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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來與抗戰時期的南開

      徐行 · 2020-07-17 · 來源:黨史博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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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誕生于五四運動時期的南開大學,曾被國民政府教育部評價為“私立學校之中成績卓著者”。但在抗日戰爭時期經歷了日軍轟炸,校園被毀、學校被迫南遷的艱苦磨難。作為南開最杰出校友的中國共產黨著名領導人周恩來,在抗日戰爭中不但對統一戰線的建立和鞏固、對抗日游擊戰的開展、對國統區黨組織的建設作出了不朽貢獻,而且始終關心著母校的情況,他積極動員南開師生投入抗日、對南開校長和校友做了大量統戰工作。

        一、南開校園被毀后對師生、校友作抗日動員

        誕生于五四運動中的南開大學有著光榮的愛國傳統,這一光榮傳統在抗日戰爭時期繼續發揚光大。九一八事變后南開師生們組織了國難急救會,以實際行動支持長城抗戰,慰勞前方將士。一二·九運動中,南開學子積極參加了反日愛國大游行。300多名南開學生還乘火車南下請愿,被阻滄州時,在寒冷和饑餓中堅持向車上旅客和車站附近群眾宣傳抗日救國的主張。

        經過十幾年的建設,上世紀三十年代南開大學被國民政府教育部評價為“私立學校之中成績卓著者”。但是,卻在1937年7月底被日軍野蠻轟炸和焚毀,這是抗戰時期中國第一所被日寇化為焦土的高等學府。

        盧溝橋事變后,日軍不斷增兵向北平、天津發動進攻。迫于形勢,7月下旬南開大學決定進行疏散,緊急整理圖書儀器運往租界,但由于受到日軍阻攔僅運出一半。日軍認為南開大學是天津抗日的基礎,遂于7月29日凌晨開始炮擊位于市郊八里臺的南開校園。當日下午,日軍派出數十架飛機,集中對天津市政府和南開大學等六個目標進行重點轟炸。30日下午,百余日軍乘數輛滿載煤油的汽車闖入校園,他們搶走圖書館藏書,然后放火燒了圖書館和整個校園。一時間南開校園內的秀山堂、思源堂、圖書館、教授宿舍及鄰近民房,盡在煙火之中,起火點十余處,煙云蔽天。這場劫難,使南開大學損失慘重,教學樓、圖書館、教師住宅和學生宿舍大部被毀,儀器設備全被破壞,大批珍貴圖書遭洗劫,南開校鐘亦被劫掠。

        日軍對中國知名高等學府的故意毀壞,招致了南開師生的強烈憤慨和國內外各界正義之士的一致譴責。正在南京的南開校長張伯苓,得知校園被焚毀的消息后,悲憤地向記者表示:“敵人此次轟炸南開,被毀者為南開之物質,而南開之精神,將因此挫折而愈益奮勵。”7月31日蔣介石會見教育界著名人士張伯苓、胡適、梅貽琦等人時也表示:“南開為中國而犧牲,有中國即有南開!” 茅盾、郭沫若等56名左翼進步作家,致電南開校長張伯苓及河北女子師范學院院長,表示悲憤和慰問。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基爾帕特里克向記者發表談話說:“日本在華之行為,實屬無恥而愚蠢。天津南開大學被毀,不足使該校歸于消滅,良以日軍炸彈殘酷手段之結果,適足使該有名之學府萬古不朽。” 牛津大學、倫敦大學等英國18所大學的170名教授聯名致電國民政府教育部部長王世杰,對日軍在華轟炸平民及學校表示憤駭,對中國人民表示深切同情。

        南開校園被毀后,部分進步學生和校內中共地下黨員根據中共北方局的指示,分赴各地參加抗日。大部師生輾轉南下,加入國立長沙臨時大學。1938年初又奉命遷往昆明,與清華、北大聯合成立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在長沙臨時大學和西南聯大期間,亦有數以千計的南開師生投筆從戎、奔赴抗戰前線。

