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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蓬佩奧可能沒想到, 徹底改寫“人權”歷史的正是一位中國人

      劉禾 · 2020-07-19 · 來源:哥大全球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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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禾 |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比較文學與社會研究所

        【導讀】近日,美國國務卿再次就人權問題指責中國。盡管中國在應對新冠疫情、推動疫后復工復產以及應對近期汛情等方面努力保護民眾的生存發展權利,但在涉及人權的話語競爭中,卻依然被動。如本文作者指出,這里的關鍵問題是,“人權”的話語受制于地緣政治而變化,它本可以具有普遍意義,卻在大國權力的操縱之下、歐美“文明-野蠻”等級論的目光之中,被扭曲了它本身具有的進步性意義。本文是哥倫比亞大學終身人文講習教授劉禾的一篇采訪稿。劉禾教授著重指出了二戰之后“人權”話語轉化的關鍵人物——中國人張彭春的歷史貢獻。張彭春曾出任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副主席,是《世界人權宣言》的核心起草人之一。他作為戰后世界人權體系的設計者,對歐美國家的文明等級論提出了一針見血的批判,指出人權之所以不普世,就是因為其背后的認識基礎是歐美國家的文明等級論,這種等級論的根本目的是為了維護這些國家的統治地位。張彭春堅持人權沒有先進落后之分、具有普世性,他在主持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時候,和第三世界成員國一起,成功地將人權概念從歐美經典文明等級的桎梏中解放出來,賦予其普世價值,這件事對人類的思想成長,意義尤其重大。

        文章轉自“哥大全球中心”,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發,供諸君思考。

        普世論陰影下的人權問題

        ——專訪哥大教授劉禾

        

      ▍張彭春是誰?

       

        

        張彭春(1892-1957)本人不是職業外交官,早年主要從事戲劇創作和文學研究。他本科在美國留學,隨后在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院獲得了碩士學位 (1914-1915) 和博士學位(1916-1924)。一談到張彭春,人們喜歡提起他在杜威教授指導下的學習經歷,不過,上個世紀二十至三十年代來哥大讀書的許多外國留學生都說杜威是他們的導師,說明杜威當時確實是眾望所歸的權威。

       

        張彭春在哥大的學習經歷與外交和國際政治毫無關聯。他在上個世紀初攻讀文學,回國后不但與徐志摩和胡適等人一起成立了新月社,還安排和陪同梅蘭芳和齊如山訪問美國,向西方同行介紹和翻譯中國京劇的精華。其實,他在哥大當學生的時候,就已經活躍于紐約的戲劇界,曾在百老匯舞臺上推出他自己創作的戲劇,比如《花木蘭》。在當時很難想象,成長于這樣的環境和學習氛圍中的張彭春,有朝一日會成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副主席,負責主持《世界人權宣言》的起草。

        

        一個人在時代的垂青下會有意想不到的機遇和命運。

       

        張彭春在哥倫比亞大學學成歸國后,曾任職于清華大學和南開大學。這位戲劇改良家教過的學生中有著名的劇作家——曹禺。直到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張彭春的活動一直集中在中國的戲劇改革、現代人文教育以及新文學的創作方面。

        張彭春的兄長,張伯苓(1876-1951)在天津創立了南開學校——就是現在的南開大學。張伯苓因重視體育教育而著名,而當中國獲得2008年奧運會的舉辦權時,媒體上不斷出現張伯苓的名字,這是因為,作為一件舉國之要事,現代體育理念的引進要歸功于張伯苓。張伯苓和張彭春的職業生涯都與大學教育息息相關,但當日本入侵中國并轟炸了南開大學時,北方的大批知識分子和大學教師被迫南下,向大后方轉移,張彭春也選擇了南下,從此告別了在大學任教的職業生涯。

        像張彭春這樣能講一口流利的英語,在英美留過學的教育家,很多人都投入了海外抗日救亡的募捐和宣傳運動之中。當時美國尚未參戰,張彭春被派赴國外,宣傳救亡圖存,四處奔波,籌集資金。他多才多藝、善于雄辯,對中英兩種語言與文化諳熟于心;為此,二戰期間民國政府任命他擔任駐中立國家土耳其的外交官。張彭春在伊斯坦布爾的大使館工作一段時間后,又被派往南美的智利赴任,出任中華民國駐智利大使。

