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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國成立初期社會治理的探索與實踐——以延慶縣為例

      王建軍 · 2020-07-15 · 來源:黨的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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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解決舊社會遺留的頑瘴痼疾、劃分和改造階級成分、完善社會保障、構建覆蓋城鄉的社會管理體系等,把一個滿目瘡痍的舊社會,治理成欣欣向榮的新社會。延慶縣就是其中的一個縮影。

        新中國成立初期,黨和政府積極開展社會治理,進行了一場革故鼎新的民主改革、社會變革。通過解決舊社會遺留的頑瘴痼疾、劃分和改造階級成分、完善社會保障、構建覆蓋城鄉的社會管理體系等,把一個滿目瘡痍的舊社會,治理成欣欣向榮的新社會。延慶縣就是其中的一個縮影。全面抗戰時期,延慶縣地處偽滿、偽蒙疆和偽華北三個偽政權的結合部,深受日偽政治壓迫、經濟掠奪和奴化教育之害;解放戰爭時期,又遭受國民黨軍的燒殺搶掠和“還鄉團”的殘酷報復,處于貧窮、分裂、動蕩、混亂的狀態。新中國成立以后,延慶縣在社會治理方面進行了深入探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取得了顯著成效。

        一、解決社會頑疾,重塑社會風氣

        新中國成立初期,大量的舊社會痼疾遺留下來,土匪、反動會道門與國民黨殘余勢力相互勾結,組織策劃暴動、騷亂,搶奪武器和物資,殺害干部和群眾;鴉片煙毒屢禁不止并有繼續蔓延之勢;不少妓院仍然存在,并藏污納垢,與特務、土匪、盜竊、拐賣、販毒等案件相關聯。這些問題相互交織,不僅嚴重敗壞社會風氣,而且影響社會穩定,危害新生的人民政權。對此,黨和政府采取了多方面的措施,取得了凈化社會環境、重塑社會風氣的顯著效果。

        (一)通過剿匪和鎮壓反革命,穩定社會秩序

        新中國成立初期,一些地區匪患猖獗。土匪有的是由國民黨遺留下來的殘兵敗將轉化而成,有的是由反革命分子和地主惡霸組成,有的是由地痞和游手好閑之徒糾集而成,有的則是慣匪,匪患嚴重威脅社會穩定。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各地成立剿匪委員會,通過軍事進剿、政治瓦解和群眾動員的方式,全方位地開展剿匪斗爭。

        延慶縣也參與到剿匪斗爭中,并采取了積極有效的措施。一是成立由縣委書記為主任,縣長、縣公安局長、縣武裝部長為委員的剿匪指揮部;二是在區、村普遍成立剿匪治安委員會,組織民兵加強聯防,保衛生產;三是加強與懷來、昌平、赤城等鄰縣協調,共同進行剿匪活動;四是與察南軍分區合作,由他們抽調一個營的兵力搜山,協助剿滅延慶、赤城、龍關、懷來交界處的武裝土匪。此外,還注意加強對群眾的防奸防匪教育,并針對重點人群如國民黨還鄉人員進行管制改造。經過周密部署,迅速行動,剿匪工作很快見到成效,社會治安得以穩定。到 1952年 6月,延慶縣境內土匪基本肅清,判處死刑 31人,判處無期和有期徒刑 65人。此后,廣大農村組織民兵聯防,強化社會治安,土匪基本絕跡。

        與此同時,黨和政府還開展了鎮壓反革命運動。新中國成立以后,殘存的反革命勢力轉入地下活動,繼續負隅頑抗。舊中國遺留下來的反動會道門則打著宗教的幌子,散布封建迷信邪說,通過各種手段發展道徒、建立組織網絡,一些會道門成為敵特分子的聚集點。為了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維護社會治安,中共中央于1950年3月18日和1950年10月10日先后兩次發布《中共中央關于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對鎮壓反革命運動進行部署和指導。此外,還發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中共中央關于對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應大部采取判處死刑緩期執行政策的決定》等文件。