        南開大學最杰出的校友周恩來是南開中學的優秀畢業生,南開大學招收的第一屆學生之一。瓦窯堡會議后他就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到處奔走,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作出了特殊貢獻。抗戰全面爆發時他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軍委副主席、中共駐國統區代表團負責人。七七事變第二天,中共中央就發出了《中國共產黨為日軍進攻盧溝橋通電》,號召各界團結起來,一致抗日。周恩來更是為促成第二次國共合作、動員民眾抗日積極努力。對南開校園遭日軍轟炸焚毀一事,現在雖然沒有找到周恩來直接表態的材料,但從他后來鼓勵校友投身抗日、介紹進步學生去延安、對南開師生和校友做的大量統戰工作中,可充分表現出他對南開的關心。

        國民政府遷都武漢后,為有利于國共合作、團結抗日,周恩來出任了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主任,直接領導肩負抗戰宣傳動員重任的該部第三廳的工作。在周恩來的領導下,第三廳在抗日愛國宣傳、激發民眾愛國熱情、擴大統一戰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出版抗日報刊書籍、排演抗日文藝節目、團結愛國文藝界人士和知識分子、進行抗日戰地動員等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效。1938年5月,南開校長張伯苓到武漢后,百余名南開校友聚會歡迎張校長。周恩來偕鄧穎超出席了歡迎會。周恩來親切地問候了張伯苓,并和校友一一握手。會間,張伯苓請周恩來向校友講話。周恩來在講話中分析了抗戰形勢,并指明抗戰的前途,同時深情地回憶了在南開所受的教誨和南開精神的熏陶。他闡明:“除嚴格之訓練與優良之校風外,有二點至可注意:一為抗日御侮之精神,一為注意科學訓練。”

        為了動員南開師生積極抗日,1939年1月初,周恩來應邀出席了位于重慶沙坪壩的南開中學舉辦的校友座談會。當他與鄧穎超在校長張伯苓陪同下走進學校禮堂時,受到南開校友的熱烈歡迎。周恩來在會上就統一戰線、抗戰形勢與前途、青年在抗戰中的責任等問題做了慷慨激揚的演講。他指出:“我們全民族團結起來,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同日寇進行英勇頑強的戰爭,這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是空前的。在東方,在世界歷史上也是偉大的!青年們一定要關心民族的存亡,在中華民族面臨生死存亡的歷史關頭,要把天下興亡擔在肩上,要把民族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凡是有利于抗戰的事都要支持、擁護;凡是不利于抗戰的事都要抵制、反對。”

        在演講中周恩來還深情地表示:我也是南開的學生,張校長是我的校長,在座的老師有的也是我的老師,能夠回到母校與老師和同學見面,暢談國家大事,感到十分高興。他還結合當時抗戰形勢對南開大學的“允公允能、日新月異”的校訓作了新的解釋:“在當前,公,就是國家大事,就是抗戰到底,取得最后勝利,把日本侵略者趕出我神圣的領土;能,就是學習,學好抗日的本領、建國的本領,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建設一個強大的國家。”最后,周恩來特別強調:“抗戰進入到現階段的時候,擺在我們面前的許多新的困難正待我們去克服。而克服這些困難的主要有效方法,是真正切實動員和組織民眾,尤其是青年群眾幫助抗戰。因此,青年在幫助克服困難,渡過難關這一目前主要任務上,是負有責任的。”他語重心長地告誡:“青年人,書還是要讀的,但是更要關心民族的危亡,要學習抗日救國的道理。在中華民族面臨生死存亡的歷史關頭,我們青年人要把天下興亡的責任擔在肩上。”

        校友座談會結束后,張伯苓設宴招待周恩來、鄧穎超,還有一些南開老校友和幾位在學的學生代表。當周恩來得知幾位同學都是南開中學話劇團成員時,十分高興,他深情回憶起當年在南開學校演出新劇的情景,勉勵這些同學用話劇的形式做抗日救亡的宣傳工作。

        1月9日晚,周恩來又出席了重慶南開中學舉行的校友聚餐會。在會上發表了題為“抗戰建國與南開精神”的演講。他“希望校友們發揚南開精神,繼續為爭取抗戰勝利而努力奮斗。”他精辟地分析了全面抗戰十八個月來敵我雙方的形勢,明確指出:“我們已打下抗戰必勝的基礎,而在爭取勝利中又奠定了建國之基礎。”他號召大家加強國內團結,反對一切挑撥離間和動搖悲觀言行。他闡明南開傳統的精神就是愛國與民主的精神,就是苦干實干的精神,他勉勵各位校友要發揚此種可貴的南開精神,為抗戰建國而努力奮斗。