        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之際,反法西斯同盟國開始籌備成立戰后的聯合國。張彭春從智利奔赴舊金山,作為中國駐聯合國的代表之一,參加聯合國的創立。這有一定的偶然性,因為一位高級外交官因故不能出席。隨后,張彭春逐步成為聯合國初期叱咤風云的人物,頻繁活躍于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也是世界衛生組織WHO的創始人之一。由于他的工作表現突出,張彭春在1946年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推選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的副主席,主席由美國前總統羅斯福的夫人埃莉諾·羅斯福擔任,兩人之間的合作十分緊密。

        我對張彭春的研究興趣,倒不是來自于他本人的傳奇經歷,主要還是為了重新思考與人權有關的重要議題。一旦我們開始重新思考二戰后“人權”是怎樣轉化為今天的普世概念這件事,那就很難繞開張彭春這個人。

        

        

      ▍為什么張彭春在人權史上鮮有耳聞?

       

        

        我也一直在想這個問題。曾經有一位同事說:“我講授人權已有多年,但不知為何,從未見過這個名字”。這個問題成為我研究的起點之一:主持起草如此重要的《世界人權宣言》的張彭春,怎么會從人們的記憶之中消失了?

       

        這可能歸因于以下幾個因素。首先,絕大多數人認為“人權”是一個西方概念,幾乎有一種條件反射,立刻會把這個概念追溯到歐洲的天賦人權和神學理論。這恐怕是張彭春不廣泛為人所知的主要原因。但人們沒有想過的是,二戰結束以后,經過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辯論,《世界人權宣言》的起草以及國際人權公約的頒布,“人權”這一概念已經在西方之外的多重文化和歷史的作用下發生了深刻的轉變。張彭春作為西方以外新興勢力的代表之一,在這個過程中發揮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問題是,如何才能繞過西方和非西方這個二元對立的思維定勢?如何不再通過后置的歷史譜系去尋求概念的所有權?

        人們常常想象自己對于某個概念或某個思想持有所有權:“這個思想是我(們)的,而你(們)只是從我(們)這里拿走了思想,受到它的影響”等等,這是常見的思維方式。可是,一個人或者一個社會怎么就能認定某個思想或某個概念能被據為己有?這其實很奇怪,假如你忽然有一天指出“其實你(們)對這個思想沒有所有權”,那他們就會恐慌起來。

        從文獻上看,張彭春對人權話語的貢獻并不是沒有人提及,有些人權學者,尤其是歷史學家,曾在著作中多多少少提到張彭春的貢獻,這些我在《普世論的陰影》一文的注釋中都已經提到。張彭春并沒有完全被忘記,但有關張彭春和人權理事會的研究,依然脫離不了“人權是西方概念”的這一根深蒂固的認知。尤其當一個概念是好東西的時候,人們更要堅持所有權的執念,絕不能讓別人搶走:“這是我的思想,而不是你的!”

        我曾做過大量的有關概念的跨語際運動的研究,很注重概念在運動期間所發生的語言及思想的碰撞,因此提出了概念所有權這個問題,并一直在努力從方法論的層面上克服概念所有權的固定思維模式,從“這個思想是你的,那個思想是我的”那種思維定勢和語言界限中跳出來。我在方法論上的探索,不只是為了讓人們了解張彭春的意義,也是為了讓更多人認識他參與的這段歷史——這里值得我們重視的不僅是《世界人權宣言》本身的起草,而且還有張彭春作為第三世界的代表在這個過程中所做出的獨特貢獻。

        

       

       

        

      ▍如何看待張彭春在聯合國任職時,強烈反對(西方)“經典的文明等級”這個被用來將國家和民族劃分為“文明”或“非文明”的標準,從而把那些被定義為“非文明”的國家或民族排除在國際組織與法律之外?

       

        

        我寫《普世論的陰影》一文的動機之一,就是要重新檢討國際法中的文明等級的標準,質問這個歐美的文明等級與人權的話語之間有沒有聯系?提出這樣的問題和人們以往認識人權的方式有著巨大的不同。我費了很多筆墨來論述什么是經典的文明等級,這種等級的標準是怎么來的?為什么到目前為止它依然在有些國際規章中陰魂不散。

        比如國際法中有“文明國家”的表述,殖民地的屬民不屬于“文明國家”,因此被國際法規定為“非自治的人群”,其前提是:殖民地的屬民有沒有能力管理自己?如果不能,歐洲人就要管理他們,統治他們。對這個前提缺少深刻批判,是張彭春被學者忽略的第二個因素。

