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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之光:一場21世紀的“叫魂”危機

      殷之光 · 2020-07-12 · 來源:修遠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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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西方社會中運行的民主制度,很大程度上促生并依賴陰謀論而延續。這也許便是今天西方社會令人不安的“叫魂”故事。

        【導讀】從5G謠言到詆毀中國,從疫情失控到美版“文革”,2020年的西方世界正發生劇烈變化,以至于諸如弗蘭西斯·福山這樣的著名新自由主義學者,紛紛發出了“新自由主義已死”的慨嘆。那么,這一切都是怎么發生的?

        英國埃克塞特大學副教授殷之光審視了歐美國家因5G謠言而引發的類似“叫魂”危機,以及世界衛生組織對“信息大流行”(infodemic)問題的示警,由此剖析了新自由主義歷史生成和根本邏輯:二戰后美蘇對抗中,美國提出意識形態戰爭和“心理戰”,動用國家力量形成了一套國家生產、管理信息的體系,由此設置議題,經私人機構、宣傳喉舌等層層推進,最終以國家安全和利益為“安全閥”,在全社會“制造共識”。他指出,這套共識就是一個“二元論世界”,即把所有事物區分為真相/謊言、善良/邪惡、我們/敵人,將真理視作武器,從而實現對抗外敵、對外宣傳和對內控制選舉等意圖。于是,對這套邏輯執行最徹底的美國政治成了金錢和信息的結合體,總統最重要的權力就是控制信息流動。

        但互聯網時代的到來,打亂了以往的共識制造過程,其背后的制造者只能將社會問題全部壓在“安全閥”(反對共產主義、排外、反對“深層政府”)上。作者指出,這種“甩鍋”方式反過來又破壞了社會的科學觀念和常識認知,造成陰謀論大行其道,而社會的混亂和無序也由此而生,最終導向了新自由主義的“自我終結”之問。

        2020年6月10日,《文化縱橫》主創深度思想直播節目“縱橫說”第3場邀請了殷之光先生作為主講嘉賓。本文為直播內容整理稿,經作者修改和審定,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思考。

        

       

       

        

       

        

      Infodemic:21世紀的“叫魂”危機

       

        今天要講的,是一個關于謠言的故事。

        當我還是個低年級本科生時,讀到了孔飛力的《叫魂》。作為一個剛剛進入大學的學生,我被這本書深深震撼了一把。孔飛力從一個有關謠言的離奇案件開始,講述了一個清朝乾隆時期的故事。書的開頭是這么寫的:

        1768年,中國悲劇性近代的前夜。

        某種帶有預示性質的驚顫蔓延于中國社會:一個幽靈——一種名為“叫魂”的妖術——在華夏大地上盤桓。據稱,術士們通過作法于受害者的名字、毛發或衣物,便可使他發病,甚至死去……。這樣的歇斯底里,影響到了十二個大省份的社會生活,從農夫的茅舍到帝王的宮邸均受波及。

        這種“叫魂”的妖術在孔飛力筆下就像是一個時代的隱喻。它不但彰顯了乾隆盛世時中國潛在的不安,更“預示”了不久之后中國注定將要面臨的悲劇性命運。所有對中國歷史略知一二的讀者都會明白,在這之后25年發生的那場著名的有關于“叩頭”的爭端對近代中國乃至整個世界的歷史意味著什么。

        作為一名中國學生,孔飛力所講述的這段中國歷史,也能讓我們產生距離感——為什么會有這樣一個時代,這樣一群人,如此相信這些妖術、謠言?這種妖術又為什么能從上到下影響整個社會?

        然而今天重讀這段故事,它又似乎離我們很近。我們將“1768”替換為“2020”,“中國”替換為“西方”,“十二個大省份”替換為“歐美幾個大國家”,“帝王”替換為“總統”或者“首相”,最后把“叫魂”替換為“5G”。隨后再讀這段文字,便會萌生出一種別樣的味道。替換過文字后的這段話,可以用來作為我們今天討論的開頭。

        在今年的4月份,一系列英語媒體就開始報道在歐美國家,5G謠言對個人與財產造成的具體的傷害。一個廣為流傳的視頻就是一名英國女子,在新冠封城期間,在街上謾罵一名電信公司排光纖的工程師,例如排光纖的工人,在街上被相信陰謀論的人攻擊,產生了財產、人身傷害。有個流傳很廣的故事,是一個英國的5G工程師在街上被人吐口水,隨后出現了新冠癥狀。

        這些謠言不僅在英國、歐洲傳播,在美國同樣也有非常大的影響。民間請愿網站change.org上,各國各地區都有要求封停5G的情愿貼;還有國內有報道的,很多人在封城期間去燒5G信號塔。

        那么謠言是從如何開始的呢?

