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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眾組織有什么用——1944年的一場爭論

      黃道炫 · 2020-07-17 · 來源:《抗日戰爭研究》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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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毛澤東看來,群眾運動不僅僅是黨推動革命的動力,更是革命的內在要求,群眾運動是群眾行使并實現自己權力的必由之路,群眾運動和群眾組織既是革命的需要,也是革命的目標。

        激流按:黨的群眾路線的表述至今仍采用經典的毛式語言,但在改革開放后,對群眾組織的定位、對群眾運動的態度等方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最大的區別是毛澤東時代重視群眾組織的相對獨立性,提倡大搞群眾運動,以“敢不敢放手發動群眾,敢不敢大搞群眾運動”作為“區別是不是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分水嶺”。而兩種不同的群眾觀表現出的重大差別,在歷史上也曾經預演過,抗戰后期的1944年,中共中央西北局曾經圍繞著群眾組織問題有過一場爭論,這場爭論中劉少奇和毛澤東的態度截然相反。當時西北局當時地處抗戰后方,處于“執政黨”的地位,劉少奇、胡喬木等人因此主張削減群眾組織,將任務轉向經濟與文化建設,而在毛澤東看來,群眾運動不僅僅是黨推動革命的動力,更是革命的內在要求,群眾運動是群眾行使并實現自己權力的必由之路,群眾運動和群眾組織既是革命的需要,也是革命的目標。這場爭論在當時并未引起大的波瀾,但為未來的分歧埋下了伏筆。

        

      群眾組織有什么用——1944年的一場爭論-激流網

        1944年,中共中央西北局曾經圍繞著群眾組織問題有過一場不大不小的討論。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高崗一開始就明確表示:“關于群眾團體,在鄉區到底要不要?不要。在縣里可以擺一個真正同群眾有聯系的人。”[1]表達了收縮群眾組織的明確信號。關于群眾組織在陜北的起落,另一位討論者的發言提供了大致的輪廓:“大革命時代,在陜北人民條件下組織農民協會,沒有分工、青、婦,就是一攬子,里面包括很多,群眾也做了很多事。一直到一九三四年的時候才分開。什么貧農會、工會、青年團、反帝大同盟,婦女代表會,里面有勞動組織。在工人里面的組織也是一樣分開,有什么女工、青工等等,形式上很好看,但實際上里面毛病很多,組織太繁復,領導抓不住,結果形成各自為政。……前年高干會以后,指出了新方向,把工作整頓了一下,變成真正是群眾所需要的。”[2]也就是說,1930年代中期,群眾組織以職業、身份等形式分成多種,諸如工會、青年團、婦女會等,這時期的群眾組織,是幫助黨經由各個群體深入群眾的幫手,途徑越多越有利:“群眾是具體的,不同的群眾有其不同的要求。雖然群眾有其共同要求,但亦有其切身的特殊的要求。群眾是從‘私’才能認識到‘公’的。因此,開始發動群眾,很難以一種運動把整個的群眾發動起來,常常是一種運動,代表一部分群眾的利益和要求,一部群眾參加,建立一定的組織,另一種運動,代表另一部分群眾的利益和要求。另一部分群眾,積極參加,又建立另一種組織。”[3]

        然而,隨著黨在根據地控制能力不斷加強,群眾組織地位逐漸變得尷尬,黨的一元化領導和眾多的群眾組織不無捍格。動員群眾理論上應為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屬性要求,中共自然也不例外,群眾觀點始終是中共革命中一個基礎性的理念。同時,中共是一個高度強調政策和策略的政黨,群眾組織和群眾動員又具有組織群眾,使其服務于中共動員、發展需要的目標。正因此,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群眾組織的具體目標不斷變更,從幫助創建、發展根據地到穩固、擴大根據地再到轉入生產,總體看,隨著中共控制力的加強,群眾組織的作用呈遞減趨勢,在這樣的背景下,如何看待群眾組織,變成討論的話題,1944年的討論實際是抗戰以來中共群眾組織功能逐漸演變的結果。

        一、發展需要下的群眾組織

        和蘇維埃時期一樣,武力仍然是抗戰時期各根據地發展的絕對要素。按照毛澤東等在抗戰一開始時的設計,中共自主主導的群眾組織發展模式應該是:“以人民自衛軍為主要的群眾組織形式,可能時,再組織農會及青年團體。”[4]這樣的路徑符合中共武裝推進的設想,的確也是抗戰初期許多地區群眾組織和群眾運動開展的典型方式。正如陳云所說的:“有了軍隊,就可以把政權建立起來,把地方黨擴大起來,接著把群眾團體也組織起來。所以說,有了軍隊便什么都有了。”[5]

        抗戰初期中共的群眾運動,指向的直接目標就是建立抗日根據地。群眾運動、政權和黨的建設緊密聯結,服務于建設根據地、抵抗日本侵略這一首要任務。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深入并依靠群眾,本身就是黨的理論和原則的基本要求;面對日軍侵略的直接威脅,深入群眾、依靠群眾,也是在復雜嚴酷環境下謀求生存發展的現實道路。當年的中共報告明確指出:“必須把群眾工作作為建立根據地的最基本工作。”[6]“群眾運動的任務,主要為動員參戰與支持戰爭”。晉冀豫區委在1939年初發出的文件中提出宏大計劃:“全區至本年‘五卅’應組織群眾實數達三百萬左近,培養干部百分之一,約二萬至三萬左近,注意培植群眾領袖。動員群眾參加各抗日部隊至少二萬至三萬。”[7]