       

        在闡釋人權的普世性時,我們必須同時關注普世論周邊的陰影,而經典的文明等級恰恰屬于這個陰影的范圍。它為正面的普世概念的實現設定了基準和邊界,劃定哪些人應該包括在內,而哪些人被排除在外。為了理清其中的歷史脈絡,我在文章里重點研究了聯合國大會1950年在紐約的成功湖畔舉行的一場驚心動魄的辯論。

        辯論的核心議題是,殖民地人民是否能享有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所規定的人權?殖民宗主國的成員——比利時、英國、法國和美國——在1950年提出了修正案,稱殖民地的屬民文明低下,尚不具備享受人權的資格,而與之針鋒相對的亞非拉成員國家則堅持說,人權有普世性,無論先進落后,殖民地的屬民也要享有人權。

       

        

      ▍許多學者通過觀察人們使用的詞匯來研究歷史。如何研究人權辯論中的所謂“陰影”的呢?

       

        

        大多數在人文、社會科學和科學領域的學者,他們在分析某個思想或觀點時都會將詞匯作為對象,并在詞匯和概念之間劃等號,尤其是思想史學家。我一直對這種做法持有強烈的懷疑,給它起名叫“語詞拜物教”。書面的文字看上去比起口語要穩定一些,因此會給人帶來一個錯覺,好像語詞的詞義是穩定的,且不證自明。由于詞匯可以被單獨處理,可以被來回重復,所以它很容易被挑出來,成為思想研究的對象,被當作概念的證據來使用。其實,無論你在論證某個概念的連續性還是它的斷裂性,你不過是在拿著詞匯或文字說話,將其視為概念的依據。除非你事先已經把詞匯與概念混淆起來,否則這個方法就根本不成立。

       

        我們是否可以追究一些更難捕捉到的因素,諸如詞與詞之間的空白、沉默、有意或無意的壓制等等?我們是否可以追問,那些大大小小的“陰影”在多大的程度上支配著我們所熟練操縱的詞匯和它們的詞義呢?比如說,那些圍繞在人權的普世論周邊的陰影。更具體地講,當人們在研究戰后人權的話語譜系的時候,為什么就看不見它與經典文明等級之間的沖突?

        我們回溯1950年那場聯合國大會的辯論,很明顯,殖民宗主國的成員對人權的理解,始終離不開文明等級的陰影籠罩,是這個陰影支配了他們的論述和修正案,而張彭春和亞非拉成員國的代表抵抗的也是文明等級的陰影,他們的武器恰恰就是人權的普世性。

        

       

       

        

      ▍張彭春支持1950年的一項提案,把民族“自決權”作為人權加入國際人權公約。那次聯合國大會辯論所展現出“陰影”是什么?

       

        

        長期以來,法學界的人權專家抱怨說,聯合國把“自決權”寫入《國際人權公約》是一大不幸。他們認為,人權指的是個人的政治和公民權利,個人是人權的載體,由此把個人權利引申到歐洲天賦人權的理論上。在他們看來,將“自決權”定義為人權是第三世界對歐洲人權概念的歪曲、誤解乃至錯誤。我對此不能同意。如果稍微研究一下1950年聯合國大會的那場辯論,你就會發現,堅持將民族“自決權”寫入人權公約中的成員國,實際上是被迫與文明等級的陰影作戰。他們一開始并沒有想到把“自決權”寫入人權公約,但他們在那場辯論中發現,沒有主權,就爭取不到人權。

       

        詳情是這樣的,聯合國大會在1950年10月進入國際人權公約的辯論議程,當時比利時、法國、英國和美國代表提出要增加一項特別條款,將非自治人民和殖民地屬民排除在人權適用的范圍之外,這一舉措讓聯合國的多數成員國感到驚訝無比。雖然1948年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僅僅是一份宣示道義的文件,并不具備法律約束力,但殖民宗主國對世界上風起云涌的脫殖運動感到十分恐懼。一旦《世界人權宣言》實行起來,它將給殖民地的屬民也賦予人權,從而導致普遍人權的訴求和針對殖民統治的斗爭。殖民宗主國因此提出了特別條款,聲稱被殖民的人民沒有達到高標準的文明水平,殖民地和被托管區域的人民不應自動被納入國際人權公約的范圍,要等這些地方的文明充分發達以后,他們才具備享有人權的資格。這是典型的文明等級的論述。