        

        ▍5G謠言的來龍去脈

        根據《連線》雜志的報道,這些謠言最早起源于一份比利時的荷蘭語報紙《最近新聞報》(Het Laatste Nieuws)2020年1月22號(武漢封城前一天)的一篇簡短的報道。這篇題為《5G危害生命但卻無人知曉》(5G is levensgevaarlijk en niemand die het weet)報道援引社區醫生Kris Van Kerckhoven的話,說5G危害生命,但沒人告訴公眾這個秘密,并暗示5G的出現與新冠疫情流行有關。

        幾個小時之后,報紙主編以“內容有待查證”為由,把報道撤了。但互聯網不會遺忘,謠言已經開始在歐美世界不斷流傳了。

        首先,荷蘭語區的網友將報道截圖,上傳了臉書。幾天之后,信息擴展到了英語社交網絡,有幾十個轉載,期間也有不少名人轉發支持。3月,美國歌手Keri Hilson 發了一則簡短的推特。內容是:2019年11月1日,5G正式在中國開始推廣,隨后人們開始死亡。短短幾個字,把兩個毫無關系的內容聯系起來,引發聯想。這條消息很快刪除了,但一個擁有420萬推特粉絲的娛樂明星的公眾影響力不可小覷。

        同時,諸如拳擊手Amir Khan,好萊塢演員Woody Harrelson等明星也發布了類似有關5G的謠言。其中,英國前足球運動員、非常活躍的陰謀論者David Icke將這場謠言推到了一個新的高潮。作為新世紀(New Age conspiracism)陰謀論的堅定信仰者,David Icke除了運營一個個人網站之外,在油管上有72萬訂閱,在推特上也擁有33萬多粉絲。今年4月,他在個人網站、推特、臉書和油管上都發布了同一則視頻,題為《新冠與5G,什么聯系?》(COVID-19 and 5G, What’s the Connection?)。這個引發聯想的話題在油管上被刪除之前已經產生了40多萬觀看量。

        當然,如果只有娛樂明星或陰謀論者的支持,謠言總顯得不那么“有說服力”。因此,5G謠言的傳播必須依賴有“專家”頭銜的支持。《最近新聞報》上那則報道便是這類例子。

        另外一則廣為傳播被當做5G危害健康的“科學”證據的視頻來自一個美國加利福尼亞的社區醫生Thomas Cowan。視頻記錄的是一場由反疫苗運動者組織的公開演講,演講中,他便直接表示,新冠是5G毒害的結果。他的演講視頻,被放在油管上,得到了英國臭名昭著的英國反疫苗醫生Andrew Wakefiled 的支持。當然,所有這些“專家”的研究都經不起科學共同體的推敲。

        此外,謠言的擁躉還少不了一些具有影響力的政客。這其中就包括了著名的反疫苗運動人士,羅伯特·肯尼迪(美國總統肯尼迪的孫子,大法官肯尼迪的兒子)。他很早就參與到了反5G運動中,并不止一次在不同場合宣稱,新冠封城,是為了讓大公司,悄悄地鋪設5G基礎設施,加速其推廣。今年3月,他也轉發了Cowan演講的視頻,將新冠的流行歸因為5G的建設。他的帖子獲得了大量有效互動,有8000多評論,55萬瀏覽量。

        當然,上述謠言還僅僅局限在“5G對人的自由造成了傷害”的范圍內。當然,謠言并未止步于此。

        關于5G的謠言也進入到了傳統媒體。據信,最早的信息源于今日俄羅斯(Russian Today)。RT的記者Michele Greenstein在自己主持的欄目與接受同臺其他人的采訪中,都曾反復強調5G的健康風險,新冠爆發之后,她在節目上暗示,5G和新冠流行,都跟比爾蓋茨基金會有關系,且5G對人的生命、健康有影響。她也曾明確表示:5G對人造成的影響,與流感癥狀類似。

        同時,一些英語右翼媒體上,很快也出現了“新冠是人造武器”的說法。提及人造武器,5G謠言就不再是個人問題了,它背后要有一個國家力量,或者至少是很龐大的組織。比爾·蓋茨基金會,就符合這個強大組織的形象。它暗中控制人們的生活。