        發動群眾被賦予如許重要的意義,因此,中共對建立群眾組織、提高群眾的參與意識極為重視。1938年年中,中共冀豫晉省委要求:“建立各種統一的群眾組織,如區農救會,區自衛隊隊部及政治部,區工救會、青救會、婦救會以至兒童救國會等,于年終前全部切實完成。”[8]要讓群眾自覺自愿地投身于群眾運動中,群眾組織的建立必須真正體現群眾的意愿。按照中共的設想,“群眾團體應推動做到:(一)有經常的會議與生活。(二)對于會員的教育與訓練。(三)積極參戰。(四)按期繳納會費。(五)特別注意培養民主的作風,在各種機會中給群眾以民主的鍛煉,使群眾認識自己的力量,有機會發表自己的意見;我們的同志應特別注意向群眾學習,發揚民主作風。”[9]這一時期,為充分發動群眾,中共強調要“糾正忽視群眾工作,只為自己的便利而作群眾工作,及從上而下強迫的統治的組織及發動民眾的方式”[10],高度重視群眾組織的自主性。當然,在中共的運作體系中,黨組織向來具有壓倒性的地位,盡管對展開自覺的群眾運動以真正彰顯群眾力量抱有期待,但具體運行過程中,黨組織包辦群眾運動的案例仍屢見不鮮。按照中共事后的評判:“在沒有發動群眾之前,即建立了官辦式的群眾組織,在群眾初步發動時,即建立了龐大的黨,把所有積極分子(不是階級覺悟的分子),都吸收進了黨,根本忽視群眾組織。這樣就使得黨降低了自己的水平,成為群眾團體。群眾團體則由官辦到黨辦,根本無獨立性。”[11]

        在一個向來強調黨的領導地位的政黨內,批評群眾組織沒有獨立性,顯示這一時期中共的確重視保持群眾組織的獨立性。統一戰線給了中共運用群眾組織尋求廣大發展的空間,這樣的機會絕不會被輕易放過。抗戰初期中共的群眾組織,除了在中共控制區域得到發展外,還擴展到整個的大后方地區,特別是中共有可能延伸發展的地區。在河南西華縣,通過“行政權力的幫助”[12],群眾組織發展相當迅速:“全縣3000民眾,分別組織少先隊、兒童團、老少指導團、婦女姐妹團等。……該縣4個區長3個是同志,一區長及其縣長均同情我們。”[13]黎玉回憶,中共山東黨組織“在許多地區以合法和半合法的方式,開展群眾性的抗日救亡運動,‘救國會’、‘救國青年團’、‘民眾訓練隊’、‘抗敵后援會’、‘抗敵救亡社’、‘戰地服務團’、‘游擊戰訓練班’、‘民眾動員委員會’、‘民先隊’等抗日救亡團體不斷涌現。”[14]對此,國民黨方面反映:“八路軍到魯北以來,利用戰委會、民先隊及范部政治部等團體,對于軍事政治工作積極進行。”[15]

        在這些地區,中共實際是把群眾組織作為扎根發展的基礎,要求建立健全領導機關及日常工作制度,積極培養干部:“訓練大批群眾干部和積極分子,開辦訓練班或訓練學校,大規模地有計劃有系統地進行。……為擴大組織活動,更須適當大膽地分配與提拔大批干部擔負各種工作。只有抓緊這個工作才能使組織活躍起來,打下統一組織的強力基礎。”[16]組織群眾的方式,各地有自己的創造,豫南“由挺進隊、服務團,分在幾個中心據點(黃龍寺、婆婆寨、四望山寨、仙石畈),首先建立根據地中的群眾工作。由演戲、家庭訪問到名冊登記”。[17]直南地區“由一九三七年半公開合法的學生救國會、抗援會、大名抗日十人團,逐漸于一九三八年春組織了冀魯豫邊區救國會,在魯西南也組織了冀魯豫邊區救國會,所組織的群眾約三十萬人,并團結了許多知識分子,掩護我黨發展組織,訓練干部及宣傳我黨主張政策,擴大武裝以及推動支持抗戰上均有很大作用”。[18]這可以說是中共群眾運動開展最為廣泛的時期。

        對于中共盡力發動群眾組織擴展自己力量的做法,當時的報告分析得十分精當:“國民黨統治表面上很嚴厲,但是因為它統治本身的散漫與混亂,所以,我們獨立自主活動的可能性很大。它不許我們做,但我們做了它也不管,并且還想借我們力量以自重。”[19]群眾運動的這種統一戰線特征,尤其體現在青年運動上。青年具有熱情和沖動,投身青年運動者一般都是知識分子出身,家庭背景較為厚實,容易組織、運動,且波及面廣,易于收到效果:“先組織青年團體,經過它來開創其他各種形式的組織。因為,他們可以有地位來創立地方的上層統一戰線,同時也有地位來做下層工農工作。”1938年秋,河南省委書記朱理治報告,僅河南一省,“在我們領導之下的青年組織已有74個(游擊區除外),有1.7萬多會員,其中44個團體完全在黨的領導之下,包括有1萬多會員。……這些青年組織,分散到河南各個縣,成為當地救亡運動的推動者。他們一面能夠幫助地方建立上層統一戰線,一面掩蔽下層工農工作,他們自己每每即成為當地地方長官抗日工作的最忠實的幫助者”。[20]河南青年組織創建的大致路徑是:“(一)每一個地方組織與每一個支部都要有一個和CY一樣性質的基本的青年團體在黨的周圍,但它必須是公開合法的并且是統一戰線的。(二)每個支部都要有青年干事,并將青年工作同志建立青年小組,區、縣、特委都設青年部或青委,帶相當的獨立性(但必須接受黨的領導)的進行青年工作,建立他們自己自上而下的領導系統。(三)成立全省青年總組織,形成其公開領導系統。”[21]

