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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八〇年代基層社運至今的左翼求索——林正慧訪談

      林麗云 · 2020-07-18 · 來源:激流網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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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篇訪談生動地展示了林正慧和她的同志們一起探索左翼事業的歷程,同時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八〇年代臺灣左翼運動的分野。

        主訪丨林麗云

        整理丨陳瑩恩

        時間丨2015年12月7日

        地點丨新店花園新城林正慧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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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著名左翼活動人士、《批判與再造》編委林正慧

        激流按

        “如果說改造世界是我們共同的目標,那么如何正確理解我們身處的社會、我們要做什么、該怎么做等等都是重要課題。”臺灣著名左翼活動人士、《批判與再造》編委林正慧從大學期間參加社團到畢業后加入社運工作室都一直在探索這個“課題”。在參與一系列群眾工作的過程中與底層人民的近身接觸,使她對資本主義的壓迫結構有了更深刻的體會和更堅定的反抗決心。林正慧認為,不同時代的年輕人有不同的政治關懷和社會參與的方式,需要不斷去認識和學習。這篇訪談生動地展示了林正慧和她的同志們一起探索左翼事業的歷程,同時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八〇年代臺灣左翼運動的分野。本文原載于《人間思想》雜志,感謝《人間思想》雜志授權激流網刊發。轉載略有刪節。

        一、成長背景與社會意識的啟蒙

        林麗云:先講一下訪談的脈絡,今天訪談的主軸是這樣子:我們研究室的七〇至八〇年代戰后左翼口述訪談,目前的焦點是厘清八〇年代社會運動的左翼路線與陳映真的系統的關系,陳映真的系統主要指老同學、《人間》到之后現在的整個統左系統,其實就是與《夏潮》系統在思想、實踐、資金等面向的關系。我們的工作方法,是將個人的生命史與戰后左翼史互相參照。訪談你的原因是因為在八〇年代的農運,陳秀賢與蔡建仁都和《夏潮》系統有聯系關系,小蔡(蔡建仁)的脈絡我們大概了解,陳秀賢的部分我們就較為陌生。因為陳秀賢與小蔡在解嚴后農運的左的路線上,扮演重要的組織角色。因此我們首先想要理解的,是他們兩位如何與各地的農民權益促進會(農權會)和學運組織民主學生聯盟(民學聯)產生聯系,以及高雄社會運動工作室(社運工作室)成立的脈絡與組織工作,再來是認識參與其中的學運學生與社運分子的個別啟蒙經驗,比如你的生命經驗,以及在成大時期曾經參與原住民族權利促進會(原權會)啟動的南投東埔挖墳事件,不知道這個實踐經驗與“左”的思想啟蒙有無關系。

        01

        童年

        林正慧:我1964年出生在嘉義新港,爸爸是小學老師,媽媽是編織班老師,也以編織代工作為家庭副業。在我小學四年級的時候,舅舅游說我媽跟他去東海大學經營餐廳,我媽就把我們三兄妹帶去臺中,爸爸自己留在新港教書。從新港小鎮移居東海大學是個有趣的異文化經驗。除了自然景物從小鎮風光和嘉南平原轉換為黃土坡和相思林的新鮮感,接觸到的人事物也令我感到新奇。在新港時,身邊都是上學說“國語”、放學講臺語的臺籍同伴。附小的同學則不管上學或放學都是一口字正腔圓的“國語”。就讀新港國小時,我們鎮上小孩都是自己走路上學,村里小孩也頂多是騎單車。附小的上下學是個奇觀。東海校園內的小孩自然都是走路或騎單車,但是山下小孩不少是父母甚至是家中司機接送,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多家用轎車,也隱約感覺到兩地似乎是不同的兩個國度。

        我住東海時楊逵還健在,假日我和玩伴會穿過兩側都是蔗田的窄窄的中港路去對面的東海花園游玩。就讀懷恩中學時,楊逵的文章〈壓不扁的玫瑰〉收錄于國中國文課本,某班級的國文老師曾經請他去課堂演講。當時對他并沒有太多了解,只感覺是個很慈祥很有學問的老人家。

