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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6年三名女孩考清華落榜,真相竟然是?

      于山 · 2020-07-14 · 來源:中國歷史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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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微信公眾號“中國歷史研究院”(ID:zglsyjy)綜合整理自風聞社區反謠言中心《民國時期的教育公平:三位大家的女兒都沒考上清華?》;陳學勇《林宣訪談錄》;雷洪德《書生持志——涂又光求學史論》;文潔若《才貌是可以雙全的——林徽因側影》;文潔若《萬世師表翁獨健》;胡金平《民國教育熱的背后:一種想象性的社會記憶》;李開周《民國時期上大學要花多少錢》;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費正清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等。

        【編者按】脫離歷史真實、美化民國時期的社會狀況,是歷史虛無主義的一種突出表現。就在7月8日高考當天,又有“大V”發布微博,借所謂1946年梁思成、馮友蘭、梅貽琦三位文化名人的女兒考清華落榜之事,美化民國“教育公平”。事實真相如何?請讀此文。

        近日,關于民國時期的大學教育引發網絡關注。7月8日,有“大V”發布微博稱“這三位大學者大專家的女孩因為差幾分沒有考上”,并配上一張四名女性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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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下方文字標注為:

        “【教育的公平】 1946年有三個女孩考清華落榜,落榜的女孩分別是清華建筑系主任梁思成女兒梁再冰,文學院院長馮友蘭的女兒馮鐘璞,校長梅貽琦的女兒梅祖芬,這讓人看到了那個年代中國教育的公平和良心。”

        在高考日發這樣一條微博,很快便引來熱議。有“大V”附和“看這些也感動不了那些今天的高考腐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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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時期的教育真的是這樣嗎?

        

       

        照片中的女性并非梁再冰、馮鐘璞、梅祖芬

        通過查閱資料我們發現,照片中的幾位女性并非梁再冰、馮鐘璞、梅祖芬,而是林徽因(右一)和她的表姐王孟瑜、王次亮和曾語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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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徽因堂弟林宣曾說:

        “她們,林徽因與王孟瑜、王次亮、曾語兒四個人,不僅長得好看,而且出門穿一樣的衣服,所以引人注目了,常有閑人跟梢,還有人偷拍她們照片的。我有時跟她們一起出門當保鏢。因為我長得高大,又喜歡體育。我不讓社會上閑人靠近她們。”(此段引自陳學勇:《林宣訪談錄》)

        資料一般認為,這張照片是“1916年林徽因與表姐在培華女子中學學習時的合影”,但也有學者根據林徽因與父親林長民通信記錄認為,林徽因1918年才去北京上的培華女子中學。此外,對于“就讀培華女子中學”,還有學者認為現今已找不到“培華女子學校”的記載,林徽因就讀的可能是“培根女子學校”,培華是培根的筆誤。

        對于照片拍攝的具體時間、地點、場景在這里不做過多考證,但可以確定的是照片上的女性并不是梁再冰、馮鐘璞、梅祖芬。另外補充一點,梁再冰還是林徽因的女兒。

        

       

        

      三名女性落榜清華的真實情況

       

        1946年是抗戰勝利后大學第一次招生,考生眾多,競爭激烈。國民政府主辦主管的大學,抗戰時期只在大后方招生,從1946年開始面向全國招生。這年的招生人數沒有多大變化,而報考人數卻大幅增長。大后方和收復區的應屆高中生,加上多年抗戰積壓下來的往屆沒有考學的高中生,還有大量的復員軍人,從四面八方趕過來,擠在這年考大學,使得考生一下子變得特別多。

        1946年夏,清華與北大、南開聯合招生,分九區進行。據當年8月6日陳岱孫致校長梅貽琦的信,當年報考清華的人數在兩萬以上,僅北平、天津、成都三個考區就有一萬兩千多人。因為考生太多,清華不得不盡力擴招,決定招大一新生八百七十人,即使如此,錄取率也不足百分之五。(上述兩段引自雷洪德:《書生持志——涂又光求學史論》)

        1946年作為抗戰勝利后的大學第一次全國招生,競爭壓力非常大,梁再冰、馮鐘璞、梅祖芬確實落榜清華。

        對于梁再冰落榜清華。清華1946級校友文潔若曾在《才貌是可以雙全的——林徽因側影》一文中這么說,

        “我還記起了那時的一個傳聞:清華北大南開是聯合招生,梁再冰填的第一志愿當然是清華,卻被分數線略低于清華的北大錄取了。林徽因無論如何也不相信愛女的考分竟夠不上清華的錄取標準!后來校方把卷子調出來給她看,她這才服了。”

