渙散。6月,黃體潤受中共成立抗日義勇隊的影響,開始聯絡舊部,編并土雜武裝,重建豐縣常備隊,編為一個大隊,下設四個中隊,共379人。在沛縣,中共幫助馮子固建立游擊武裝,通過農救會動員群眾參軍抗日。后來,馮部被敵“掃蕩”而崩潰,中共還“送槍送人,幫其整頓武裝”。

        這一時期,偽軍也趁混亂局勢大肆擴張,其中以盤踞豐、沛二縣的王獻臣、籍興科兩股偽軍最為猖獗。王獻臣在豐縣淪陷之前糾集土匪武裝,打著抗日旗號,出任第五戰區游擊總指揮部第四支隊支隊長,其隊伍很快擴張到1500余人。1938年8月,王獻臣投日,充任偽蘇北警防司令。籍興科原本也由土匪起家,投敵后擔任偽蘇北反共救國軍司令。這兩股土匪武裝投敵后,加上銅山北部金嘯虎的一支偽軍,共同構成了對湖西抗日力量的主要威脅。不過,偽軍考慮到自身生存,往往在抗日與附敵之間搖擺不定,加之與國民黨政府嫌隙頗多,為中共開展統戰工作提供了機會。1939年2月,中共蘇魯豫特委成功爭取到了籍興科所部2000余人起義。

        徐州會戰后,第五戰區司令長官部西撤,國民黨江蘇省政府撤往蘇北,“對豐縣事頗隔膜”,形成國民黨地方與上級“失聯”的狀態。這種局面造成湖西地區國民黨地方實力派及其武裝難以得到上級國民黨政府的領導與正規軍的支援。加之其自身軍政素養不足,因此十分依賴中共的力量牽制敵偽。

        湖西地區的中共黨組織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落實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與國民黨地方武裝開展了多方面的密切合作。

        其一,軍事上的互相配合與支援。為應對來自敵偽的威脅,中共領導的第二總隊與豐、沛等縣國民黨武裝保持了密切的往來。1938年8月5日,李貞乾得知王獻臣有投敵傾向后,當即與黃體潤商討對策,提出“嗣后吾兩部抗日軍隊,要切實聯絡,暗中防備與監視”。8月底,王獻臣投敵,第二總隊與豐、沛兩縣國民黨武裝決定聯合討伐,并推李貞乾為討逆軍總司令。其中“豐沛當局均以其兵力的全部參加”,接受中共方面的“統一指揮”。9月19日,因缺乏彈藥等給養物資,第二總隊及豐、沛二縣武裝主動撤出戰斗,未能消滅王獻臣部。國共敵后地方武裝第一次聯合討逆行動告一段落。除直接打擊敵偽外,國共在防務上也相互配合。例如,1938年9月底,駐豐縣的第二總隊決定赴金、魚、單、碭一帶開展工作,李貞乾即與黃體潤商定,將防務交由豐縣常備隊負責。

        其二,開展聯誼。為增進國共軍隊之間的互信與友誼,第二總隊與豐、沛等縣國民黨武裝多次開展聯誼活動。1938年7月28日,第二總隊200余官兵經過豐縣大郭集,黃體潤率隊歡迎,以示聯絡中共軍隊的誠意。為進一步增強各方之間的互信與聯絡,8月6日,由李貞乾發起,第二總隊與魚臺抗敵自衛團、游擊第四支隊、豐縣常備隊在豐縣召開軍民聯歡會,“到各部隊官佐士兵千余人”,“人民抗日義勇隊宣傳隊并演劇助興,開會情形,頗為熱烈”。

        其三,協商財政問題。湖西國共敵后武裝的補給主要仰賴地方,雙方在財政問題上保持了協商。例如,1938年7月至8月,黃體潤與李貞乾就多次商談如何籌措給養、解決軍政開支,并決定采取截擊敵人、收回倉庫儲押糧食等方式解決問題。