        1939年后,由于國共關系惡化,在大后方通過群眾組織發展力量的路徑遭到限制,此后的群眾運動基本收縮到根據地內部。和初期無論大后方還是根據地都以擴張力量為主不同,1939年后的群眾運動開始注重質的提高,更加注意建立群眾性的各級組織。1939年,晉冀豫區“全區有組織的群眾130多萬人。內有工救的會員17萬多人,農救的會員82.3萬多人,青救的會員11.2萬多人,婦救的會員10萬多人。冀西贊皇、元始〔氏〕、臨城的群眾尚未算內,因為不清楚那邊的數字,但那邊的群眾至少有10萬以上。”大部分群眾已經納入群眾組織當中,盡管其中不可避免存在種種問題,比如“群眾組織生活大部分都沒健全起來,只是工會的小組有十幾縣可以開小組會,農會沒有一縣能做到,青救僅是沁源還可以辦到,婦女各縣都不成”,但正如報告說到的:“各群眾組織區級以上的則能經常地開會、討論工作、執行工作。”[22]群眾起碼已經初步組織起來,打下了進一步提高、改造的基礎。

        對于中共而言,群眾組織和斗爭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出于統一戰線的需要,抗戰時期根據地內的社會政治改革不以土地革命的方式展開,而采取相對溫和的減租減息政策,即便如此,中共還是會在適當時機結合自己理念體現其階級性,組織群眾與鄉村權勢階層的斗爭仍然是群眾運動十分重要的任務,而且群眾也樂于投入這樣的運動中。晉冀豫報告寫道,該區有82萬農會會員,“會員的認識一般地說比工會差些,同時組織觀念很薄弱,往往是在做要求減租減息、反貪污、反攤派不公的斗爭時,有很多的群眾參加,但一到發動群眾作戰時,則見不到多少農會的會[員]來參加了”。[23]到1943年,太行區的統計狀況是,15個縣,有過斗爭的村落占60%,參加過政治活動的人數占43%,還有相當大的一部分民眾沒有融入政治生活,斗爭形式也相對溫和:“關于減租減息問題斗爭的次數只占百分之一八、合理負擔斗爭占百分之二四,而反貪污、反惡霸、反維持和其他各種斗爭合計就占百分之五八。”[24]1943年后,隨著減租減息斗爭的更大規模展開,群眾運動才以更激烈的形式展開,群眾組織的功能在這樣的斗爭中得以彰顯。

        二、黨與群眾

        中共革命要發動群眾、依靠群眾,能不能動員廣大群眾投身革命,是中共判斷自己政策是否成功的重要標志。中共革命同時又強調堅持黨的領導,黨是革命力量的先鋒隊。黨領導群眾,黨又要依靠群眾,就中共的革命理論言,這樣的思路當然沒有任何問題,但是在當年的歷史實際運行中,黨和群眾的關系并不可能像后來邏輯表述中顯示的那樣清楚,由于群眾數量上的龐大及實際行動中常常呈現的非理性特征,黨要掌握群眾并不容易,理順黨、群包括黨組織與群眾組織的關系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抗戰初中期,為了實現革命力量的迅速發展,在黨的基礎和影響不夠深入的地區,黨常以群眾組織面目出現,比如晉冀豫區黨委就公開要求:“支部同志應須都到群眾組織與群眾武裝里去,一般同志到農會與自衛隊游擊小組中去,青年同志到青救去,婦女同志到婦救去,在里邊遵守群眾組織的紀律,積極活動,以自己的模范去影響與領導別人,同時還必須特別注意掌握村政權。”[25]中共中央頒發的相關文件中也要求保持群眾組織的獨立性,防止出現包辦代替:“民眾團體是民眾自己的自愿組織的團體,黨、政府、軍隊不應直接干涉民眾團體內部的生活。黨對民眾團體的領導,經過自己的黨員及黨團。但黨民不分、包辦、清一色的現象,必須糾正。民眾團體的各級委員會委員須盡可能有半數以上的非黨員。民眾團體中的黨團問題與政府中黨團同。政府應尊重民眾團體的獨立性,給民眾團體以必要的幫助……一律不干涉民眾團體的生活與工作。”[26]

        保證群眾組織的獨立性,給予群眾組織充分的施展空間,是有效開展群眾工作的必要前提,正如張霖之所言:“各群體團體應建立自己的垂直領導,在同級黨的政治領導下獨立地進行工作,制定自己的工作計劃(計劃取得同級黨的同意),使各團體總會的工作計劃能順利的推行到村級,糾正一切事情都依賴黨的心理及作風。”[27]這樣的要求和保證黨的領導理論上并不沖突。

        當中共以規模擴張為首要追求時,發揮各種力量的積極性通常會占據思考的首要位置,其他顧慮暫時會被放到一邊。不過,在此過程中,中共也絕不會忽視保持黨的領導。如下的反映仍是中共始終在意的問題:“公開工作與秘密工作混淆,群眾團體的帽子戴在黨的頭上”,“馬虎了黨的面目,減弱黨在群眾中的影響”。[28]