        除此之外,謠言論還在英語主流媒體中以某種形式存在。例如,《紐約時報》就曾經采用了類似謠言論“微言大義”式的筆調,將5G謠言視為俄國滲透美國的心理戰洗腦武器。《紐約時報》聲稱,反5G是俄羅斯的陰謀,目的是拖慢美國的電信發展速度,以便讓落后的俄羅斯迎頭趕上。這樣一來,整個5G事件就被美國主流媒體上升到了國家層面。5G謠言是俄羅斯的“戰忽”,那么作為西方國家的普通民眾,只有支持5G,才是站在美國國家利益的一邊。

        社交媒體上關于5G和新冠的謠言,總結出來大概有5種類型:

        (1) 反對外國政府、反建制謠言。這種謠言主要認為,新冠是政府、外國政府、或者大的組織(比如比爾·蓋茨基金會)制造的;

        (2) 生物武器謠言。即認為新冠是一種人為制造或實驗室泄露出的生物武器;

        (3) 社會控制謠言。這種類型的謠言在反疫苗等多信奉新世紀陰謀論思想的群體中有極大影響力。這類謠言相信,新冠是一種社會控制手段,就像是5G、疫苗等,均是如“光明會”、“共濟會”等有極大影響力的幕后神秘團體對個人施加控制的手段;

        (4) 社會混亂謠言。在歐美極右翼無政府主義者與極右翼白人之上主義者中,這種謠言較有市場。這類謠言主要相信,新冠是敵人用來在(白人)社會中制造動亂的手段。其中最重要的途徑就是通過封城來打到摧毀社會經濟的目的,因此,必須要反對封城;

        (5) 邪教謠言。在美國具有極大影響的各類新福音教會中,這種謠言極為盛行。它認為,5G、新冠,都是由神創造出來用以制造社會動亂的神跡。在經過這些動亂的洗禮之后,社會將會浴火重生。支持這類謠言的新福音教會同時也絕大多數在政治上支持特朗普。

        我們可以看到,5類互相關聯的謠言中,最后兩種特別具有政治意味。實際上,如果我們注意特朗普在幾次疫情記者招待會上拋出的一些很令人瞠目的觀點,諸如 “武漢病毒”、“注射消毒液預防新冠”等,這些奇怪的言論其實都最早源于各類福音教會,以及被稱為QAnon運動的互聯網陰謀論邪教。實際上,即便是在疫情發生之前,特朗普與新福音派及QAnon運動支持者之間就有非常緊密的聯系與互動。這批力量在美國的蔓延,多少也與特朗普當選存在一定聯系。

        事實上,早在今年2月,世衛組織就已經注意到圍繞新冠產生了大量謠言的現象。對此,他們在2月2日的《新型冠狀病毒情況報告—第13期》報告中便提出了“info-demic”這個概念,以表示危機之下,信息過載,產生的“信息大流行”危害。報告強調,這種信息大流行使得公眾在尋找可信賴且能夠指導行為的信息時感到非常困難。由此而造成的社會危害與病毒傳播幾乎不相上下,兩者都是公共衛生危機的有機組成部分。例如,這些年反疫苗運動的大流行,在美國包括紐約在內的不少地區造成了麻疹病毒的重新抬頭。

        歷史上,對許多疫病的大流行的記憶,其實是有延遲的——因為傳播手段有限、大量死亡等社會局限,在流行文化中并沒有明確的記憶和回應。從黑死病、到19世紀的霍亂,再到西班牙大流感,文化上的記憶都比較模糊。但這次新冠流行卻有不同。由新冠流行而帶來的信息大流行滲透進了每個人的生活。更滲透進了政府的決策流程中。接下來我們就希望嘗試理解,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狀況?

       

        Infodemic的概念與危害

        世衛組織對infodemic的危害有清晰的認知。世衛組織下設“健康危機項目傳染危害管理項目”。該部門專事應對公共衛生事件中謠言可能造成的危害。據該項目主任Sylvie Briand認為:

        “每次傳染病大爆發都會伴隨著某種信息海嘯……但是,這一次(新冠全球大傳染)的不同在于社交媒體將這種現象放大了……在傳染病大爆發時,最要緊的事情之一是確保人們會做正確的事情,控制疾病傳播,減少其對社會的影響。

        實際上,每當人類面臨公共健康危機的時候,在社會中流傳的相關謠言,都會使得社會對抗公共危機的效率大大降低。對此,世衛組織的應對機制是,與三種不同類型的組織建立聯系,自上而下地通過傳遞官方信息,改善信息傳播途徑,以及過濾謠言的模式,應對謠言的影響。這些組織包括:

        (1)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紅十字會、紅新月組織等國際組織。這類國際性組織不但在普及教育與傳染病防治方面,具有很強的專業能力,同時,更重要的是能夠利用他們原有的網絡,在全球欠發達地區,及時傳播關于疫病的研究成果和防治方法;

        (2) 各國政府。其目的是利用國家力量,強化可靠信息,并探索用法律手段處理虛假信息的方法;

        (3) 私人公司。通過與谷·歌、臉書、Pinterest、抖音、微信等社交網絡平臺公司聯系,建議他們在自己的平臺上,傳播真實、可靠、有效的信息。并通過技術手段,對信息進行合理篩選與過濾。

        目前我們看到,第一個溝通渠道相對比較有效。這一方面由于世界衛生組織與這類國際組織之間已有成熟的合作機制,相互能夠有效配合;另一方面,這類國際組織能夠發揮最大作用的地區恰恰也是國家能力較弱的亞非拉地區。世衛組織在這些地方有豐富的傳染病防治經驗,具有一定深入基層社區的能力,同時這些地區地方政府與社區居民的配合度也很好。這也從一個側面解釋了,為什么那些原本我們比較擔心的欠發達地區,在這次疫情第一波全球傳播的高峰期間,防治表現要好過歐美。

        國家政府與國際組織合作的態度,居民對防疫工作配合的程度,以及國家與地方與基層單位之間聯動的緊密程度,都會對第二個渠道的溝通效果造成千差萬別的影響。有趣的是,我們發現,此次疫情中,與世界衛生組織合作程度低的國家,也是各種謠言與陰謀論傳播影響最大的國家。

        最后,世衛組織與私人公司的合作除了存在上述與主權國家政府合作類似的困難之外,也受到公司文化的影響。作為一個沒有實際法律制約能力的國際組織,世衛組織僅僅能在諸多問題上提出建議,而具體執行仍舊依賴各國政府以及私人公司技術能力,以及企業社會責任感。雖然諸如谷·歌、油管等平臺都對新冠相關的信息做了視覺標簽處理。例如,谷·歌搜索新冠相關信息,所有來自當地中央政府及世界衛生組織的消息均會被自動推到頁面頂端,并附有一個標紅的“COVID-19”警告標簽,下含多個政府及世衛頁面有關新冠防治、疫情進展等關鍵消息。相比之下,同屬谷·歌公司的視頻網站油管的視覺標簽處理就顯得曖昧不清。所有與新冠相關的視頻下方都會有一個標有“COVID-19”的超鏈接,需要觀眾自行點擊到各類官方網站上獲取進一步信息。然而,對油管的觀眾來說,從視覺上來看,這種標記法無法立刻區分世衛官方信息與許多與新冠相關的陰謀論視頻之間的差別。實際上,有關新冠的大量陰謀論信息,恰恰是在油管、臉書、推特等內容與社交平臺上廣為傳播的。

        此外,這種自上而下對信息的“管理”工作,并不能真正有效對應陰謀論的傳播。雖然,從表面上來看,這種手段過濾了信息,并努力強化“正面”與“官方”消息。但是,從接受者層面來看,這種挪用線下社會層級管理思維對線上活動進行管理的方式,仍舊遵循了“自由市場”的基本原則,即信任個體會在一種假定的具有普遍性的“理性”基礎上,做出對自身最有利的選擇。而實際上,針對新冠公衛危機進行的“信息傳播”本質上是一種教育/啟蒙工作,其內涵除了提供客觀的“正確信息”之外,更重要的是一個深入基層的社會組織與社會動員工作。其目的,是調動更多的群眾認識并認同何謂“正確”的價值觀塑造。

        但是,從目前的工作來看,管理者僅僅通過生產信息,嘗試規范信息來源的方式,并未從根本上實現教育/啟蒙工作中價值觀塑造的政治功能。因此,本應當扮演教育與管理功能的國際組織與政府,在放棄了具有參與以及社會組織功能的教育責任后,成為了單純的信息生產者,需要與包括陰謀論者在內的其他所有信息生產者一起,在平臺上進行自由競爭,依賴受眾(消費者)的個人“理性”選擇來對信息進行取舍。

        同時,我們知道,絕大多數互聯網讀者具有強大的趨同性。在閱讀選擇與社區互動方面,會傾向于尋找并接近與自己認識與見解類似的信息與群體。各類基于用戶互聯網行為分析的推薦算法其基本邏輯也是如此。這樣,在留住了用戶的同時,也在強化用戶的偏見行為,形成了虛擬世界中的“科層化”現象。因此,依照現有互聯網信息流動機制,特別是后臺推薦算法的邏輯,無法保證官方生產的“正面信息”能夠突破互聯網上用戶趨同傾向創造的屏障。