        對于馮鐘璞落榜清華。在文潔若另一篇文章《萬世師表翁獨健》中記述了關于此事與馮鐘璞的對話,

        “幾年后,我偶然向馮鐘璞(宗璞)提及此樁往事。她說,當年沒考上清華大學外語系的豈止梁再冰,就連她本人和梅祖芬的考分也沒夠上清華的分數線。她只好在第二志愿南開大學外語系念了一年,1947年以同等學力考上了清華大學外語系二年級。但她認為清華的課程與南開有所不同,所以又從一年級念起,于1951年畢業。梅祖芬則在清華的先修班讀了年,次年考入清華外語系一年級,與馮鐘璞同班。”

        對于梅祖芬落榜清華。梅祖芬在1946年確實考清華大學落榜了,然而她卻沒有像不少網絡段子所說的那樣去讀燕京,或者按照常理去復讀一年,而是進了清華大學先修班,第二年再轉到清華大學外語系就讀。國民政府曾經專門頒布過一個《國立大學暨獨立學院附設先修班辦法》,《辦法》規定“先修班修業期滿,各科考試均及格者,得免試升入該院校一年級。”根據清華校友陳章回憶文章,《1946級校友陳章:清華是一生的牽念》,“聊起當年的任課老師,他的眼里充滿了崇敬:教我們英文的是當時清華校長梅貽琦先生的女兒梅祖芬女士”。根據清華校友陳章回憶,梅祖芬在就讀清華大學先修班這一年里,作為落榜生被安排去教清華大學大一新生英文。

        

       

        

      誰在美化民國教育

       

        同一民國教育,在部分民國教育親歷者的回憶中與當下民國教育熱中的民國“追憶”者之間,存在著極大的反差。

        這種對民國教育想象性的美化屢見不鮮,我們此前也多次辟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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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些正式出版物中,對民國教育大為推崇的著作并不少見,如2011年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胡足青選編的《民國語文》一書,在前言中便認為:

        這些(民國)大師深深懂得,孩子就是一個民族的未來和希望,少年強則國強。這樣的大師放下身段,懷抱對國家……巨大的熱忱投入到為孩子編寫語文教科書的工作中。這樣的教材,絕無當代社會華而不實的商業氣息,卻滿含著大師濃濃的溫情;他們把自己認為最值得傳播的素質和理念,用孩子最能接受、最有效率的方式傳遞給他們。……如今讓大多數當代中國人,尤其是對當今語文教育仍不滿意的部分國民,最便捷、最充分地接觸民國語文、感知民國語文的風貌與神韻,也就成了一件很有意義、很迫切的事情。

        2013年由《新周刊》主編、漓江出版社出版的《民國范兒》一書的序言(張鳴作)中認為:

        民國很貧窮,什么都沒有,但卻有自由。北洋政府不管教育,國民黨政府想管,也不大管得了。至于媒體、文化、藝術,大體上任由從業者隨便折騰。有了自由,盡管環境惡劣,別的也可以有。……“民國范兒”就是一種教養,一種態度,一種文化,一種文人牛哄哄的勁兒。……今天,我們的知識人,已經用沒邊的諂媚(見到領導的時候)和沒邊的狂妄,代替了過去的恭謙和牛氣。手里的活兒,除了粗制濫造,就是抄襲。“民國范兒”,官場沒有,學界沒有,市場沒有,連博物館都沒有。此時此景,說點“民國范兒”,算是紀念,也是挽歌。

        參與民國教育推廣的人員之中,大多數是作家、業余的歷史愛好者等。他們對于民國教育充滿著想象、浪漫描述,但那些是否就是民國教育的真相呢?

        舒新城先生1924年曾就內地湖南所見聞的教育行政的混亂情形做過批判:

        內亂對于教育顯明的影響列下:(一)省教育經費積欠至十個月;(二)指定為省教育經費的鹽稅附加稅為軍人提去四十余萬;(三)地方教育經費隨時被軍人提取,致各地欠費自數月至十余月不等;(四)地方教育機關,隨時被軍人占據,學校常不能如期開學;(五)內地交通權完全為軍人占據,學生不能按期到校,甚至于被危險;(六)教會學校特別發達。

        如果說舒新城先生對于民國教育現狀的不滿主要是針對20世紀20年代北洋政府統治時期教育情況的話,那么進入國民政府時期,教育的情形似乎并未得到根本改變。教育社會學家盧紹稷在1931年出版的《教育社會學》一書中,在論及當時的各級教育成效時曾說:

        我國教育,因承數千余年“偏重個人”積習之故,所以近年以來,雖嘗聞有“適應社會”之呼聲,而學校畢業生尚未能皆為社會上實際有用之人物。試觀我國現今學子,除少數外國留學生與國內中等以上學校畢業生講求實學外,大都徒冒虛名,以“文憑”為目的,學非所用,用非所學,無所裨益于社會。小學畢業生,知識幼稚,姑置勿論。中學畢業生,往往學農不農,學工不工,學商不商,甚至有在家賦閑,成為社會上之寄生蟲。至大學與專科學校畢業生,對于學問雖算有一點門徑,但嘗見有畢業于紡織專科,而為普通中學圖畫教員者;有以畢業于農業專科,而為普通行政機關助理員者,甚至有以留學歐美各國大學與專門學校畢業,歸而應考試于書業機關,充普通編譯員者。所用非所學,滔滔皆是。