        作為一個緊繃控制和效率之弦的政黨,中共的話語包含著十分豐富的張力,可以從多個角度予以理解。關于黨的影響被削弱的批評,起碼可以有如下幾個層面的解讀:一是中共對黨的領導的高度重視,任何有可能影響黨的領導的苗頭,都會引起高度警惕。所謂群眾組織減弱黨的影響,不一定就是確定不移的事實,更多是一個自省意識及行動力極強的政黨的防微杜漸。二是中共政策上的靈活性和原則性的內在一致。有時候黨的暫時隱身,本身只是政策需要,當之前的政策退場時,為了給執行者一個解釋,簡便的做法是用批評的方式加以清理,這樣做簡易直截,容易棄舊迎新,達到黨希望的目標,其前提當然是必須有一支衷心擁護自己的干部隊伍。三是黨和群眾組織的關系的確十分復雜。黨需要通過群眾組織掌握群眾,但是群眾組織一旦被賦予一定的獨立性,就會呈現自身的生長慣性和利益訴求,如當時文件談到的:“有些同志不明白政府與群眾團體的正確關系,認為地區是我們開辟的,先來者居上,或認為政府是老大,我們是老二,以致在工作中□□政府,侵犯政府權利,破壞行政系統,而損害抗日民主政權在群眾間應有的威信。”[29]這雖不一定和黨的領導發生沖突,卻難免不在黨的意旨的貫徹上產生若干滯礙,形成所謂弱化現象。

        深一層看,中共對群眾組織定義的不明確,本身也是革命體制不斷摸索的產物。在黨的領導大框架下,如何建立集中而有效的組織架構,有一個實踐中左右搖擺、不斷探索的過程:“有些地方群眾團體變成政府的附屬機關,一切都靠政府的命令行事,甚至開一個會也得政府下公事〔文〕,失掉了獨立性與自動性;但在另一方面,有些地方因為不得不聽群眾團體的意見,群眾許多對政權、對犧盟存藐視態度,儼然新紳士新官僚。”[30]群眾團體自以為“政府是老大,我們是老二”。[31]且不說群眾組織和黨及政權的關系需要磨合,就是群眾組織自身如何定位,也不是沒有波折。冀魯豫的報告批評:“認為群眾團體干部與八路軍、抗日政府干部一樣,認為群眾團體只是軍隊與政府的御用機關。這是一部分干部尤其在民國29年動委會時代前后厲害的一種錯誤認識。因此,突擊屯糧、募捐、擴兵等成了主要工作任務,行政命令,威嚇壓制群眾便成了□□□□工作方式。由于他們認為自己是‘便衣八路軍’或‘七路半’,便產生處處談政民配合,與軍政比地位,比享受待遇,甚至相互垮臺的現象。”群眾組織不是視自己為群眾的代言人,而是把自己當作群眾的管理者,威嚇壓制群眾的現象自然而然就產生了。要克服這種現象,關鍵在于要認識到:“我們群眾團體就是老百姓的團體,干部的立場就是老百姓的立場。因此,農會應是農民的團體,就應代表農民利益;青救和婦救應是青年和婦女的團體,就應代表全體青年和婦女首先是大多數工農青年、工農婦女的利益。因此,各救會的干部就是老百姓,就是工人、農民、青年和婦女,而不是政府、軍隊干部,更不是官僚了。”[32]

        強調群眾組織的干部就是老百姓,不是干部、官僚,旨在于明確群眾組織的群眾屬性,將其與黨和政權區分開來。事實上,比之黨的面目模糊,群眾組織黨化,是更容易發生的問題。“好多民眾團體,在民眾自己來看,并不是他們自己迫切需要的團體,而只是為軍隊為政府服務的機關”。[33]其結果是造成干部缺乏主動性,成為附庸,當時的報告談到了這種趨向的副作用:“群眾團體逐漸黨化,不管是會議的形式及發文件、通告、宣言,都帶著幾分黨的意味,甚而大多數的群眾干部說話都以黨的口吻講,甚而有些干部官僚化,農救干部多些。各級黨委對群眾組織系統獨立性及統一的領導不尊重,隨便的調動群眾團體中的干部,把持干部,致使群眾組織中,尤其是農救下級比上級強,影響上級領導的威信”[34];“干部和領袖缺乏的原因,主要的是群眾團體的官辦性,限制了干部與領袖的生長與發展,軍事化,不深入群眾,黨的群眾干部都缺乏黨的教育與鍛煉,尤其缺乏大的斗爭的鍛煉”。[35]

        不過,正如上文中說到的,無論要不要保持群眾組織的獨立性,“黨的群眾干部”的定位不會改變,群眾組織應該也必須置于黨的領導之下。群眾組織的獨立性只是表現為在黨領導下,為避免陷于官僚化,可以擁有多大的獨立決策和活動的空間,這種獨立性是技術上的,而不是制度上的。問題還在于,在不同的歷史情境中,由于關注重心的不同,這種制度和技術上的獨立性并不那么容易區分,隨著黨和政權控制力的不斷增強,對于一些干部來說,與其艱難地區分這種獨立性,不如干脆取消這種獨立性。1944年中共西北局的討論,某種程度代表的就是這樣的思路。