        我仔細查閱了聯合國檔案保存的會議記錄,當年那場有關殖民地屬民和非自治人民是否有資格享受人權的激烈辯論,實在是精彩。兩年之前(1948年),聯合國大會表決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似乎賦予了殖民地及非自治人民以人權,無論其處于何種文明發展階段,這似乎是沒有爭議的。但到了1950年,殖民宗主國試圖限定人權的范圍,拋出了文化相對論:“他們和我們之間有文化上的差別,我們先進,他們落后,因此理應被排除在人權適用的范圍之外。”

        如此這般,人權的普世主義就不能不與文化相對主義產生激烈的沖突。很有意思的是,這個沖突成為新興國家與殖民宗主國之間爭辯的焦點,鮮明地襯托出經典的文明等級論與新的人權普世論之間的碰撞。

        就在聯合國大會正在為“自決權”爭辯不休時,張彭春做了一個重要發言,他對歐美國家的文明等級論提出了一針見血的批判:“每當歐洲人拿出‘文明國家’為自己辯護時,他們實際上是在維護歐洲人的統治。”

        

       

       

        

      ▍張彭春人權理事會上如何翻譯并引入中國和儒家的思想?

       

        

        我在《普世論的陰影》一文強調的不是張彭春有沒有引入儒家思想,而是要了解人權概念的哲學基礎究竟發生了哪些變化,那么,作為人權理事會的副主席,張彭春發揮了哪些關鍵的作用?

       

        比如他嘗試對人權中“人”的含義進行修正。《世界人權宣言》有許多草案和討論,其中我對比研究了《日內瓦草案》、《卡辛草案》和其他幾份草案。例如,張彭春對《世界人權宣言》第一款進行的改動,使其增添了另一層哲學含義。我不是第一個指出張彭春嘗試將儒家思想引入《世界人權宣言》的人,但我想強調的是,張彭春引用儒家思想,是一個大膽而又充滿不確定性的嘗試。

        《世界人權宣言》第一款為:“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他們富有理性和良心,并應以兄弟關系的精神相對待。”請注意“理性”和“良心”這兩個詞,其實,最初的幾個版本只提到“理性”,而沒有“良心”一詞。張彭春在人權理事會的辯論中建議,在第一款中加入 “仁”字,理由是,人的基本特質除了理性之外,還有道德情操。

        聯合國檔案文獻顯示,張彭春試圖在哲學的意義上,改造英文詞 human beings 所指的概念。按照《說文解字》以來的詮釋,“仁”字本身的構造是從“人”和從“二”,右邊的“二”字不是字面上的數字“二”,而是復數的“人”,這也是張彭春試圖向《世界人權宣言》起草委員會所做的說明。理事會的成員接受了他的建議,不過,他們最終還是誤解了“仁”字的意思。英語和法語(當時聯合國的主要官方語言)都沒有恰當的詞匯可以翻譯這個字,因此《世界人權宣言》第一款的最后定稿采用的是conscience,從英文翻成漢語就變成了“良心”。關于這個文本種種細節,我在《普世論的陰影》一文中有具體的分析。

        我們很難由此得出結論說,張彭春把儒家思想引入了《世界人權宣言》。即使他有這種意圖,只能說他沒有完全成功,因為“仁”字并沒有被采納。或者說,只有中譯版是成功的,因為孟子對“仁”字的詮釋也使用了“良心”二字。英文和其他外文版中出現的conscience倒是更接近基督教神學,而遠離 “仁”字的哲學含義,所以沒有必要特意強調儒家思想對《世界人權宣言》的影響。在我看來,“仁”字所負載的思想不僅來自于傳統的儒家概念,更重要的是,它還包含著二十世紀中國學者對儒家思想的詮釋和改造。

        我在文章里還提到,從晚清譚嗣同的《仁學》,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蕭公權等政治理論家所論述的政治多元論,許多民國知識分子都參與了對這個哲學問題的探討。儒家思想是他們重要的思想資源,但不是唯一的思想資源,其他資源還包括佛學、馬列主義、政治自由主義、費邊社會主義等。政治多元論在當時有很多理論上的建樹,比如德國哲學家卡爾·施密特(Carl Schmitt)撰寫他的《政治的概念》一書,就是為了反駁英美國家的政治自由主義,尤其是那些主張政治多元論的費邊社思想家,施密特提到的著作之一,就有蕭公權的英文書《政治多元論》。