        各地根據中央要求,結合實際情況,對反革命活動進行了鎮壓。鎮壓反革命運動打擊的重點對象是特務、土匪、惡霸、反動黨團骨干及反動會道門頭子。各級黨和政府成立鎮反委員會,統一領導部署鎮壓反革命工作,一方面組織公安部門對反革命分子進行調查摸底,調集大批干部、民兵,進行短期培訓;另一方面召開群眾大會,宣傳黨的鎮壓反革命政策,發動群眾揭發檢舉反革命分子,并結合抓捕工作召開控訴大會、宣判大會等,將鎮壓反革命活動引向深入。

        以延慶縣為例,從 1950年 3月至 1952年 9月,共抓捕各類反革命分子 515人,法院分別在延慶、永寧、康莊召開了公判大會,判處死刑 216人、死緩 3人、無期徒刑 128人、有期徒刑 28人、回村管制 9人、教育釋放 148人。至 1952年 10月底,大規模的群眾性鎮壓反革命運動基本結束,一批犯有嚴重罪行的土匪、惡霸、反動會道門頭子、反動黨團骨干、特務及反共地下軍頭目等被判刑、關押、管制。鎮壓反革命有力地掃除了反革命殘余勢力,基本上肅清了反動組織,為鞏固新生政權,保證土地改革和經濟恢復等工作的順利進行提供了保障。

        (二)通過肅清黃賭毒,凈化社會風氣

        新中國成立前,全國罌粟種植面積達到2000萬畝,種植罌粟的農民達到 1000萬人以上,社會上一度出現“積谷不如藏金,藏金不如存煙”的現象。如解放前的北平煙館林立,僅前門、崇文門、花市等地區就有數十處。平北地區的四海、千家店以東普遍種植罌粟,吸食鴉片者眾多,延慶、永寧、康莊三鎮都有賣鴉片的商號。新中國成立后,為了徹底根除煙患,按照中央統一部署,各地成立肅毒委員會,從禁種罌粟、封閉煙館、嚴懲制毒販毒活動、配置禁煙藥房、設置戒毒所等方面開展禁毒運動。與此同時,黨和政府開展禁賭運動,采取取締賭場、收繳賭具、管制賭徒的措施。1952年底,禁煙禁毒禁賭運動基本結束。

        新中國成立之前,分布在全國的妓院有近萬家,按登記在冊的統計,上海有 800多家,天津有 530多家,北平有 220多家。新中國成立后,北京率先開始取締賣淫嫖娼。1949年11月,北京市第二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一致通過封閉全市妓院的決議。北京市公安局組織行動小組,統一行動,一夜之間將全市妓院全部封閉。

        延慶縣根據情節輕重對賣淫嫖娼者分別予以處理,對賣淫組織者給予嚴懲,對妓女實行教育,對嫖娼人員實行管制。通過改造妓女思想、幫助妓女學習技能和安置生活等辦法,讓妓女過上了正常人的生活。

        為推進婦女解放,1950年 5月 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頒行。這部法律廢除了封建婚姻制度,規定實行男女平等、婚姻自由、一夫一妻,保護了婦女的合法權益。為了推動新婚姻法的學習,延慶縣組織培訓了一批由黨員、團員和群眾組成的宣傳員隊伍。這些宣傳員深入到各村,通過報告會、座談會、炕頭會、板報、廣播等靈活多樣的形式,開展普遍深入的宣傳。

        禁煙禁毒禁賭、封閉妓院和頒行新婚姻法,取得了凈化社會環境、建立新社會道德的顯著成果。隨著各方面民主改革完成,人民群眾的精神面貌煥然一新。

        (三)通過宣傳動員,倡導愛國主義和集體主義

        “破舊”的同時也要“立新”。通過黨和政府的宣傳動員,愛黨、愛國、愛護集體、勤奮工作等道德風尚日益高漲。

        一是在抗美援朝運動中深入地開展群眾性宣傳動員,進行新舊社會對比、訂立愛國公約、開展愛國衛生運動、組織游行示威、鼓勵青年參軍、做好擁軍優屬等工作,激發全國人民的愛國熱情。