        盡管國共地方武裝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保持了良好合作,頑強抗戰,但對敵偽軍作戰時仍難以獲得優勢,尤其是聯合討伐王獻臣之戰的失敗,使國共地方武裝陷入重重危機之中。從中共方面來看,在討王戰役中第二總隊傷亡較大,士氣大受影響,“戰士思想比較混亂,需要進行抗戰必勝和紀律方面的教育”。豐縣國民黨武裝軍心也頗為渙散。同時,由于軍隊抗敵無力,致使軍民關系疏離,民眾因懼怕敵軍,“多不愿游擊隊駐扎其村,甚有以為日軍專打游擊隊,不打老百姓,視游擊隊舉動為多事者”。

        國共地方武裝未能遏制王獻臣的勢力,導致其進一步坐大。籍興科也趁機配合日軍“掃蕩”抗日武裝。為凝聚力量,國共兩黨地方武裝再度組成抗日聯軍。12月下旬,王獻臣在日軍支援下向抗日武裝進攻。因敵偽攻勢凌厲,抗日聯軍一度受挫。缺乏主力部隊的支撐,湖西地區國共地方武裝一時陷入極危險的境地。

        

       

        二、八路軍進抵湖西及其對國民黨武裝的援助

        1938年9月,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在延安召開。全會確定黨的主要工作放在戰區和敵后,并制定了“鞏固華北,發展華中”的戰略方針,要求八路軍主力部隊開赴華北、華中,廣泛開展敵后游擊戰,建立敵后抗日根據地。

        為貫徹中共中央決策部署,八路軍總部指示115師685團由晉西南挺進湖西,部隊改稱蘇魯豫支隊(下文簡稱“蘇支”),下轄三個大隊,共2700余人,于1938年12月27日抵達單縣、豐縣邊界。蘇支東進,即面臨如何與湖西國民黨敵后武裝相處的問題。由于這一時期國共之間的合作關系尚屬融洽,蘇支對湖西地區國民黨敵后武裝給予了一定的軍事和政治援助,幫助其紓解了困局,同時為中共在這一地區進一步打開工作局面打下了基礎。

        其一,軍事支援。蘇支甫抵湖西,恰逢國共地方武裝發動第二次討王戰役。12月28日,黃體潤正率領豐縣常備隊同王獻臣苦戰,進展不順。當日,黃體潤獲悉八路軍進抵豐、單一帶,隨即赴蘇支駐地求援,蘇支支隊長彭明治當即決定應援。次日拂曉,蘇支以摧枯拉朽之勢殲滅了王獻臣部主力,并擊潰增援王獻臣的日偽部隊,取得了擊斃偽軍100余名、俘獲200余名的戰績,而蘇支傷亡僅30余人,一舉扭轉了湖西抗戰局面,贏得了當地民眾的支持。同時,八路軍以實實在在的戰績與作戰素養,取得了國民黨一些人士的信任。例如,黃體潤就稱贊八路軍“勇敢善戰,且紀律嚴明,到處受民眾歡迎,誠不可多得之軍隊也”,并萌生了學習八路軍嚴守紀律及奮斗犧牲精神的意愿。這正如毛澤東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所言:“由于兩黨都有軍隊,使得抗日戰爭中兩黨克盡分工合作的最善責任,互相觀摩激勵的好處也更多了。”

        八路軍通過數次打擊敵偽、土匪等,減弱了湖西地區的外部威脅。僅1939年一年,蘇支“進行大小戰斗七十余次,共擊斃日寇五千一百余,殺傷日寇八千六百多”。不過,蘇支主力一旦離開,日偽便借機卷土重來。1939年4月至6月,蘇支主力南移蕭縣、宿縣一帶,在此期間豐縣“屢次經敵掃蕩,漢奸政權逐漸擴大,敵人據點日漸增多”。6月下旬,蘇支一部返回豐、沛地區后,黃體潤當即請求蘇支主力幫助國民黨地方武裝開展游擊,以求達到扶植抗日政權、打擊敵偽的目的。