        三、群眾組織何去何從

        抗戰時期中共根據地有一個明顯的特點,即前方根據地和后方根據地政策執行有較大差異,這主要是由于兩者所處環境不同所致。前方長期處于國共日偽拉鋸之中,環境惡劣,需要最大限度動員各種力量共同奮斗,這里統一戰線的內涵和實踐更為寬泛。后方包括陜甘寧根據地環境穩定,黨和政權力量不斷伸展,黨的領導得到更多重視。所以同樣是群眾組織問題,陜甘寧根據地和前方根據地之間存有較大差別,政策變化也主要產生于后方的陜甘寧根據地,這是中共相對可以放手按自己希望的方向把握政策導向的地區。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1944年延安發生圍繞著群眾組織何去何從的討論,涉及的關鍵問題是群眾組織應如何定位,與黨的關系如何。其中,胡喬木的說法比較有代表性:“根據地的群眾工作同非根據地群眾工作根本不同,老百姓掌權之前和掌權之后那個階段有根本不同。在群眾未掌權之先,我們是用種種方法把要造反的老百姓團結起來,工、農、青、婦按照他們的要求和適應他們的方式去團結他們。……老百姓起來掌握政權之后就起了變化了,工、青、婦團體發生恐慌,就沒有事情做了。有兩個原因,一個是造反的任務已完成,現在是要建設,在我們根據地有個問題,我們建設要靠大家都參加一份,群眾團體不能成為顯著的單位。在邊區,無論什么群眾運動都是以家庭為單位,無論合作社,紡織都是如此。這種單位我們應鞏固它,做什么都是家庭。”[36]弱化群眾團體,強調家庭作為群眾運動的原子單位,這是對群眾組織意義認知的重要變化。之所以如此,胡喬木進一步的邏輯是:“今天民主政府已建立起來了,工農已得到領導權了,以后是工農共同建設根據地,是否按照工、農、青、婦本身各個特殊要求把他們分別組織起來呢?這按形式邏輯看很好,但事實上這不是個好方法,在根據里〔地〕要單獨成立一個團體不適當。照以前那樣組織是不適當的,不適宜于根據地的情況。根據地的任務就是建設,他的中心任務就是生產、文化,還有戰爭,后方當然還有自衛軍等等工作,但主要還是生產與文化。”[37]

        從強調群眾團體到強調家庭,這里面的變化邏輯胡喬木自己講得很清楚,就是環境的不同。革命時期,需要發動群眾,調動群眾的力量;建設時期,需要穩定,家庭就是最現成的天然穩定單位。以家庭為基礎貫徹政策,無須在黨和普通民眾之間多一個群眾團體,造成疊床架屋。實際上,群眾組織在根據地早已處境尷尬,僅從晉西北1942年精簡結果中,就可看出一些端倪:這次精簡,政府區級以上脫產人員原有10025人,減去5925人;學校原有1775人,減去605人,民眾團體原有1265人,減去816人,黨的機關原有2021人,減去374人。[38]可以看出,相比黨的機關18.5%的精簡率,民眾團體精簡比例高達64.5%,遠高于51%的平均比例,群眾團體的可有可無決定了精簡首先會向他們開刀。

        對胡喬木等的看法,也不是沒有不同意見,老資格的工人運動活動家鄧發指出:“我們的黨是群眾的黨,黨員是階級的一部分,但他不就是階級,何況群眾不是一個階級呢!還有農民呢,黨不能代替一切,正因這樣,一切有〔由〕黨代替那樣不好,我們黨員還是少數,大多數還是非黨群眾,黨領導群眾,還要經過群眾組[織],比如工會,你不能說有支部就不要工會了。”在鄧發看來,群眾組織不僅僅是名義,群眾自身的權力應該得到保障,“還有領導各方面的,群眾應該經過群眾團體”。[39]

        不過,鄧發的意見明顯是少數,1944年這場討論中,多數參與者都從各方面闡述取消至少是精簡群眾組織的合理性。中共安塞縣委書記李旺淮認為,群眾組織“有具體工作做當然可以要,但是我現在想不出具體工作。如果說群眾團體搞生產、組織變工、扎工、婦紡這許多事的話,那今天黨政領導要做的就是這些工作,并且根據我們的經驗,婦紡不一定要有組織,特別是在開始的時候,如果你搞一個組織,老百姓不了解她還害怕,她說你搞起一個組織,大概又要給我分配任務,增加我的負擔吧,所以她害怕”。[40]另有人提出:“婦女、青年、工會,到底搞什么工作?我的意見就是幫助搞黨的工作、政府工作。如果你用群眾的形式、群眾的面目搞工作,強調特殊性、獨立性,根本吃不開,你就是搞生產自給,搞教育,這些搞好了,群眾工作也做了。”[41]即便說保留群眾組織的也只是強調其邊緣效用:“一方面是便于收集材料研究材料,一方面是對外的關系的問題。對外號召把群眾團體取消了也不好。”[42]

        無論是討論的議題,還是討論的進程,劉少奇對這次討論都起到主導作用。劉少奇在討論會上有一個很長的講話,代表了他對這一問題的思考。劉少奇認為:“在我們陜北這樣的根據地里頭,群眾運動應該采取不同的方式來進行,我想這是不成問題。我們這里完全是新環境,政權是群眾自己的,有的地區分過土地,有的地區進行過減租減息,今天的任務就是建設,建設什么東西呢?主要的是經濟與文化兩方面,因此在我們這個根據[地]的群眾運動,和在國民黨區域及其他地區的群眾運動,我們采取的方式是應該不同。”[43]