        延慶縣組成了近萬人的宣傳隊伍,通過發放宣傳材料,出黑板報和壁報、寫標語、畫漫畫、編輯簡報、編排小型多樣的文娛節目、舉行游行演講活動等形式進行宣傳動員,消除群眾“親美、崇美、恐美”思想,樹立“保家衛國、團結建設”的意識。

        二是評選和表彰各級模范,形成示范效應。1950年 9月,全國工農兵模范代表會議在北京召開,464人榮獲中央人民政府授予的英雄模范或勞動模范等榮譽稱號。這些模范人物及其事跡背后所蘊含的集體主義和愛國主義,具有鮮明的價值引領和典型示范作用。此后,中央人民政府和省級人民政府每年評選和表彰各級模范,并在群眾中掀起宣傳模范、學習模范、爭當模范的熱潮。

        1950年至 1952年間,延慶縣有10人被評為省級及以上英雄模范和勞動模范。他們的先進事跡激勵了更多的群眾積極投身生產。在勞模精神的帶動和影響下,勞動光榮、埋頭苦干、大搞技術革新和發明創造、發揚集體主義和愛國主義成為新社會的主流價值觀。

        二、劃分和改造階級成分

        劃分和改造階級成分是新中國成立初期社會變革的重要內容。土地改革中階級劃分和社會主義改造中消滅剝削階級是其中的關鍵環節。新的社會階級結構帶來了社會秩序、社會風氣、人際關系的巨大變化。

        (一)通過土地改革劃定階級成分

        根據已經建立全國性政權的新形勢,黨和政府總結老解放區土地改革的經驗,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及一系列相關政策規定,為農村劃定階級成分提供了明確的標準。特別是進一步明確了小土地出租者與地主、半地主式富農與富農、富農與富裕中農的界限,并對農村的手工業者、小土地出租者、自由職業者等人員的階級劃分提出了可以定量分析的標準。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各地紛紛成立土改機構,組織農民通過自報、評定等步驟,劃分了地主、富農、中農、貧農、雇農等階級成分。

        在 1949年土改中,延慶縣的延慶區、永寧區、康莊區、一區(下屯)、二區(曹官營)、三區(大柏老)共有農民 15266戶,定為雇農 1374戶,占總戶數9%;定為貧農 5640戶,占總戶數37%;定為中農 7227戶,占總戶數47%;定為地主 411戶,占總戶數 3%;定為富農 607戶,占總戶數 4%。土地改革劃定階級成分為后來的土地財產分配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廣大農民獲得土地等基本生產資料之后,不僅迅速提高了經濟地位,而且形成有覺悟有組織的階級隊伍。

        (二)通過社會主義改造消滅剝削階級

        1953年,黨中央在過渡時期總路線中提出社會主義改造的任務。各地黨和政府把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同對農民、手工業者、資產階級分子的改造結合起來,采取大會動員、小會座談、個別交流、集中培訓等形式向他們宣傳農業、手工業、工商業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地位和前途、組織起來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優越性以及有關政策,以幫助他們端正思想認識,提高政治覺悟,更加深刻地理解和擁護黨的社會主義改造政策。

        如延慶縣通過“三算”和“三找”,啟發農民社員勞動生產積極性,加強對農民社員的政策教育和農村社會主義前途的教育,使社員樹立集體主義思想,克服個人主義和自私心理。延慶縣還組成各個學習委員會,對公私合營企業職工,主要進行關于繼續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政策和正確處理同資方人員合作共事的教育;對公私合營的手工業生產社的基層干部,主要進行關于社會主義企業管理和經營作風的教育等。原私營企業的職工擺脫了雇傭勞動者的地位,同國營企業的工人一樣成為企業的主人。這就整合了工人階級隊伍,使工人階級的覺悟程度和文化技術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1956年底,我國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生產資料私有制轉變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社會主義制度確立起來。與此相應,舊的社會階級結構被打碎,新的社會階級結構形成。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作為階級基本被消滅,被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工人階級在國家經濟建設中發揮了先鋒引領作用;通過合作化運動,廣大農民被重新組織起來,其組織性、紀律性和思想文化水平都得到了較大提高;城鎮手工業者采取聯合的形式,改變了個體私營的身份;知識分子也“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在黨的領導下,各個階級的人民群眾以主人翁的姿態,投入到新政權的建設中。