        我在閱讀聯合國檔案的過程中,有一件事看得很清楚,那就是,與其說聯合國外交官張彭春代表的是國民黨政府,不如說他代表的是民國知識分子。早在二戰結束之前,人權運動已成為中國政治實踐的一部分,這不是什么新聞。民國知識分子積極投身于反法西斯主義的人權運動這段歷史,目前已有很多學術研究可供大家參考。比如新月社的成員,他們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開始猛烈抨擊國民黨政府對人權的踐踏,胡適和羅隆基等學人以《新月》雜志為陣地,發表了大量的有關人權和民權的內容,其中羅隆基等人因此而被捕入獄。

        前面說過,張彭春是新月社的發起人之一,他雖未直接參與二三十年代那場聲勢浩大的人權運動,但后來作為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的核心起草人,甚至被公認為起草委員會里面的哲學頭腦(持這看法的不僅有羅斯福夫人,理事會中很多人都這么認為),這里面是不是有歷史邏輯可尋?我本人覺得,這個邏輯就是從二三十年代如火如荼的中國人權運動,實際上持續到了戰后聯合國對人權的重新詮釋,而張彭春身后站著的是整個反法西斯主義的民國知識界。

        

       

       

        

      ▍張彭春離開聯合國之后的境遇怎樣?

       

        

        1957年,張彭春因心臟病逝世,十分令人惋惜。他從聯合國退休后便長期居住于新澤西州。就他的職業生涯而言,最大的悲劇便是他在聯合國任職的時候,尤其是在其密切參與國際人權公約的制訂期間,恰逢國民黨與共產黨陷入了內戰。在國共內戰爆發的關鍵時刻,張彭春有何反應,我們知之甚少。本質上,他是一名思想開放的自由主義者,可能還比較左傾。至于他如何決定不去臺灣而留在美國,這方面的資料很難落實。張彭春在聯合國的部分演講和早期的個別作品被他的女兒收入一個集子出版了,其余的資料大都在聯合國檔案。有關張彭春的生平,還有一個線索來自于約翰·彼得斯·漢弗萊(John Peters Humphrey),此人是加拿大的著名法律專家。他曾擔任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秘書處的秘書長,與張彭春共事多年,也留下了詳細的日記。我查閱了他的日記,發現在國共內戰爆發后,張彭春的性情驟然大變,常常發脾氣,幾乎變成了另一個人。而在此之前,張彭春曾是一名出色的、精明的談判代表,總能從容地調解分歧,促進各方合作。從漢弗萊的日記中可以看出,國共內戰對張彭春的精神造成了嚴重挫傷,他從聯合國退休不久,便與世長辭。

       

        外交官張彭春在國際人權公約制訂過程中,始終扮演著一個與眾不同的角色。在通常情況下,任何國家派駐聯合國的代表都必須隨時向自己的政府電報,在決策上保持溝通。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上的蘇聯代表、英國代表、法國代表都嚴格遵守其政府的指令,而張彭春卻成了例外。他發送電報要求指示時,經常收不到政府的明確指示,顯然因為國民黨政府在內戰中自顧不暇。張彭春于是有了自由發揮的空間,這是事態給他的良好時機。而當他所就職的政府——將他派駐聯合國的國民黨政府——在內戰中失利,逃往臺灣的時候,張彭春不去臺灣,反而選擇了留在美國。我們可以想象,他那時的心情是多么復雜。

        以往提到哥倫比亞大學的杰出中國校友時,人們通常不會想到張彭春。如果你對人權的話題不感興趣,可能壓根不會知道他的名字。哥倫比亞大學更著名的校友可以裝滿一部民國學人史,比如顧維鈞,他有更長的外交生涯,青年時代參加巴黎和會后,長期活躍在國際視野之中。還有在五四運動扮演重要角色的胡適,創立了中國現代哲學學科的馮友蘭,其余還有蔣夢麟、陶行知、蔣廷黻、唐紹儀、馬寅初等等。但從長遠來看,由張彭春主持并制訂的《世界人權宣言》以及他參與起草的國際人權公約,對后世的影響可能更為廣闊,更為久遠;他在主持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時候,和第三世界成員國一起,成功地將人權概念從歐美經典文明等級的桎梏中解放出來,賦予其普世價值,這件事對人類的思想成長,意義尤其重大。

        張彭春的貢獻不可磨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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