        如果說盧紹稷的批評尚不夠具體,則不妨引述一段葉圣陶先生在1946年發表的短文中所揭露中小學中具體問題的情形:

        很有幾個縣城里,學生看不到鉛字排印的書本,除了教科書,校長、教師、以及家里的父兄,一致認為鉛字排印的書本不是好東西,即使也有幾本不妨看看,然而挑選挺麻煩,還是一律不準看方便。學生看課外書是冒險的事,要隨時慎防監察的眼睛,如果被發覺了,至少受一頓責罵。……某一個教育行政機關對視察人員作如下的指示。一個教師,如果對于待遇不大計較,教功課認真,得到學生的好感,他就有些可疑,應加注意。一個學生,如果埋頭用功,功課不錯,又喜歡看課外書籍,他就有些可疑,應加注意。(上述引自胡金平:《民國教育熱的背后:一種想象性的社會記憶》)

        因為學費偏高,普遍人家的孩子想上大學也沒有那么容易。1931年,國民黨中央機關報《中央日報》的主筆陶希圣感嘆說:

        “從小學到大學的幾層等級,逐漸把貧苦子弟剔除下來,最貧苦的農工子弟們沒有受初等教育的機會,其中升入中學的少數青年,大抵出于中資或富裕的工商業、地主、官僚家族,大學則是所謂的上層社會,即大地主、金融資本家、工業資本階級的領域,他們的子弟是最能住進大學的。”(本段引自李開周:《民國時期上大學要花多少錢》)

        

      四   民國時期教育真實情況是什么樣?

       

        如果說民國教育的親歷者的說法還不夠有說服力,我們不妨看看國外史料如何記錄當時的中國教育情況。

        《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上卷第四章《新秩序的教育》列舉了教育方面“民國時期的遺產”。我們摘錄部分表格和文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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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常被引用的卜凱在30年代初期對中國農村的調查,很可能提供更可靠的估計,但他的調查不是專門集中研究貧窮和落后的邊區。他的數據來自對22個省中308個縣進行的抽樣調查,說明在7歲以上的人口中,只有30%的男性和1%的女性具有能夠讀懂一封簡單信件的文化水平。

        美國模式主要通過美國的教會學校和從海外留學歸來的中國知識分子本身的熱情被介紹到中國的中學和大學:

        “結果是提倡較高標準的、遠遠超過貧困國家的條件的學校,而人民最迫切需要的初等教育和職業教育卻被忽視了。學校內缺乏社會理想,是一種不直接與周圈的生活以及通常獲得國家新生的必要條件相聯系的抽象教育。這就使中國的人民群眾與知識分子之間產生了巨大的鴻溝,前者是文盲,不了解國家的需要,而后者在奢侈的學校受教育,對群眾的要求漠不關心。”

        報告還批評了整個教育體系有意識地為上層社會服務的傾向。例如,

        公立的幼兒園常設在與富裕家庭比鄰而居之區。入學必經的考試有意選擇那些已證明智力與體力均屬上乘的兒童,這些孩子大多出生于富裕之家,因而排除了最需要入學的兒童。入學者的學費都是一樣的,根本不注意支付能力。公立小學的招生辦法也一樣,因此窮人家的孩子照樣被拒之門外。與此同時,學校未被充分利用,而入學學生的家長在必要時本來是可以為孩子請家庭教師的。優先錄取富裕的、有勢力家庭的孩子的模式又出現在中學和大學中。公立的獎學金主要用于資助出國留學,而不是系統地根據需要獎給。

        報告為糾正教育制度中的這種現象,提出了各種建議,其中包括所有的公立幼兒園和公立小學免除入學考試和學費。

        與忽視科學和技術相比,

        “法律、政治和文學的學科過度膨脹”。在校的攻讀正式學位的學生有59%以上學習法律、政治或文科,6%學習教育學。學習自然科學的不到10%,學工程的為11.5%,只有3%學習農業。

        報告實際上沒有認識到披著現代外衣重新出現的古代傳統,于是遺憾地指出,

        “大多數中國大學生的抱負是在中央或地方當官,如果不能當官,就當一名教師。”(上述引自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費正清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其實對于民國時期國共兩黨對教育的態度,下面一段文字可能最有說服力。

        “即如講教育,匪區里面最緊張的,就是教育!最有紀律的,就是教育!最有精神的,也就是教育!而我們現在各地方的情形卻不然,比方崇仁地方,所有的高小學校就完全停下來了。土匪他們什么經費可以少,教育經費一定要籌到,我們卻反而要常常拿教育經費來做旁的用。”(本段引自蔣介石:《以自強的精神剿必亡的赤匪》(1933年5月15日演講)《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11卷13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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