        周恩來的講話,不但使南開師生受到了團結抗戰的教育和啟發,而且在全民族抗戰的新形勢下將南開精神賦予了新的內容與活力,對南開校友起了鼓舞和動員作用。當時出版的《南開校友》雜志的許多讀者,都要求更多更詳細地報道周恩來講話內容。有南開校友致信《南開校友》雜志說:“周恩來先生屢次在校友會上做講演,我們不但要知道這個消息,而且極需要知道演講的內容。這次他講‘抗戰建國與南開精神’,我們想象中他不但說明了抗戰建國光明前途,而且更給南開精神作了進一步的發展,將南開精神和今日之抗戰建國大業互相聯系起來。這一切新的發揮,都是我們不得親自與會聆聽的校友所極盼望知道的。”

        二、做南開校長統戰工作,安排進步師生奔赴陜北

        1935年的一二·九運動,標志著中國人民的抗日救亡運動掀起了新的熱潮。南開師生的抗日愛國運動引起了一直在關心著母校情況的周恩來的高度重視。1936年5月15日,周恩來在瓦窯堡寫了幾封給師友的信。其中一封是給校長張伯苓的。他在信中表示:“不親先生教益,垂廿載矣。曾聞師言,中國不患有共產黨,而患假共產黨。自幸革命十余年,所成就者,尚足為共產黨之證,未曾以假共產黨之行敗師訓也。”周恩來在信中肯定了張呼吁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的救國熱忱,闡明了中共提出的“團結抗日”的主張。此后十余年間,周恩來對老校長做了大量團結、幫助、勸導、啟發工作,兩人一直保持良好關系,并共同為合作抗日作出了杰出貢獻。

        全面抗戰爆發前,張伯苓深知堅持愛國主義教育的南開已引起日寇仇恨,應在大后方有個回旋余地,于是1936年在重慶又建了一所南開中學。同年底西安事變發生后,張伯苓受孔祥熙之托給周恩來打電報,希望和平解決這次事變。當得知西安事變真的和平解決后,張伯苓非常高興,在學校大禮堂向師生報告這一喜訊,并特意提到:“西安事變解決得這么好,咱們的校友周恩來起了很大作用,立了大功。”

        1937年2月,周恩來在延安接待天津一家英文報刊《華北明星報》的外國記者采訪時,還惦記著老校長張伯苓。他對記者說:我在天津南開讀中學、大學。這個學校教學嚴格,課外活潑,我以后參加革命活動是有南開教育影響的。請你回到天津后,在南開大學張伯苓校長前代我問候。

        1937年7月13日,周恩來為與蔣介石談判國共合作事宜來到廬山,見到了張伯苓。周恩來對張擁護抗戰的言行表示贊賞和支持。翌年5月,張伯苓到武漢為南開募款時,曾請周恩來和南開校友、時任武漢市長的吳國楨,以及何廉、范旭東等人吃飯,共同商討南開建設發展問題。張伯苓還在武昌中華大學的演講中特意說明:“我在北方,經常想到華中,想到華中,就想到‘中華’,中華大學有惲代英,南開大學有周恩來,這都是杰出的人才,是我們兩校的光榮!……最近,我乘船過三峽,過灘時,船上和坡上的人同心協力動手絞灘,平安渡過險關。我有感如此,回來寫了信給周恩來同學,我說國共兩黨只有同舟共濟,協同努力,戰勝惡浪,才能沖破難關,獲得勝利!”