        由此可見,缺乏八路軍主力援助,豐縣常備隊不敢主動尋找戰機,只能龜縮據點任敵侵犯。例如,6月24日,黃體潤在日記中便有這樣的記載:“最近數月來,豐常所取之戰略,多為堅守據點,因思此種戰略,其弱點為被動的挨打。”

        其二,防務協助。為應對來自日偽的襲擾,拱衛湖西,八路軍與國民黨地方武裝在布防問題上,逐漸形成了八路軍為主、國民黨地方武裝為輔的格局。這一格局的形成,主要是由于國民黨地方武裝戰斗力差,難以單獨應付日偽,因此一旦八路軍移防,國民黨地方武裝便隨之退守,并時常主動與八路軍聯絡,顯示出對八路軍的防務依賴。例如,1939年1月16日,黃體潤同竇雪巖、李貞乾會晤彭明治,商談各部隊之間配合布防事宜,當即決定蘇支、挺進支隊(1939年1月,第二總隊改編為八路軍山東縱隊挺進支隊,李貞乾任支隊長。)、豐縣常備隊“三個部隊,距離使之相近,以便接洽聯絡”。

        其三,幫助開展政治工作。八路軍除了對湖西地區國民黨敵后武裝給予軍事援助、防務協助外,幫助其開展政治工作也是重要內容之一。湖西地區國民黨敵后武裝收攏的多為地方游雜、土匪勢力,作戰能力低下,軍心渙散,政治意識淡薄。黃體潤深知豐縣常備隊的諸多缺陷,在配合蘇支討伐王獻臣后,“因覺部隊紀律之差池,及戰斗力之不強,雖有槍千余,究為烏合,設遇強敵,深有一擊即潰之勢。兼以上級干部人才缺乏,一切均由余躬自辦理”。面對豐縣常備隊軍政干部缺乏的難題,黃體潤主動求助蘇支代辦軍官教導團。蘇支接受了黃體潤的請求,幫助豐縣常備隊訓練政治指導員。此后,蘇支加強了對豐縣常備隊政治工作的協助,有力支援了黃體潤的政工隊伍建設。

        蘇支對湖西國民黨敵后武裝的紓困與援助,收到了立竿見影的效果。1939年12月,黃體潤回顧年度工作時指出,八路軍在擊潰偽軍王獻臣之后,國民黨豐縣政府得以轉危為安。與此同時,在蘇支有力的政治指導下,豐縣常備隊“軍政干部積極訓練,向加強戰斗力、提高紀律兩目標邁進后,全軍進步頗大,現已漸漸走上軌道”。

        八路軍的援助,不僅堅定了湖西地區國民黨地方武裝的抗戰信心,使其能“經常地去伏擊與襲擊敵人”,而且加速了他們的發展壯大。如豐縣黃體潤部發展到4000余人,沛縣馮子固部發展到5000余人,碭山竇雪巖部發展到1000余人,國民黨的一些縣、區政權也隨之恢復。蘇支受益于國共合作的良好局面,在抗擊敵偽時越來越游刃有余,部隊規模亦不斷發展壯大,一度達到13000余人,成為活躍在湖西地區的一支抗日勁旅。

        八路軍進抵湖西后,認真貫徹中共中央的統戰原則,通過對國民黨敵后武裝的援助,爭取到了與之良好合作的局面。不過,由于國民黨地方武裝軍政素養較差,國民黨地方政府明顯較為依賴八路軍,甚至黃體潤曾向彭明治明言,“徐西各縣甚愿蘇魯豫支隊在蘇魯邊區作為主力,領導各縣地方武力,共御外侮,驅逐日寇”。