        02

        思想啟蒙

        林正慧:我家是基督教家庭,從小在教會長大。就讀成功大學時,媽媽安排我去臺南基督教大專中心住宿,這里是SCM(StudentChristianMovement,一個全球性的基督徒社會運動的組織)在臺灣的基地。大專中心主任林宗正牧師(我們叫他林哥)當時是SCM的主要推動者,也是長老教會臺獨運動中的積極人士。我住在大專中心時,林哥經常跟我們講美國六〇年代民權運動和學生運動的歷史以及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學。受他啟蒙,我在大學時期就經常思索自己可以如何投入社會改造。

        更早在我高中時,我會看爸爸帶回家的禁書和《美麗島》等黨外雜志,我爸也經常在跟酒友吃飯喝酒時大罵國民黨政府的可惡。我就讀臺中女中時,曾經兩度跟軍訓教官交手。一次是光輝十月的板報比賽,我畫的圖案不是大大的紅色雙十,而是紅澄澄的大太陽。教官一直逼問我為何畫太陽并把海報撕毀叫我重畫。另外一次是他要求班上的干部加入國民黨。我是班上唯一拒絕入黨的干部,多次被叫去感化未果,就對我的瀏海發怒威脅記過。我想這些經驗多少開啟了我的反抗意識。

        二、成大時期

        林麗云:你可不可以說說自己理解黨外運動、以《南方》與《人間》為代表的社會運動,以及教會主導的社會運動之間的差別?

        林正慧:我大四的時候,民進黨成立了。民進黨的政客們宣稱臺灣人民的種種困頓苦難都是國民黨專制獨裁造成的,臺灣必須推翻鴨霸國民黨一黨專政(甚至是獨立建國)才有前途。但我從美國六〇年代的社會運動歷史看到的是,即使像美國這樣所謂多黨制的“民主國家”,不管哪一個政黨上臺,底層人民還是承受各種苦難,代議民主沒能解決階級壓迫的問題。因此雖然對國民黨很反感,但也不太寄望于民進黨和它高度推崇的代議制民主。后來看到《南方》與《人間》雜志,從它們的報導看到人民透過自力救濟、自求解放的群眾運動,我才感覺彷彿找到一條可以投身實踐的道路。

        01

        社運參與:抗議東埔挖墳事件

        林正慧:最早的參與是在1987年3月。我從林哥那里得知東埔挖墳事件,當時吳敦義主政的南投縣政府為了觀光開發,大肆開挖布農族的祖墳。我和大專中心的好友陳慧媛,還有成大西格瑪社的陳信行與翁昌黎四人相約前去東埔參與事件說明會以及在南投縣政府的抗議游行。當時林哥非常積極推動學生運動,他和南部的幾個學運社團有密切聯系,不時會通知我們全臺各地正在發生什么社會事件和抗議游行活動。

        因為參與東埔挖墳抗議游行,認識了原權會的朋友與當時去采訪的《人間》記者陳列與賴春標,對于社會運動也逐漸從知識上的認識引燃實踐的熱情。抗議行動結束后,我加入了西格瑪社,一起籌辦在成大校園的系列活動。當時學生會在成功廳播放《唐山過臺灣》,我們就去現場批判這部大漢沙文主義史觀的電影是漢人之恥。教官來勸阻,還將社團幾位干部加以記過處分。我們也邀請了幾位積極參與原住民運動的臺南神學院學生來學校座談。當年四月在成大舉辦了一場“另一種民歌”演唱會,邀請胡德夫與童春慶(丹耐夫.正若)來說唱原住民的處境。我們租了學校最大的音樂廳,可是來的學生非常稀少,當時大家對于原住民的音樂和文化不太了解也沒有太多興趣。