        1938年底,周恩來作為中共代表團負責人和中共南方局書記長駐重慶后,與南開校友和南開師生的接觸更多了。當時張伯苓是國民參政會副議長,居住在重慶沙坪壩南開中學內的教職員宿舍——津南村。周恩來為廣泛團結愛國人士抗日,經常到這里去。他多次看望張伯苓,與他談抗戰形勢,談國共關系,闡述共產黨的主張,繼續做張的統戰工作。每逢張伯苓生日、校慶、年節,他都趕到張伯苓家祝賀。1939年春,周恩來外出到浙江、湖南、廣西等地視察工作,還托人送花籃祝張伯苓64歲壽辰。

        在政治觀點上,周恩來對張伯苓及其周邊人總是耐心勸導,從不強加于人。張伯苓曾談到:“在重慶參政會,會上意見不一樣,常常是吵吵鬧鬧,我發表意見,有的參政員不同意。”但周恩來與他們不同,“他聽我的發言,同意的就笑瞇瞇地點頭說:校長講得好。有的時候就笑笑不發言,尊重我,他是我的好學生嘛!”劇作家曹禺曾回憶他和周恩來一起去看望張伯苓的情景。當時張伯苓留他們一起用餐,張伯苓的胞弟、時任南開大學教授的張彭春作陪。席間,張彭春對共產黨的一些主張提出批評。周恩來認真傾聽,耐心解釋說明。周恩來以理服人的處事風格給曹禺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團結抗日問題上,周恩來和張伯苓的主張是一致的,他們合作的一個重要成果是輸送了一批優秀南開師生奔赴抗日前線。抗戰時期,張伯苓多次致函周恩來,介紹南開進步學生赴陜北參加抗日。如1937年底,張伯苓致信周恩來,推薦在武漢稅務部門工作的南開校友楊作舟,稱其因國家危急,愿“投筆殺敵,赴陜北工作”,請周恩來委用。1938年4月22日張伯苓為南開大學助教傅大齡欲赴延安事致信周恩來:“翔宇賢弟鑒承(周恩來字翔宇---編者注):贈玉照經何先生轉交收到,謝謝。茲有南開大學畢業生傅大齡君,曾擔任母校物理助教數年。人極誠篤,作事努力。現擬赴陜北投效,俾積極參加救國工作。苓特為介紹,即望賜予接洽,并酌量委派工作是所至盼。”

        1939年8月18日當張伯苓得知周恩來在陜北墜馬跌傷右臂后,親自致函問候,對其跌傷未愈表示不勝惋惜。他祝愿周恩來“吉人天相,早日獲痊。”并順便介紹南開中學教師李夢九“不日將赴陜北”,還說李夢九對周恩來“心儀已久”。

        整個抗戰時期,張伯苓還向周恩來推薦了在上海工作的中國無線電業公司的科技人員羅沛霖(新中國成立后當選科學院院士)、在四川水泥廠供職的劉念悌等南開校友奔赴陜北參加抗日。在周恩來的鼓勵、幫助和精心安排下,一批南開師生投身到抗日斗爭中來,有些南開學子還壯烈犧牲在戰場。

        抗戰勝利后,周恩來仍與張伯苓保持著良好關系。1945年國共重慶談判期間,周恩來陪同毛澤東于9月6日下午赴沙坪壩津南村看望了柳亞子、張伯苓。他們肯定了張伯苓為中國教育事業和團結抗日作出的貢獻。新中國建立前夕,周恩來設法托人捎信給正在重慶的張伯苓,希望他留在大陸不要跟蔣介石走。張伯苓聽取了周恩來的建議,新中國建立后回到了天津。

        三、團結校友一同抗戰,支持進步文化事業

        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確立后,周恩來積極團結各界人士包括昔日南開校友一同抗戰。1936年5月15日,周恩來在瓦窯堡寫了幾封給師友的信。其中一封是寫給昔日南開教師時子周的。當年周恩來參加南開新劇團時,時子周是團長,他們一起參加過五四運動。此時,時子周是國民黨候補中央委員。周恩來在信中闡明了中共“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提出“前志未遂,后死之責”,希望他“廣布斯旨于華北,求得抗日戰線迅謀建立”。

        抗戰時期,周恩來積極聯系在武漢、重慶等地的南開校友和師生,團結他們一起抗日。他經常去重慶沙坪壩南開中學內的教職員宿舍——津南村。他有時到他的同學、南開化工研究所所長張克忠家,有時到他的老師伉乃如家,并多次拜訪老校長張伯苓。