        如果說,在正常時期,傳統意義上“理性”的信息與陰謀論之間可以在自由市場邏輯下,進行漫長的博弈競爭,并期待最終會達成“優勝劣汰”的話,那么在一個迅速發展的全球性公共衛生危機面前,這種自由放任主義的態度便會對全社會,乃至整個人類的存亡造成根本打擊。從這個意義上來看,陰謀論恰恰是自由市場的必然產物。這也就徹底打破了“理性人”與“市場理性”這兩個自由主義的神話。

        

        “后真相(Post-Truth)”:真相的二元結構

        這種市場表現與“理性人”/“市場理性”假設之間的巨大差異也促使了2016年之后,英美政治學領域對“后真相”的討論。促使這場討論的事件,是2016年兩場被認為是“黑天鵝”事件的選舉結果:美國的總統大選,和英國的退歐公投。

        引發討論的核心疑惑是這樣的:為什么這個時代的人已經不再關心理性討論和真相,而更關心所謂的感情和情緒的發泄呢?是不是這個時代的人變壞了?還是我們的世界已經進入到所謂的“后真相”的世界了?

        實際上,這場討論的出發點,仍舊基于自由市場與理性人假設,同時,相信優越的民主制度本身具有強大的糾錯能力。這種定見也就使得2016年以來對“后真相”的討論一方面像是徒勞地在為上述定見打補丁,另一方面,這種先入為主的對政治優越性的信任,形成了強烈的民主世界例外論式的思維定勢,甚至侵蝕了本應客觀的科學思維,造成了以英美為主的西方世界在這次抗疫過程中,不斷出現“重新發明輪子”的事例。例如,在疫情于歐美爆發之初,關于戴口罩是否能有效防止病毒傳染的爭論就不絕于耳。在公共媒體上出現的傳染病專家以及醫生們,似乎全然忽略了來自中國科學家們的研究成果,不斷重復政府的官方口徑,強調“沒有科學證據表明戴口罩能夠有效防止新冠病毒傳染”,甚至還有專家表示,戴口罩能夠為人提供一種“虛假的安全感”,因此反而會加速病毒的傳播。而到了5月底6月初,隨著各國口罩儲備量上升,重開社會恢復經濟的需求強烈,政府改口認為口罩有用之后,又有專家在媒體上為政府態度背書。這種做法,實際上與之前我們看到的陰謀論對“專家意見”的選擇性使用異曲同工。

        可以看到,正是這種政治制度優越感對科學的侵蝕,使得本應具有普遍性、客觀性的知識,及其背后的“理性”基礎在社會公共討論中顯得越來越不重要。而當2016年英美學術精英們發現民眾似乎不再關心“真相”,并宣稱社會進入“后真相”時代時,這種政治意識形態需求對公共性的侵蝕實際上已經持續了相當長的時間,并對英美社會造成了嚴重的影響。

        “后真相”這個概念,在牛津英語字典里有明確解釋,就是指在公共政治討論和民意表達的過程當中,客觀事實和理性已經不再重要;取而代之的是情感與個人信念等主觀性的態度。“后真相”最早是1992年,由Steve Tesich——一個從塞爾維亞移民到美國的劇作家,在一篇題為《謊言政府》(A Government of Lies)中提出的一個概念。

        其基本問題就是:為什么在這樣的時代,自由世界里的自由的人們,會自由地選擇生活在“后真相”的世界里呢?

        這個問題里其實包含了英語政治傳播的一個核心世界觀——二元論。真相的對面永遠是謊言,真相代表著道德,而相應地,謊言代表虛偽。與這種二元的道德關相配合的是二元的世界秩序觀。在二元論的基礎上,一整套的世界觀得以確立。在這里,自由對抗壓迫。謊言是壓迫者的語言,擁抱真實的人則是自由的。與這樣的道義判斷相關的,則是政治判斷——與自由、真實相關的政治實體,就是以美國為首的“自由世界”(free world);與壓迫、謊言相關的,則是蘇聯領導的共產主義集團。

        這篇1992年的文章,仍舊流露著冷戰話語的強烈影響:世界上只有兩個對立陣營,整個世界被非黑即白地一分為二。西方對抗東方,民主對抗專制,美國對抗蘇聯。美國代表正義,蘇聯代表邪惡;美國代表人民,蘇聯代表敵人。敵人是一定會說謊的,一定是腐敗的,一定是訴諸情感的,敵人的宣傳手段一定是滲透式的。他們一定會不斷重復其謊言,造成謊言就是事實的假象。他們還會嘲弄諸如美德與正義那些我們認為最值得信賴的那些道德觀念。