        02

        西格瑪社與校園民主運動

        林正慧:西格瑪社原本是學術性的學生社團,大家多在研究談論各種東西方的思想理論。1987年信行當上干部后,社團開始積極關心社會運動,在校內與新興的經緯社合作,不斷與校方的各種陳規陋習對干,西格瑪社逐漸轉型為異議性的學運社團。

        當時戒嚴體制逐漸松動,大學校園受到整體社會氛圍影響,開始出現爭取校園民主的風潮。我們在成大的訴求主要是呼吁教官退出校園和爭取言論自由,具體行動包括要求成立民主墻和發行地下刊物《平等域》。當時我們例行的活動是晨間派報,就是當《南方增刊》出來時,我們就一大早去每個教室發送,以散發“違禁刊物”的行動來對抗學校落后的報刊審查制度。《南方增刊》是《南方》雜志晚期為了校園串聯發行的報紙型刊物,是各校學運訊息的交流平臺。《南方增刊》一般是由《南方》雜志社寄到有聯系關系的各學運社團,再由社團成員在校園內散發。

        林麗云:成大西格瑪社做校際之間的串聯,是自己本來就有做,還是透過《南方》做的?

        林正慧:兩者都有。1987年暑假《南方》舉辦了學生生活營,在此之前各校學運社團就有聯系,但更積極緊密的串聯應該是在生活營之后。當時西格瑪社主要串聯的社團有高醫、東海、中央、中原和輔大。1987年的南方生活營催生了“大革會”,隔年“大革會”又分成臺大與民學聯兩個系統。當時各校主要的共同議題是爭取校園民主。當某校社團發起行動,其他學校的社團會過來聲援。另外,也會共同策畫參與校外的行動,好比1988年初的“賤賣果農”行動,以及二月的后勁學生工作隊。“賤賣果農”由《南方》的黃志翔與高雄的陳秀賢合作發動,許多所學校學生共同參與。后勁學生工作隊則是由成大與輔大學生與“后勁反五輕自救會”合辦,在后勁地區進行污染調查和舉辦兒童環保營。

        三、參與高雄社運工作室

        林麗云:你可以多說一點黃志翔怎么與成大西格瑪社或民學聯聯系,甚至發展組織關系的過程嗎?在1987年是《南方增刊》,后來怎么在1988年初號召學生進而組織“賤賣果農”行動?

        林正慧:志翔當時是《南方》雜志的主編,就我所知當時《南方》雜志社與農盟前身(以山城農權會為主)計劃發起“賤賣果農”行動,志翔就透過大革會系統號召南北兩路學生參與。

        志翔大量投入學運的串聯工作,主要是在社運工作室成立之后。志翔在“賤賣果農”行動中與秀賢有了初步合作(秀賢當時正在各地農權會進行串聯)。活動結束,兩人就與小蔡商議在高雄成立“社運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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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運工作室的成立與初期工作

        林麗云:可以談談工作室的成立和你的參與過程嗎?

        林正慧:工作室沒有正式的成立日期,時間大約就是在1988年春天吧。秀賢跟蘇姊(蘇慶黎)是《夏潮》的舊識,估計是透過蘇姊,把小蔡引介給秀賢。蘇姊和小蔡八〇年代在美國相識,他們一直關注島內動態,等待回臺搞運動的時機。當小蔡聽聞島內陸續發生大里反三晃農藥、新竹反李長榮化工和鹿港反杜邦等抗爭事件就認為時機已經成熟,于是在八〇年代中期先后回臺。

        1988年初的“賤賣果農”行動之后,接下來就是同年的三一六和四二六抗議游行。社運工作室是這幾波行動的后勤基地。我在1987年暑假畢業,當時外文系畢業生不是去貿易公司上班,就是去教書或繼續升學。我在親情召喚下,回到臺中幫忙媽媽經營餐廳。放假的時候,我就和信行去工作室走動,幫忙跑腿打雜。農民聯盟游行需要文宣,志翔寫文案,信行畫插畫,我負責美編完稿等編務。1988年暑假學生農村工作隊需要籌備的工作人員,我就跟我媽請假,下去工作室幫忙。后來工作參與越來越多,已經無法兩頭兼顧,只好忍痛含淚跟我媽請辭。從小媽媽辛苦扶養我們,家庭盡孝和投身運動的抉擇對我是很痛苦的掙扎過程。

        02

        關于“農民聯盟”的二三事

        林麗云:可不可以談談農民聯盟(農盟)的成立?