        周恩來與南開教師中關系最密切的是伉乃如(1890-1947) ,周對他們一家十分信任。伉乃如原是南開的化學教員,后任校長秘書兼大學注冊課主任,曾給周恩來授過課,對周非常器重。周恩來臨赴歐留學前,曾將自己的一些物品寄存到伉家。南開校園被日寇焚毀后,伉乃如一家搬到重慶津南村,周恩來成了他家的常客。1941年周恩來還出席了伉乃如長子伉鐵儁的婚禮,并即席講話祝福新人。1944年伉乃如的長孫出世時,周恩來也親蒞祝賀。

        皖南事變后,形勢緊張,周恩來在南方局內部做了充分的應急準備,以防不測。皖南事變不久的一個夜晚,周恩來派鄧穎超攜帶一些重要物品來到伉乃如家。鄧穎超對他們說:“我和恩來隨時都可能被捕,我這里有一個小瓷盒交給你們,希望你們能給我保存好。盒內有周恩來獲得的勛章和我母親的手表。”伉家對此重托視為最大的信任,一直將此盒精心珍藏到天津解放。

        抗戰勝利后,伉乃如將回天津主持復校工作,周恩來專門到津南村與之告別。伉返津后舊疾發作,拖著重病之軀還和南開校友常策歐一同到警察局為周恩來的弟弟出面擔保(1947年周恩來的弟弟周恩壽受黨組織安排,秘密運送物資,因鄰居告發而被捕。幾個月后,在伉乃如等人擔保下獲釋)。周恩壽獲釋后到伉家致謝時,伉乃如已病逝。這些事充分反映了周伉兩家的親密關系和團結互助的真情。

        在昔日南開同學中,周恩來抗戰時期接觸最多的是吳國楨。吳國楨1914年考入南開中學,后為留美博士,曾任武漢市長、重慶市長、上海市長、臺灣省主席等職。1953年離臺赴美。1984年病逝。吳是比周恩來低一年級的南開中學同學,抗戰時期他先后擔任漢口市長和重慶市長時,正好周恩來作為中共長江局副書記、中共南方局書記、中共代表團負責人也住在這兩個城市,多次與吳國楨打交道。周恩來對他做了大量團結工作和統戰工作。據吳國楨回憶:1937年年底的一天“當我下班回家時,我妻子突然告訴我說,周恩來來過了,并留下一張名片。當然,我立即去了他的總部,有了我們第一次的團聚,彼此間很有禮貌。”1938年5月吳國楨宴請了周恩來及魏文翰、施奎齡等校友。此后不久,周恩來又回請了吳國楨夫婦,據吳回憶:“我們吃到了漢口能有的最好最貴的一餐,他自己帶來的酒也是最好的。”

        周恩來與吳國楨的交往絕不是單純的敘舊,他是在利用各種機會宣傳共產黨的抗日方針,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漢口失守前,周與吳多次會面,兩人的關系此時是相當友好的。當八路軍總指揮朱德到漢口時,周恩來還特意安排他們三人的會面,他們一起商談了國共合作抗日的問題。

        1938年10月底武漢陷落前夕,周恩來曾打電話給吳國楨,希望吳國楨跟他一起走,吳婉言謝絕了。據吳國楨回憶:“他明白我的暗示,再也沒同我聯系。如果周曾有過要將我招為共產黨人的想法,就是在此時打消的。于是我們再次分手,最后都到了重慶。”在重慶期間,周恩來仍與擔任重慶市長的吳國楨保持聯系。吳回憶說:“每逢中國節日,他會給我家留名片,我也給他的住地留名片,除了在公共場合或開會,我們再也沒有(私下)見面。”

        周恩來雖與吳國楨有昔日同學之友誼,但在大是大非問題上,堅持原則,絕不含糊。1941年1月,皖南事變后的一天,周恩來拿著《新華日報》來到張伯苓家,恰好伉乃如、吳國楨也在座。周恩來一邊把載有他寫的“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抗議詩句的《新華日報》分給每個人,一邊十分氣憤地說:“你們看看這千古奇冤!我新四軍近萬名英勇將士沒有戰死在抗日沙場上,竟飲恨于皖南事變的伏擊中。國民黨的一些人,用心何其毒也!”吳國楨進行辯解。兩人越爭越兇,張伯苓從中調和說:“我看多晚你們兩個不吵了,中國就好了。”周恩來嚴肅地反駁道:“這不是我們兩個人的問題。”在原則問題上,周恩來是不會讓步的,哪怕是對自己的老師、同學或校長。