        與之相對的正義一方,則代表的是真實,是依賴邏輯與理性的力量。這種正義的力量,就像光芒一樣向全世界播撒,其傳播的信息都是原創性的,都是知識。

        這種二元論的“美感”,就在于世界能夠被極度簡化,一切都分為正邪兩派,其道德對應的現實世界政治載體也非常明顯。這套理解世界的模式,也是冷戰時期最核心的世界觀模式,它信奉一個簡單的準則:真理,就是自由世界的聲音。

        1950年4月20日,杜魯門在華盛頓美國新聞報紙編輯者協會上,講了這樣一段話:

        “我們必須讓全世界知道我們究竟是誰——不是像共產主義宣傳描繪的那樣的我們。我們必須集中所有自由人民的力量,投入到一個持續不斷地、高強度的項目中去。以此推動自由的事業,對抗奴役的宣傳。在這場偉大的真相運動中,我們必須讓全世界聽到我們的聲音。”

        這也開啟了之后美國所謂“真相運動”的全球意識形態推廣工作。

        在這里,一個二元論世界觀已經非常明確。事實上,就在這個講話之前幾周,1950年的4月7日,美國發布了著名的《國家安全委員會68號》(NSC-68)秘密文件。這個文件今天做冷戰史的,都很明確地把它作為美國冷戰整體政策的開端。文件涉及的內容除了我們經常關注的軍備、國防等國家硬實力戰略之外,另一個核心,就是意識形態問題。它強調:美國與蘇聯的這場斗爭,不僅僅是一場實力的斗爭,更重要的是一場整體性的意識形態斗爭。

        

         “真理是我們的武器”:心理戰與媒體

        實際上,在NSC68號文件之前,還有另一個重要文件——NSC59。該文件于1950年3月成型,其中就非常明確地提到了“心理戰”的重要地位

        文件強調,心理戰要由國務卿負責,其任務就是回應主要來自“共產主義世界”的意識形態挑戰。接下來,包括之前提到的“真相運動”在內的一系列舉措,都被稱作“意識形態領域的馬歇爾計劃”。這其中很重要的一個項目,是1950年開始的的“特洛伊計劃”。該計劃的核心任務是尋找對抗蘇聯干擾VOA廣播信號,將美國宣傳送入共產主義陣營內部的方法。計劃由美國政府外包給麻省理工的國際研究中心、哈佛大學,和蘭德公司,三家合作。從這三家研究機構中,調出最精英的人才、學者,組成臨時小組,不再做日常教學、研究,而是專門針對反蘇聯信號干擾與信息審查工作進行技術攻關。參與該項目的人員除了人類學家、社會心理學家、俄國歷史學家之外,還有物理學與電子工程等方面的科技專家。項目最后成果報告多達4卷,其中有3卷半為具體對策報告。研究提出,應當從技術和政策兩個方面應對蘇聯干擾。強調除了加強信息技術研究,通過技術手段繞過蘇聯對西方廣播進行的信號干擾之外,還提出通過制造大量信息使蘇聯信息審查系統過載的方法。這些即便是在今天國與國之間的心理戰、信息戰中也是經常見到的手段。

        這場信息戰爭跟其他戰爭最大的共同點在于:有一個非常有力的中央組織,集中調配各個領域力量,非常高效地將人暫時集結在一起,針對特定問題做出回應。在和平時期,用戰時模式,進行國家之間的宣傳戰爭。

        特洛伊項目最后的報告中還強調,這一場電磁戰、信息戰、政治戰,其最核心的任務是維護國家利益、國家安全。參與該項目的成員之一,后來稱為洛克菲勒基金會的醫學學科主任,Robert Morison建議:要對受蘇聯、和受其影響的區域進行滲透,硬碰硬不是好方法。要把精力放在蘇聯還未顧及到的發展中地區、國家,讓他們真正感受到美國自由民主的召喚。方法便是招募一批年輕人,去那些地區生活2-4年,為那些地區的農村和被中央政府遺忘的、在邊緣的人口,帶去改良后的公共衛生技術和農業技術。在日常生活、事務中,用個體行動傳播強調個人尊嚴、公平與自主的“美國精神”。這也就是后來肯尼迪政府時期成形的美國和平隊(peace corps)。