        劉少奇不否認群眾組織存在的必要性,但認為任務應有改變,他說:“區、縣、鄉群眾組織形式是不是要?我看小學校、醫務所、合作社,有這三個就可以。”學校、醫務所,與其說是群眾組織,不如說是服務單位。當群眾組織的功能限縮到這樣的范圍時,群眾組織的意義和功能不能不受到很大影響。組織和權力通常都聯系在一起,群眾組織的生成、發展,和革命斗爭及爭取權力并轡而行,劉少奇之所以認為應該淡化群眾組織,關鍵在于他覺得群眾組織的任務不應再是爭取權力:“在我們根據地里這樣的任務馬克思、列寧也沒有講過,我們老早講了一些也不對頭。我們在理論上翻,也找不出來辦法,所以我們要自己想辦法,我們想了很多年還沒有想完備。……在陜甘寧邊區分配過土地以后,減租以后,在這里又不打仗,群眾團體的分工和他的任務是應該有些不同,應該有改變,他的任務就是經濟、文化。”劉少奇的思路和胡喬木大同小異,在他們看來,既然根據地的權力已經掌握在黨的手里,群眾組織就不應再充當群眾利益的代表,而應該成為服務群眾的組織,成為群眾生產運動的組織者:“我看群眾團體要搞經濟,搞文化,還要調節人民中間的糾紛,反映下層的情況,反對官僚主義,要做這幾件事。”[44]

        四、毛澤東的不在場介入

        這場關于群眾組織的討論,毛澤東一直沒有正面發聲。不過,1944年8月,毛澤東給時任解放日報社社長秦邦憲的一封信,實際可代表他對這場爭論的真實態度。毛澤東的信是針對《解放日報》關于家庭改造的文章而發。1944年8月9日,《解放日報》推出《襄垣李來成的新式家庭是怎樣建立起來的》,報道襄垣縣李來成家實行家庭改造,家庭內部民主化,選舉家長,召開家庭會議,并精細分工,努力節約,建立分紅獎勵制度。關于新式家庭的報道某種程度可視為對胡喬木等提出的以家庭為原子單位的呼應。8月25日《解放日報》發表社論,呼吁建立根據地新式家庭,視之為“農村社會健全的細胞”。[45]隨后,解放日報社又撰寫《把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基礎建立在家庭里》的社論草稿,送交毛澤東審核,毛澤東給秦邦憲的信,正是對這一社論草稿的回應。

        毛澤東在信中一開始就明確表態:“問題的重點,恰是使家庭改造與群眾運動聯系起來。這種群眾運動,有當地的不脫離家庭的群眾運動——變工隊及合作社,自衛軍及民兵,鄉議會,小學、識字組及秧歌隊,以及各種群眾的臨時集會;有脫離家庭、遠離農村的群眾運動——進軍隊(才有革命軍),進工廠(才有勞動力市場),進學校(才有知識分子)以及其他出外做事等。”如果不知道之前的爭論,大概很難理解毛澤東在這里為什么要強調家庭改造與群眾運動的聯系。顯然,毛澤東不能完全同意過于強調以家庭作為社會原子細胞的這一面,因為在他看來:“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從侵略者、地主、買辦手下解放農民,建立近代工業社會。‘鞏固家庭’的口號,只有和上述種種革命運動聯系起來,才是革命的口號。”盡管毛澤東和其他中共領導人一樣,也是個注重現實的革命領袖,但是解放農民、建立近代工業社會的革命目標,不能因為與現實妥協而放棄。革命要站在現實的基礎上,但并不意味著放棄理想的追求。這也就是他強調的:“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基礎是工廠(社會生產,公營的與私營的)與合作社(變工隊在內),不是分散的個體經濟。分散的個體經濟——家庭農業與家庭手工業是封建社會的基礎,不是民主社會(舊民主、新民主、社會主義,一概在內)的基礎,這是馬克思主義區別于民粹主義的地方。簡單言之,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基礎是機器,不是手工。我們現在還沒有獲得機器,所以我們還沒有勝利。如果我們永遠不能獲得機器,我們就永遠不能勝利,我們就要滅亡。現在的農村是暫時的根據地,不是也不能是整個中國民主社會的主要基礎。由農業基礎到工業基礎,正是我們革命的任務。”[46]

        對于毛澤東而言,家庭這個話題,還有著特殊的意義。毛澤東成長的五四新文化時代,家庭革命蔚為風氣,被傳統中國塑造的以幾世同堂為理想的典型舊家庭,充斥著尊卑、等級、虛飾和勾心斗角,為接觸新事物的中國人所難以容忍。時人所說:“稍有些新思想的人,常常感觸舊家庭的痛苦”[47],不是夸大其詞,而是生活在傳統大家庭中的青年人的普遍感受。毛澤東對傳統家庭中的不平等深有感觸,他在一篇文章中寫道:“在西洋,一個人的父母,和他子女的意志自由是不生影響的。西洋的家庭組織,父母承認子女有自由意志。中國則不然,父母的命令和子女的意志完全不相并立。……這結論是在中國家庭制度(父權母權)婚姻制度(父母代辨〔辦〕政策)的底下應該發生的。”[48]這樣的經歷,會讓毛澤東在20多年后的信中仍然強調:“根本否定‘五四’口號,根本反對走出家庭,是不應該也不可能的。”[49]

        家庭革命的內核實際是個人自由,五四時期的家庭革命針對的是傳統中國的家長制,也就是后來中共表述的個性不得伸張的封建家庭制度。毛澤東在信的末尾特意加了一句:“有人說我們忽視或壓制個性,這是不對的。被束縛的個性如不得解放,就沒有民主主義,也沒有社會主義。”[50]權力下探畢竟是共產主義革命的底色,這一點,作為革命者的毛澤東絕對不會忽略。正因此,他強調:“農村家庭從封建到民主的改造,不能由孤立的家庭成員從什么書上或報上看了好意見而獲得,只能經過群眾運動。”[51]在毛澤東看來,群眾運動不僅僅是幫助中共推動革命的助力,更是中共革命的內在要求,群眾運動是群眾行使并實現自己權力的必由之路。顯然,毛澤東對以家庭作為新社會的原子單位投了反對票,他要求群眾走出家庭,還看到了未來社會走出鄉村的需要。在毛澤東這里,群眾運動和群眾組織既是革命實踐的需要,也是革命實踐的目標。