        三、關心民生,完善社會保障

        舊中國的長期戰爭和經濟混亂導致百業蕭條,失業人口龐大,給社會造成了沉重的壓力。新中國成立后,黨和政府通過救濟與安置并舉、疏浚與堵源結合,較為成功地緩解了社會壓力,改善了人民的生活。

        (一)“包下來”的政策與勞動力的“統包統配”

        新中國成立之初,黨和政府面臨的問題之一就是如何安排包括無嚴重反動行為或嚴重劣跡的舊政府公務人員,國民黨投誠、起義軍隊,官僚資本主義企業的原有人員,社會上的失業人員,新畢業的大學畢業生等在內共 600余萬的龐大待業隊伍。如果這些人員安置不好,將影響新生政權的鞏固和社會安定。

        對此,黨和政府采取了“包下來”的政策,在借鑒接管沈陽、長春等大城市過程中采取的“原封不動、先接后分”做法的基礎上,不斷細化具體辦法,陸續出臺了《關于舉行全國救濟失業工人運動和籌措救濟失業工人基金辦法的指示》《關于舊人員處理問題的指示》《關于失業救濟問題的總結及指示》《關于救濟失業工人的指示》《救濟失業工人暫行辦法》等指導意見。

        對舊政府公務人員,“只要有一技之長而不是反動有據或劣跡昭著的分子,一概予以維持,不要裁減。十分困難時,飯勻著吃,房子擠著住”;對國民黨投誠、起義軍隊,提出要根據改造的情況和實際需要分別按照成建制改編、合編等多種形式進行安置,并進行了整編和轉制;對官僚資本主義企業的原有人員,明確只要不是破壞分子,實行“原職原薪”政策;對社會上的失業人員,開展以工代賑、生產自救、發救濟金、組織就業教育訓練等多種方式救濟;對新畢業的大學畢業生,提出畢業統分統配,政府分配工作;對舊時代的知識分子,采取失業登記,維持公立、私立學校,訓練技能,增加救濟等措施。

        延慶縣通過定期救濟、定量救濟、臨時救濟等方式,對社會上的失業人員和困難群眾予以救濟與扶持。據統計,1951年延慶縣政府發放救濟款 18.07萬元、棉衣 3388件、棉花 4462.5公斤以及生活用品若干。通過各級黨和政府的努力,待業人員得到了妥善安置,避免了失業人數的激增和社會矛盾的激化。正如毛澤東指出的:“人民政府在這個問題上應該采取負責的態度,只有這樣才是對人民有利的。”

        在解決大批失業人員就業問題的基礎上,逐步形成了“統包統配”的勞動力的招收、調配制度。新中國成立初期,政府允許企業自行招用職工,企業也可以在政策允許范圍內視其自身發展自行增減工人。后來,針對勞動力市場供求矛盾,政府開始將計劃經濟的思路引入勞動力資源配置。

        最早對國營企業實行勞動力統一招聘的是東北地區。當地國營工礦企業招聘工人的計劃須先報經東北人民政府計劃委員會批準,然后由招收工人委員會統一安排,有組織地到指定地區招聘。1951年,安置失業人員任務基本完成以后,東北區各省市陸續組織了招聘委員會,負責企業的招工與調配。1952年,各省市效仿東北的做法,建立勞動力統一調配的組織機構,有計劃地統一調配各種失業人員、城鄉剩余勞動力和建筑工人等,保證重點建設所需勞動力的供應。在這方面,延慶縣也相應采取了措施,主要是對企業勞動力實施定員、定崗、定額管理,不足的由全縣統一招工與調配,編余的被調出或退回生產隊。

        (二)建立社會勞動保障制度和救災抗災制度

        一是建立勞動保險制度。新中國初期的勞動保險制度分為企業勞動保險和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勞動保險。政務院于 1951年公布、1953年修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保險條例》對國營企業職工的養老、醫療、工傷等勞動保險作出了詳細規定。地方政府也結合各地實際加以落實。