        “特洛伊計劃”提議,針對蘇聯的意識形態戰爭應有持續性,且不能通過政府資金。因此,諸如福特基金會等私人基金便扮演了重要角色。例如,福特基金會通過無息貸款和項目基金等方式,連續自助了包括麻省理工國際研究中心、哈佛大學以及蘭德公司的多項相關研究。涉及領域包括心理戰、信息政策、民意調查、媒體文化研究、傳播與信息技術等。

        參與“特洛伊計劃”的人中間也產生了不少后來對美國政治、學術及社會發展起到重要作用的人物。例如約翰遜政府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羅斯托(Walt W. Rostow),他提出了在越戰中針對越共控制的某些核心農業產地,進行精準地毯式轟炸,以消滅越共整體能力,獲取越戰勝利。此外,還有McGeorge Bundy,他是70年代福特基金會主席,也是肯尼迪和約翰遜兩屆政府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特洛伊計劃”培養了一大批信息控制和傳播領域的核心人物,他們在學術圈和政界進行流轉,使得政府對于信息流動掌控的能力大大增強。

        當然,這群人也不是突然冒出來的。他們大多數是美國二戰時期的情報官員,承擔著宣傳美國形象、對抗納粹的任務。早在1943,戰時美國便提出“美國國家形象投影”計劃。計劃目的之一是“管理所有遠程傳播媒體的生產”。管理者也是信息唯一有效的來源——美國政府。

        政府的信息管理機構不僅有管理功能,還有生產功能。它界定一系列的核心議題,比如:什么是美國精神,什么是美國需要表達給世界的形象。信息生產者可以自由地選擇表達方式,但表達的內容是一定的。在他們的界定里,硬實力和道德,是美國形象的兩個核心。

        參與美國國家形象投影工程人員,則主要來自兩個領域:廣告和公關。他們創造出了一個信息流動的閉環,定義了公共信息傳播的四個相關領域:公共外交——對外交往講什么故事;信息技術——包括電子技術、干擾對抗等等;情報,就是黑宣傳——煽動敵人,做“戰忽”;主流媒體的新聞傳播。這四個領域相互之間密切聯系,可以很有效地發揮功能。從好萊塢到一般廣播,都在為美國形象的塑造服務。

        50年代美國公共事務助理國務卿,Edward Barrett 寫了一本書,書名叫 《真理是我們的武器(Truth Is Our Weapon)》。他認為這個武器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說服他人。美國建立的這個信息體系,在戰時(1943)由戰時情報局主導,可以很好運作,因為它有一個明確的目標。可到了1953年之后,四個部分的信息宣傳的職能被拆分了。公共外交給了國務院,情報煽動由CIA負責,新聞傳播交給了美國新聞處,現在改成了美國新聞署。

        今天我們來看這種宣傳策略背后的邏輯,其實是一種機械的泰勒主義式的態度。這種態度相信,傳播、信息、意識,是可控的,每個人對世界的認知,對特定事務與觀點的認識,都是可以被機械地制造的。

       

        制造共識:假信息與泰勒主義的媒體觀

        前兩年的G20峰會上,教皇送給特朗普一本書,即喬姆斯基的《制造共識》。有記者在會上還抓拍到了特朗普讀《制造共識》時的照片。

        書中詳細分析了英美世界的媒體運作模式:它本身是一個多部門組成的復雜體系,本質上是一種宣傳運動。其基本邏輯是二分法。信息通過大眾媒體,廣告商,信息壟斷渠道,新聞評論,四個層次層層過濾,保障最后進入公眾視野并尋求“認可”信息是符合信息生產者意愿的。

        如果經過層層過濾的信息還未能贏得民眾的共識,那么最后的安全閥便是反共。這一問題毋庸置疑,因為它被直接關系到國家安全與自由生活方式。這種做法一直延續到現在。就在前些日子,喬治·W·布什的侄子喬治·P·布什公開表示,將會投票支持特朗普,因為他是“唯一一個站在美國和社會主義中間的人”。那種冷戰式的社會主義與美國自由社會之間的對立,在這里又出現了,社會主義就是美國的邪惡對立面。除了喬姆斯基所說的反·共之外,西方社會其實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安全閥——排外,即種族主義。

        實際上,按照喬姆斯基的分析,媒體作為一個龐大的系統其任務便是制造話題,再通過各種機制層層過濾,把話題制造變為共識并最終形成民意。民意是參與式民主的合法性教條里,最核心的神話。故事反過來講是這樣的:為什么參與民主能夠實現?因為有一個公共空間。“自由”媒體的存在是溝通執政者與全體公民之間的重要橋梁。公共空間的存在,為每一個理性的個體提供了參政的機會。有了這種公共空間的有效保障,民意才能通過“協商”這種模式正式形成共識。共識又可以對政府決策機制所參考,形成良性循環。而實際上,這種公共討論,絕大多數時候,是喬姆斯基講的這樣,由特定社會既得利益部門以及有能力去掌握媒體渠道的人左右話題并制造共識的過程。實際上,越來越多的研究也表明,公眾意見對民主國家立法結果的影響微乎其微。相反,為少數既得利益群體代言的游說團體以及利益團體則具有幾乎能夠左右立法結果的能力。