        不過,盡管毛澤東在給秦邦憲的信中強烈表達了對群眾運動的支持和群眾組織的維護,對五四家庭革命要求及個性解放的堅持,和胡喬木等的態度拉開距離,但是,又不能說胡喬木等提出的家庭原子論就是自作主張。在中共的群眾組織功能認知體系下,當黨已經掌握根據地實際權力時,群眾組織的功用如何發揮,的確是個不能不面對的問題。1944年7月,毛澤東致電幾大根據地,詢問十項問題,其中就包括:“對于將民眾團體的工作在減租減息后轉到領導各界人民發展生產、文化、衛生方面,你們意見如何?據你們看,是否只在作了這種轉變后,民眾團體(各救)的工作人員才有事做,才不是空架子?各地是否正在作這種轉變?”[52]從毛澤東問詢的邏輯看,他對群眾組織此時應有的功能和劉少奇等的思路是相通的,同樣贊成在群眾組織完成其斗爭功能后,將重心轉向生產和服務。只是他終究不能同意僅僅把群眾組織當作革命技術的一部分,畢竟在他看來:“一切問題的關鍵在政治,一切政治的關鍵在民眾。”[53]群眾組織是落實群眾路線不可或缺的環節,群眾路線既要求深入群眾,也要求發揮群眾的自覺性,任何一面被忽略,另一面難免有落空的風險。只是這樣的原則如何落實,毛澤東事實上也沒有完整的預案,也在摸索的過程之中。革命的理論和實踐在事后的敘述中通常都環環相扣,現實的革命道路卻并不那么容易把控,常常會在理念和策略間張力盡顯。抗戰期間,由于策略性的不斷強調,黨內會習慣性地形成越來越強烈的策略性思維,在此背景下,理念的提醒有其充分必要性,但這不意味著對策略的否定。作為理論和策略兼具的政治大師,毛澤東盡可能地在理念和策略間努力保持平衡,不讓某一種趨向突破限界,他對1944年關于群眾組織這場爭論的微妙介入也可作如是觀。

        由于毛澤東在場而又不在場的干預,1944年這場爭論的結果,群眾組織并未被取消,而且隨著國內形勢的變化,群眾組織很快又成為中共革命斗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即便1949年后,群眾組織也曾一度成為歷史風云中的主導者。其間可以看到領導者思路的微妙差別,也可看到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下,群眾及群眾組織在中共革命中始終具有的張力。這讓群眾組織的定位既服從于現實需要,又在意識形態的沉浮中充當著特殊的角色。

        注釋:

        [1] 《西北局辦公廳關于組織問題座談會材料——高崗關于建立模范支部的意見》(1944年4月14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匯集1941—1945》,中央檔案館、陜西省檔案館1994年編印,第138頁。

        [2] 《西北局辦公廳關于群眾、衛生等工作座談會的記錄——高長久發言》(1944年5月29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匯集1941—1945》,第208—209頁。

        [3] 趙紫陽:《滑縣群眾是如何發動起來的》(1944年10月),中共河南省黨史工作委員會編:《冀魯豫抗日根據地》第2冊,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1頁。

        [4] 《在河北山東平原地區大量發展游擊戰爭》(1938年4月21日),《毛澤東軍事文集》第2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218頁。

        [5] 《陜甘寧邊區的群眾工作》(1939年12月10日),《陳云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0頁。

        [6] 《中共冀豫晉省委關于新形勢下省委工作的新任務的決定》(1938年6月),中共河南省委黨史資料征集編纂委員會編:《太行抗日根據地》第1冊,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0頁。

        [7] 《中共晉冀豫區委關于目前工作任務的決定》(1939年1月),《太行抗日根據地》第1冊,第60頁。

        [8] 《全區工作的發展與黨的領導任務——中共冀豫晉省委給特委、縣委的指示信》(1938年8月18日),《太行抗日根據地》第1冊,第30頁。

        [9] 《中共晉冀豫區委關于目前工作任務的決定》(1939年1月),《太行抗日根據地》第1冊,第60頁。

        [10] 《中共冀豫晉省委關于新形勢下省委工作的新任務的決定》(1938年6月),《太行抗日根據地》第1冊,第20頁。

        [11] 彭濤:《群眾運動的發展與階級關系的變化》(1943年2月),《太行抗日根據地》第1冊,第241頁。

        [12] 朱理治:《一年來的河南工作》(1938年9月),張文杰等主編:《紀念朱理治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5頁。

        [13] 《河南省我黨領導下的武裝力量情況和發展該省工作意見——彭雪楓致滕代遠并轉報前總電》(1938年6月9日),《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第2輯“文獻部分”上冊,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1頁。

        [14] 《黎玉回憶錄》,中共黨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145頁。

        [15] 《沈鴻烈電蔣中正八路軍到魯北以來利用戰委會等團體對軍事政治工作積極進行》(1938年7月18日),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檔案,002080200500023。

        [16] 《全區工作的發展與黨的領導任務》(1938年9月18日),太行革命根據地史總編委會編:《太行革命根據地史料叢書·群眾運動》,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11頁。

        [17] 危拱之:《關于豫南武裝工作補充報告》(1940年6月17日),中共河南省委黨史資料征集編纂委員會編:《抗戰時期的河南省委》上冊,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7頁。