        如 1952年 10月,延慶縣開始對國家機關、群眾團體、事業單位的干部、職工及二等乙級以上革命殘廢軍人實行公費醫療制度,進行定點就診,患者的醫藥、手術、住院費用實報實銷。國營、集體企業職工享受勞保待遇,企業職工疾病在規定的醫療機構就醫,醫藥費全部由企業負擔。若職工因病請假休息,則在規定期限內按本人工齡發給工資的全部或一部分,停發工資后,在勞動保險金內按月付給救濟費。這些保險制度的出臺和實踐,標志著新中國社會保障制度的初步建立。在“一五”計劃期間,勞動保障的范圍不斷擴大,標準不斷提高,人民群眾的身體狀況和精神面貌迅速改善,并以極大的熱情投身國家建設與發展。

        二是開展社會救濟。黨和政府十分關心飽受饑寒交迫、居無定所之苦的難民、災民、游民和生活貧困的群眾,對他們給予了必要的社會援助。盡管新政權剛剛建立,經濟面臨諸多困難,但黨和政府仍然投入人力、物力、財力,撥出糧食、物資、藥品和救濟款,積極安置困難群眾,幫助他們謀求生活出路。

        據統計,從1950年到 1954年的 5年間,國家共發放農村救災救濟款近 10億元。1952年察哈爾省察南專署撥小米 50萬公斤、救濟款 1.58萬元,救濟延慶縣 83個村 1656戶,建新房 3541間,貸款購買大牲畜 3900頭、羊 985只。黨和政府還大力組織群眾互助互濟,開展捐獻“一把米”“一把菜”“一件衣”“一元錢”的活動。1949年,僅中央機關就捐獻糧食 20余萬斤,捐款 33萬元,捐衣 7.7萬件。

        延慶縣則通過組織群眾以工代賑修水利、公路,組織外出做工、上山打柴燒炭、發展災區牲畜等方式進行生產自救,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困難群眾在各級黨和政府以及社會各方力量的關心幫助下,有了衣穿、有了飯吃、有了安身之處。

        三是開展救治災荒。中國是一個災害頻發的國家,尤以水災為重,波及地區十分廣泛。1949年,全國不同程度受災的農田合計近 1.3億畝,災民人數近 4000萬。為了保證受災群眾的生命和財產安全,國家全面動員支援災區。一是盡可能地在災害發生前對群眾和牲畜進行有計劃、有組織地轉移。二是及時組織醫務人員進行防疫和救治傷員工作。三是撥放救災物資,幫助災民進行災后重建,統籌全國的糧食儲備,適時向災區發放救濟糧。政府以救濟糧、水利工賑糧、農貸糧、合作投資糧、農民運糧、收買災民土布、借粗還細、地方救濟糧等多種形式,從其他地區向災區調運糧食,幫助災民渡過難關。

        歷史上,延慶縣是旱、澇、暴雨、冰雹、風、蟲災害多發區。1949年,有 6670公頃糧田受雹災,4667公頃糧田受水災,667公頃糧田受蟲災。為解決口糧和重新播種問題,延慶縣發放救災糧共 10.3萬公斤,張家口專署也撥付給延慶縣谷子種 5萬公斤、蕎麥種1.35萬公斤。廣大黨員干部與災民同甘苦、共命運,積極救治災荒,形成了“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救災抗災優良傳統,并一直沿襲到現在。

        (三)開展愛國衛生運動和全民體育運動,保障人民健康

        缺醫少藥、疫病叢生是舊中國醫療衛生狀況的真實寫照。天花、鼠疫、霍亂、傷寒、瘧疾、麻風、性病等傳染病以及寄生蟲病和地方病,在中國肆虐泛濫多年。據統計,1900至 1949年間,全國鼠疫發病人數達 116萬人,死亡近 103萬人;血吸蟲病的流行范圍達 200多萬平方公里,患病人數在 1100萬人以上。新中國成立前,各地基本沒有專門的防疫機構,多種傳染病廣為流行,嚴重危害人民的生命和健康。新中國成立后,黨和政府十分重視對傳染病的防治工作。新中國剛剛成立,就有力應對了發生在張家口地區的鼠疫。從 1952年開始,為了抗擊美國的細菌戰威脅,黨和政府一方面組建各種專業防疫大隊,采取科學的防控方法;一方面開展全民性的愛國衛生運動,堅持群防群治,幫助人民養成衛生習慣,提高意識,預防疫病。