        1945年重慶談判期間,周恩來還邀請吳國楨夫婦吃飯。1946年吳國楨當上海市長時,周恩來與他還在南京和上海會過面。蔣介石發動內戰后,周恩來就與他分道揚鑣了。

        抗戰時期,周恩來除了做南開校友的統戰工作、團結抗戰工作外,還積極支持南開校友開展抗日文化事業。在這方面,曾在南開中學、南開大學讀過書的戲劇家曹禺深深受益。

        周恩來和曹禺都是南開學生,但因年齡差距以前并不相識。抗戰時期他們在重慶交往頻繁,周恩來對曹禺的話劇作品給予了積極地支持。曹禺在重慶創作的《蛻變》《北京人》和《家》,在公演之初曾遭到一些人的非議,周恩來從藝術和政治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見,對曹禺幫助很大。如1940年,對曹禺創作的話劇《蛻變》,有人批評說劇本中塑造的梁專員那樣的好官還不曾找到。但周恩來認為:國民黨內若無梁專員這種人,我們在國民黨內就得不到支持者。曹禺希望現實中有梁專員這樣的好官,反映的正是廣大民眾的愿望,這也是我黨影響日益擴大的結果。

        又如1941年,曹禺的《北京人》問世后,由于劇本描寫一個封建大家庭沒落、瓦解的故事,有人指責曹禺不夠進步。周恩來看了《北京人》的演出后認為該劇具有反對封建主義的內涵和藝術上的成就,并召集南方局文委的同志對該劇進行了討論,讓他們在《新華日報》上發表了正面評論文章,回答了一些人對《北京人》與抗戰無關的批評。在《北京人》第二輪演出后,周恩來邀請曹禺到曾家巖50號敘談。贊賞他在劇中對封建家庭崩潰的描寫,是一部反封建的力作。同時,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見,請曹禺自己考慮,并告訴他如果改起來有困難也不要勉強。

        1943年,曹禺改編的巴金名著《家》在重慶公演,深受群眾歡迎,創造了抗戰時期重慶劇場演出最高紀錄,周恩來對該劇的公演給予了積極的支持。他不僅贊賞《家》的劇本與演出,還對在劇中扮演瑞玨的張瑞芳說:“你和覺新的戲,我和你們的鄧大姐都喜歡。”這一時期,周恩來對南開校友曹禺從事話劇創作的鼓勵,實際上是對全國抗日文化事業支持的一個縮影。

        在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中,周恩來作為南開最著名的校友作出了卓越的貢獻。他不但在建立和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指導敵后抗戰、支持抗日文化事業的開展、恢復和健全國統區中共黨組織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而且還在動員南開師生參加抗戰、安排南開校友奔赴陜北、做校長張伯苓、校友吳國楨等人的統戰工作、團結伉乃如等進步師生,支持曹禺的話劇創作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周恩來抗戰時期的辛勤工作為南開精神和南開愛國傳統增添了光彩,更是為團結全國各界尤其是教育界人士一致抗日增添了力量。他在南開師生中開展的宣傳動員工作和團結抗日工作,是其在抗戰時期致力于國共合作的一個重要環節。他對南開校友開展進步話劇事業的鼓勵和支持,是其努力推動全國抗日宣傳高潮,促進全國抗戰文藝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他宣傳了共產黨的抗日主張,鼓舞了南開校友的斗志,堅定了全校師生抗戰必勝的信心。他對南開師生做的大量工作有助于鞏固和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進一步奠定了奪取抗戰勝利的群眾基礎。周恩來杰出的統戰思想和高超的統戰藝術給我們留下了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對我們今日擴大和發展愛國統一戰線仍有重要啟迪。

        (本文作者系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南開大學周恩來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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