        [18] 《冀魯豫邊區抗日根據地發展史略》(1944年),中共河南省委黨史資料征集編纂委員會編:《冀魯豫抗日根據地》第1冊,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4頁。

        [19] 朱理治:《當前河南的政治形勢》(1938年1月3日),《紀念朱理治文集》,第71頁。

        [20] 朱理治:《一年來的河南工作》(1938年9月),《紀念朱理治文集》,第146、142頁。

        [21] 朱理治:《充分發動群眾,開展游擊戰爭》(1938年5月),《紀念朱理治文集》,第101—102頁。

        [22] 《晉冀豫區委群眾工作總結報告》(1939年3月16日),《太行革命根據地史料叢書·群眾運動》,第118、119頁。

        [23] 《晉冀豫區委群眾工作總結報告》(1939年3月16日),《太行革命根據地史料叢書·群眾運動》,第134頁。

        [24] 李大章:《過去群眾工作的簡單回顧與今后的工作方針——在太行分局高干會上的報告》(1943年2月),《太行革命根據地史料叢書·群眾運動》,第191頁。

        [25] 《整黨與建黨是目前的嚴重任務——徐子榮同志在中共晉冀豫區黨委第二次組聯會上的總結》(1940年4月15日),《太行抗日根據地》第1冊,第96頁。

        [26] 《中共中央關于統一抗日根據地黨的領導及調整各組織間關系的決定》(1942年9月1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3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32—433頁。

        [27] 張霖之:《在魯西區黨委民運工作會議上的報告》(1941年2月),謝忠厚主編:《冀魯豫邊區群眾運動資料選編》上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45頁。

        [28] 《晉豫邊區黨過去三個月工作的總檢討與目前的具體工作》(1938年4月19日),中共河南省委黨史工作委員會編:《太岳抗日根據地》,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頁。

        [29] 《冀魯豫邊區各救總會關于政民配合的指示》(1941年10月5日),《冀魯豫邊區群眾運動資料選編》上冊,第276頁。

        [30] 《十七個月群眾工作的基本總結》(1939年4月),《太行革命根據地史料叢書·群眾運動》,第152—153頁。

        [31] 《冀魯豫邊區各救總會關于政民配合的指示》(1941年10月5日),《冀魯豫邊區群眾運動資料選編》上冊,第276頁。

        [32] 楊澤江:《談談群眾團體干部的立場問題》(1943年1月1日),《冀魯豫邊區群眾運動資料選編》上冊,第357、359頁。

        [33] 《開展群眾工作是目前地方工作的中心》(1939年11月3日),《陳云文選》第1卷,第164頁。

        [34] 《晉冀豫區委群眾工作總結報告》(1939年3月16日),《太行革命根據地史料叢書·群眾運動》,第140頁。

        [35] 《十七個月群眾工作的基本總結》(1939年4月),《太行革命根據地史料叢書·群眾運動》,第149頁。

        [36] 《西北局辦公廳關于群眾、衛生等工作座談會的記錄——胡喬木關于群眾工作與文化工作的發言》(1944年5月29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匯集1941—1945》,第197頁。

        [37] 《西北局辦公廳關于群眾、衛生等工作座談會的記錄——胡喬木關于群眾工作與文化工作的發言》(1944年5月29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匯集1941—1945》,第197—198頁。

        [38] 《晉綏北黨政軍民各組織精簡前后脫產人數及編制報告》(1942年12月11日),《第一二〇師陜甘寧晉綏聯防軍抗日戰爭時期資料叢書》第4卷,第一二〇師陜甘寧晉綏聯防軍抗日戰爭史編寫辦公室1994年編印,第44—45頁。

        [39] 《西北局辦公廳關于組織問題座談會材料——鄧發發言》(1944年4月14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匯集1941—1945》,第169、170頁。

        [40] 《西北局辦公廳關于組織問題座談會材料——李旺淮發言》(1944年4月14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匯集1941—1945》,第182頁。

        [41] 《西北局辦公廳關于組織問題座談會材料——高朗山發言》(1944年4月14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匯集1941—1945》,第166頁。

        [42] 《西北局辦公廳關于組織問題座談會材料——楊清關于群眾團體組織問題的發言》(1944年4月14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匯集1941—1945》,第144—145頁。

        [43] 《西北局辦公廳關于群眾、衛生等工作座談會的記錄——劉少奇的講話》(1944年5月29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匯集1941—1945》,第219—220頁。

        [44] 《西北局辦公廳關于群眾、衛生等工作座談會的記錄—劉少奇的講話》(1944年5月29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匯集1941—1945》,第227、220、239頁。

        [45] 《發揚根據地新式家庭》,《解放日報》,1944年8月25日,“社論”,第1版。

        [46] 《給秦邦憲的信》(1944年8月31日),《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06—207頁。

        [47] 張厚載:《獨立生活》,《新潮》第1卷第4期,1919年4月1日,第663頁。

        [48] 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編:《中共一大代表早期文稿選編》上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820頁。

        [49] 《給秦邦憲的信》(1944年8月31日),《毛澤東文集》第3卷,第207頁。

        [50] 《給秦邦憲的信》(1944年8月31日),《毛澤東文集》第3卷,第208頁。

        [51] 《給秦邦憲的信》(1944年8月31日),《毛澤東文集》第3卷,第207頁。

        [52] 《請各地調查和答復十項問題》(1944年7月28日),《毛澤東文集》第3卷,第199頁。

        [53] 《一切政治的關鍵在民眾》(1944年8月12日),《毛澤東文集》第3卷,第20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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