        延慶縣于 1952年成立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掀起以清除垃圾、整治污水坑、清掃街道、滅蚊蠅老鼠、改造廁所和豬圈等為內容的愛國衛生運動,防止傳染病的發生。通過努力,昔日肆虐的急慢性傳染病很快得到了控制。

        與此同時,黨和政府也高度重視改善人民的健康狀況,把增強人民體質當作一項重要的政治任務。為了把這個任務完成好,全國范圍內的全民體育運動組織系統建立起來,毛澤東為中華全國體育總會成立大會題詞:“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在城市,職工體育運動活躍起來,籃球、乒乓球、廣播體操等體育活動在各單位普遍開展。在農村,體育活動也普遍展開,延慶縣廣泛發動群眾開展武術、游泳、籃球等運動,其中籃球活動最為活躍,到 1956年,籃球場已經覆蓋了全縣各個區、鄉、鎮、村。

        四、構建覆蓋城鄉的社會管理體系

        新中國成立初期,黨和政府進一步強化了干部管理,同時把城鄉居民和農民組織起來,構建了黨集中統一領導下的社會管理體系。這對于統一指揮、集中力量、協調一致地完成政權鞏固、經濟恢復和民主改革的任務,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加強對干部的統一管理

        革命年代,干部一般指擔任公職的領導骨干。新中國成立以后,干部的外延大大擴展,不再專指領導骨干,還包括所有公職人員,如教師、文藝工作者、警察、科研工作者、醫護人員等,都在干部之列,又可分為行政干部、黨務干部、軍隊干部、社團干部、企業干部、事業單位干部等類別。

        干部管理的首要原則是“黨管干部”,所有干部都由各級黨組織管理。在黨管干部原則下,實行分級管理的制度。中國共產黨各級黨委均設有組織部門,統一負責管理干部,在各級政權機關、人民團體、群眾團體以及企事業單位都設有人事管理機構,協助黨委組織部門管理本系統、本部門人事,形成覆蓋全國的干部人事管理網絡。干部人事的管理包括對干部的錄用、調配、任免、使用、升遷、交流、培訓、考核、獎懲、監督、工資、福利,以及離休、退休、退職等全方位活動的管理。

        人事管理的一個重要制度是嚴密的檔案制度。我們黨歷來重視干部檔案管理工作。由于在戰爭年代,黨的機關輾轉頻繁,干部檔案很難完整建立和保存,嚴密的干部檔案制度是在新中國成立以后才逐漸建立起來的。干部檔案以干部為立卷單位,檔案涉及內容廣泛。

        以1950年察哈爾省地區政權干部履歷表為例,其內容包括:現名、真名、性別、年齡、職別、籍貫、文化程度、個人出身、成分、有何疾病、參加革命工作年月、學歷、參加革命前經歷(何時在何地何部門從事何工作)、參加革命后經歷(何時在何地何部門從事何工作)、何年參加什么黨派、受過獎勵或處分、適合什么工作、歷史上有無重大事情(包括被捕、被俘、妥協、投降)及何時何地如何解決的、主要優缺點、原任職別、現任職別、個人對工作之意見、上級意見、各級審查意見(區級意見、縣級意見、專市意見、最后批準)。此外還有自傳、工資、退休、離休、退職等材料。

        (二)在城市設立街道辦事處和居民委員會

        中國共產黨接管大城市后,廢除了保甲制度,在城市實行街居制。所謂街居制,就是在城市設立街道辦事處和居民委員會。隨著解放軍進入城市,軍事管理委員會在城市各區設立接管委員會,在街區設立接管辦事處,作為帶有過渡性質的接管委員會派出機構,起到了臨時管理基層社會工作的作用。在城市接管完成,社會平穩過渡后,接管辦事處的功能即告終結。為了適應社會發展形勢需要,黨和政府在基層建立了街道辦事處和各種居民自治組織,如防護隊、防盜隊、抗美援朝小組、冬防服務隊等,這些居民自治組織成為居民委員會的前身。到 1956年,居民委員會在全國絕大多數城市建立起來。