        正如梁漱溟在1939年考察蘇北各地后認為的,“蘇北當時情形最奇妙”,各縣國民黨政權“所憑藉的武力,竟可說清一色的八路勢力……四個縣長的隊伍各有數千人不等,當然都是本地方的,不屬八路軍系統。卻從發動,掖助,以至領導皆出于八路。甚而系統,亦有分不清的了。他們時常不斷與敵人應戰,既無其他大軍,非靠八路不可。倒頗能為國共合作表現一好例”。

        

       

        三、合作中的斗爭與沖突

        盡管湖西國共敵后武裝一度維持著良好的合作關系,但事實上雙方的合作基礎并不牢固。在湖西地區,國民黨武裝對中共與八路軍的活動一直存有提防之心,而中共也十分警惕國民黨制造磨擦。隨著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國民黨政府逐步開始推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政策。湖西地區國民黨地方武裝隨之將主要精力用于防范中共,在抗擊敵偽方面愈趨消極與被動。

        1939年初,一度與豐、沛等縣“失聯”的國民黨江蘇省政府,逐步加強了對蘇北各縣的聯系。4月,國民黨蘇北專員董鐸召集各縣長,“傳達國民黨五中全會決議后,開始了政治反共”。湖西各縣國民黨政權響應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制定的“溶共”“防共”“限共”政策,排擠、壓制中共力量,制造摩擦,破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1939年春,針對中共快速發展黨員的現狀,國民黨沛縣黨部與中共展開對青年的激烈爭奪,試圖扭轉不利局面。時任國民黨山東省政府主席沈鴻烈也致電蔣介石,報告八路軍在單縣東南各區自設學校,吸收青年,對八路軍的發展“殊為可慮”。

        在排擠中共方面,湖西地方實力派也是不遺余力。尤其是在1939年7月八路軍拘捕反共的國民黨魚臺縣長朱啟森,公推李貞乾為魚臺抗日民主政府縣長后,愈發觸動了湖西國民黨的敏感神經。同年10月,黃體潤在一封信中說,八路軍“已不可信,且其駐地距我部又近,如有敵情發生,何能一塊作戰”。1940年1月,黃體潤將豐縣常備隊政訓處主任王效斌調離,因王“系共產黨員,信仰共產主義。本部原系國民黨領導之部隊,對信仰不同之人,未便久任要職,以防發生意外”。在王效斌離開豐縣常備隊后,黃體潤甚至認為,“此時若不清共,將來必吃其虧”。爾后,黃體潤時常與人商量“應付八路軍問題”,日益顯現出對中共的不信任。在沛縣,馮子固也開始限制八路軍的抗日活動,排擠在縣抗日動員委員會的中共黨員。

        與此同時,湖西地方實力派屢次向國民黨中央及省政府請求支援,以圖集中力量打壓中共。1939年11月,豐縣、沛縣、碭山、銅山四縣縣長聯名致電徐海行署主任王公玙,“說明四縣有兵力約2萬人,惟指揮不統一,各自為政”,請求國民黨中央統一各縣軍權以壓制八路軍。1940年1月,竇雪巖等呈請國民黨蘇魯戰區司令長官于學忠“派知兵大員,來蘇魯邊區,將十數縣武力統一編制,統一指揮,并開展黨政民運等項工作”,希圖在軍政方面限制中共的發展。這些行為足見湖西地區國民黨地方實力派對中共的敵視態度。

        國民黨五屆六中全會后,國民黨軍政力量開始在全國執行以軍事反共為主、政治反共為輔的方針,在制造磨擦方面逐漸“由秘密到公開,由局部到全部”。銅北頑固分子耿少孚甚至以“與八路軍合作抗日”的罪名殺害國民黨進步人士。1939年11月,耿少孚圍攻中共銅北辦事處、銅北獨立營,制造了“千里井慘案”,雙方的磨擦升級到軍事沖突的地步。“千里井慘案”是湖西地區國民黨“軍事反共的第一炮”。此后,湖西地區國民黨更是變本加厲地制造軍事磨擦。