        

        選舉機器:政治傳播與公共性的死亡

        “制造共識”背后揭示的邏輯實際上與泰勒主義密不可分。這個最初產生于美國工廠資本主義生產經驗中的管理理念強調,要通過科學、理性化的手段,對資源進行管理,其目的是強調效率,減少浪費。這一理念在20世紀20年代起便對歐美乃至之后的日本商業、工業、乃至知識界都產生了極大影響。

        在英國,泰勒主義的影響也同樣進入到了國家計劃層面。在一份1926年的報告中,新成立的“帝國市場委員會”(Empire Marketing Board)秘書長史蒂夫·塔倫慈(Stephen Tallents)就英國的經濟發展問題提出了一個很有趣的觀點。他認為“即便是很小的資產,也沒有任何一個人能夠不靠任何計劃對其進行成功管理”。而當前英國經濟的最大問題,在塔倫慈看來,就是“缺少具有效力的、旨在促進帝國經濟資源有組織發展的計劃”。

        塔倫慈認為,應當以“理性化”的思路,有效合并與管理各部門的資源;同時,還需要戰略性地運用現代媒體手段,創造、保護并開拓市場。這一思路實際上也回應了當時英國商業界對提高經濟活動效率、減少無效信息轟炸并緩解經濟蕭條的訴求。

        他強調,非但現今英國人的生活與遙遠世界相互聯系,整個世界的和平與穩定也需要英國對外清晰地表達自己的意圖,解釋自身在全世界的行動。因此,他提出,英國迫切地需要成立一個“國家投影學派”(School of National Projection),對內對外敘述并解釋自身行動的價值與意義。

        我們一直說,美國是軍工和政治的結合體。而這個政治,本質上又是金錢和信息的結合體。在這個結合體中,總統最重要的一個權力,就是控制信息流動。這是很多任總統明確表示過的。而這個政治邏輯中,美國到底是誰,必須要由它的敵人來決定。因為保證這個政治機制良好運轉的基礎,就是對敵人的恐慌。美國的政治核心永遠在尋找一個對手,以支持其宣揚的二元世界觀。美國價值觀代表人類自由,這是基本的道德準則,美國所對抗的,就是邪惡的敵人。

        然而問題在于,冷戰時期,敵人非常明確,所以這個機制運轉良好。可那冷戰之后呢,蘇聯沒有了。所以90年代,特別是以“文明沖突論”為主的一批學者,其主要任務就是在尋找美國的敵人。伊斯蘭主義?俄羅斯?還是今天的中國?

        明確的敵人沒有了,加上互聯網興起,正在消解這個漏斗狀的過濾機制。例如著名的“劍橋分析”,直接通過社交媒體大數據,對選舉結果進行預測和干預。它令美國傳統政治學者非常恐慌,因為它讓社交媒體取代了傳統的壟斷信息渠道。同時,新聞評論的力量也消失了,人們獲取信息的方式變得多元。

        最后,放到今天,喬姆斯基所描述的信息過濾機制應當變為:社交媒體、自媒體,廣告公司或數據公司。最后的安全閥則除了反·共、排外,還出現了一個新的敵人,“深層政府(deep state)”。所謂“深層政府”即回到了我們討論最初時的陰謀論。這種陰謀論強調,存在一些諸如骷髏會、共濟會、光明會等極少數精英集團的秘密團體,他們真正控制著這個世界的運轉。這類陰謀論在歐美具有右翼傾向的群體中,會演化為種族主義,強調這些秘密團體背后的真正主人是猶太人。而在具有左翼傾向的群體中,則成為無政府主義的溫床。

        在這個結構下,選舉、政治就變成了一場“真人秀”,真實成了真人秀的真實。政治選舉,就要看哪一方更能控制信息的流動。但由國家控制的二元論,必須要有一個敵人才能有效運轉。因此到最后,只有一個話題可以在公共空間產生影響力,就是這個系統里的安全閥——反·共、排外,反“深層政府”。

        從這個意義上來看,今天西方社會中運行的民主制度,很大程度上促生并依賴陰謀論而延續。這也許便是今天西方社會令人不安的“叫魂”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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