        街道辦事處是市政府或市轄區政府的派出機構,是城市的基層行政組織。居民委員會的性質定為“群眾自治組織”,但實際上是街道辦事處的延伸,成為國家行政體系的組成部分和末梢。居委會經費由政府統一撥付,承辦基層政權交付的很多事情。如宣傳國家的各項法規和政策,維護社會治安;組織居民開展各種社會活動;戶籍登記、調查登記本轄區人口情況、征收水電費;協助人民政府防奸、防諜、防盜、防火,肅清反革命運動,以保衛國家和公眾治安;解決民間糾紛,增進人民團結;監督管制居民中的被管制分子和其他被剝奪政治權利分子等。

        為了便于對城市居民的統一管理,國家還把城市居民納入到各類單位之中。第一種是黨政機關和工會、共青團、婦女聯合會、工商聯合會等人民團體;第二種是帶有準政府性質的藝術、學術、慈善等社會團體,如文聯、作協、戲劇家協會、音樂家協會、美術家協會、曲藝家協會、民間藝術家協會、攝影家協會、外交學會、法學會、貿促會、對外友好協會、新聞工作者聯合會、歐美同學會、殘聯、紅十字會等;第三種是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單位;第四種是事業單位,包括公立大、中、小學,公立醫院,公立的研究院所、博物館、影劇院等;第五種是軍隊。所有城鎮正式就業者,都隸屬于某個不同級別、不同類型但內部結構大體相同的單位,絕大多數城鎮人群都是生活在單位之中。

        (三)在農村先組建農民協會,后建立合作社

        新中國成立之初,各地農村就在黨的統一領導下,通過開展清匪反霸、減租減息、土地改革、打擊宗族勢力等斗爭,初步完成了對農村舊政權和社會組織的改造。人民群眾紛紛組建農民協會,取締保甲制度,建立了民兵、自衛隊等群眾武裝組織,配合鄉政府和解放軍開

        展剿匪、肅清特務運動,承擔起維護鄉村治安、組織人民群眾的社會責任。1950年 7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頒布了《農民協會組織通則》,規定農民協會是農民自愿結合的群眾組織,負有實行反封建的社會改革、保護農民利益、組織農民生產、舉辦農村合作社的責任。1950年12月,又頒布了《鄉(行政村)人民代表會議組織通則》,隨后,各地普遍建立和完善鄉(行政村)級政權組織,在行政村設立了文教衛生、治安保衛、民兵、民政、財糧和調解委員會等,進一步健全了農村的組織建設。此后,農業合作化運動開始,互助組、合作社取代了農民協會,絕大多數農民加入了合作社。在黨組織的領導下,農民被逐步動員起來、組織起來,納入到農村集體的組織和管理體系之中。

        總之,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共產黨從除舊布新兩個方面開展社會治理和改造,取得了積極有效的成果,社會風氣煥然一新。中國共產黨人在延安時期所講述的“一沒有貪官污吏,二沒有土豪劣紳,三沒有賭博,四沒有娼妓,五沒有小老婆,六沒有叫化子,七沒有結黨營私之徒,八沒有萎靡不振之氣,九沒有人吃摩擦飯,十沒有人發國難財”的新社會風氣和新社會圖景由局部擴大到全國;當時毛澤東所擘畫的社會建設藍圖——“在這個新社會和新國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經濟,而且有新文化。這就是說,我們不但要把一個政治上受壓迫、經濟上受剝削的中國,變為一個政治上自由和經濟上繁榮的中國,而且要把一個被舊文化統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國,變為一個被新文化統治因而文明先進的中國”——由藍圖變成了現實。

        

        作者:王建軍,中共北京市延慶區委黨校副教授

        來源:《黨的文獻》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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