        早在1939年8月,中共山東分局即指出,“政權將為山東磨擦的中心”,并決心“堅持反磨擦”。同年12月6日,中共中央對蘇魯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堅決開展反投降反分裂反倒退的斗爭,根據當地具體情形,發布反投降反分裂倒退的宣言,以政治優勢壓倒反共分子”,對國民黨頑固派進行“有理有利的武裝斗爭,是堅持敵后抗戰的必要條件”。

        根據中央指示,中共湖西地方黨組織及八路軍開展靈活多樣的反磨擦斗爭,“打擊最壞的,孤立次壞的,爭取較好的”。首先,八路軍對有投敵傾向的頑固分子石友三予以堅決打擊。其次,中共從抗戰大局出發,利用在抗擊敵偽中形成的聯絡關系,以民族大義為感召,盡力維護與堅持抗日的黃體潤、馮子固等國民黨地方實力派的關系,緩釋他們對中共的政治偏見。如1939年12月15日,李貞乾約黃體潤徹夜長談,黃體潤表示,認同李貞乾堅持國共合作的主張。彭明治在與黃體潤協同抗敵中,也再次建立起了聯絡關系。耿少孚進攻中共軍隊的事件發生后,彭明治屢次邀約黃體潤會晤,希望消除國共之間的誤解。12月16日,彭明治向黃體潤表明,“對于八路軍與各縣關系,表示就抗戰上講,就私人感情上講,均有密切聯合之必要。惟對于耿少孚在千里井收繳八路游擊大隊一部槍支,表示憤慨,但仍愿和解”,釋放出了中共的善意。黃體潤當即也表示,“嗣后應精誠團結,共御外侮”。此外,中共加強對湖西國民黨的政治宣傳,努力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中共通過諸多反磨擦與緩和沖突的舉措,一度大體上維持了與國民黨武裝的合作關系。然而,終因湖西地區頑固勢力執行國民黨“積極反共”的方針,導致合作局面破裂。

        1940年6月豐縣、沛縣國民黨武裝挑起磨擦,制造了六一三事件,大肆排擠和捕殺共產黨員。六一三事件后,湖西地區中共同國民黨的合作和統戰關系破裂,加之日軍大力推行“治安肅正”計劃,“許多抗日游擊根據地變為敵頑占區,不得不由公開到秘密,由合法到非法,由和平的發展到斗爭的發展”。

        

       

        四、結 語

        1938年至1940年湖西地區國共敵后武裝的合作與沖突,既是全面抗戰時期國共關系的一個縮影,也呈現出鮮明的地域特征。這一時期,雙方的互動關系離不開國共整體關系的演變,但同時也受到區域內各方力量對比的影響。全面抗戰之初,國民黨地方武裝在各自為戰、缺乏正規軍支援的局面下,顯示出了對中共和八路軍的依賴。不過,隨著抗戰進入相持階段,

        湖西地區國民黨敵后武裝積極響應國民黨中央“溶共”“防共”“限共”政策,破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消極抗日,積極反共,雙方合作出現大的裂痕。自1940年沛縣六一三事件后,國共在湖西地區的關系進入到一個沖突頻發的階段,甚至出現敵偽頑“三位一體、共同反共”的局面。從本質上而言,湖西地區國共敵后武裝的關系演變體現了國共兩黨抗日理念的區別。

        在抗戰過程中,中共始終以抗日為首要,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服務抗戰大局。而國民黨地方武裝以自身生存為第一要義,日偽力量占主導地位時,聯合中共抗日;中共力量快速增強以至占據優勢時,則不惜聯合日偽,鉗制中共。因此,隨著抗戰的持續進行,中共不得不獨力扛起領導全國人民團結抗日的歷史重任。

        作者:梁坤,南京師范大學社會發展學院博士生

        來源:《黨的文獻》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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