        林正慧:在1987年底,一些地方的農權會開始活動了起來。繼1988年初的賤賣果農”之后,又共同策畫了三一六和四二六抗議行動,主要是反對美國農產品的開放政策以及要求政府正視臺灣農業凋敝的問題。這幾波大規模的抗議是希望透過共同行動來朝向組織化的一個過程。秀賢很反對過往許多民間團體的組織方式,也就是幾個頭人找大家來開會,然后為了爭奪頭銜拉幫結派,大家還沒做事就因為封官授爵而吵起來。因此,他主張大家要在實際的行動和工作中去磨合產生共識,有了共事基礎和共同想法再來進行組織結社。

        林麗云:所以說是農權會的成員組成農盟。那么是有哪些農權會在其中呢?林正慧:除了云林農權會之外,其他各地農權會都加入了農盟。當時比較活躍的地方有新竹、山城(包括臺中山線和苗栗卓蘭等)、南投、臺中縣(以梧棲為中心)、彰化、云林、臺南、屏東和臺東等。

        我稍稍補充一下農盟和農權總會這兩個團體的差別。1988年的三一六和四二六行動后,各地的農權會士氣高昂,農民信心大增,覺得農民的困頓終于被臺灣社會看到。就在四二六行動結束后,民進黨新潮流系看到民氣可用,急于搶奪農運主導權,未獲大家充分溝通討論就發動了五二〇事件。這個流血沖突造就了“農運英雄”林國華,但是,許多農民受到驚嚇、干部失去農民信任,各地農權會發展也因此受挫。隨后當各地農權會按原訂計劃在6月28日成立農聯,新潮流系當場與其他農權會分裂,擁立云林農權會和高雄的戴振耀另外成立了農權總會。

        回頭說農盟,農盟秘書處設在工作室,主要的行政庶務由工作室執行。各地農權會除了農盟總部的共同議題和工作,會有他們各自不同的農作議題,比如山城農權會是以果農為主,臺南農權會當中有火雞農,其他農權會的農民則有鳳梨農、香蕉農等等。因為當時主要的議題是反對進口,所以農權會的農民構成主要是以經濟作物農為主。

        蘇淑芬:農權會農民的分布,主要是因為農產品進口而多是經濟作物農,那是否也反映了族群的差異,比如讀到的文獻資料中說,1987年首起抗爭的山城農權會多是客家果農,后來跟進的農權組織,包括新竹芎林、屏東六堆地區的多是客家農民。你參與農運的時候,對于農權會之間的族群性格有觀察嗎?

        林正慧:我的印象中,山城農權會以及屏東和新竹農權會大多是客家農民,但在其他地區也有以福佬人為主的農權會。農盟的領導干部很多是客家人,不過,我無法推斷是否和所謂的族群性格有關聯,還是因為受進口農產品打擊影響最大的果農剛好都是來自客家族群集中的西部淺山地區。如果要說客家或福佬的農民有什么表現差異,主要還是看個人的人際連帶和政治覺悟程度吧。

        陳瑩恩:之前訪問鍾秀梅老師,她提到八〇年代后期起來的客家運動,其中很多組織者與參與者有農運的經驗。也就是說,可能閩客族群問題并不是主要造成農運組織分裂的原因,反倒是農運經驗強化了某些果農與組織者的客家意識,所以成為八〇年代后期客家運動的基礎。

        03

        學生農村巡回工作隊

        林麗云:可不可以談一談學生農村巡回工作隊的活動目的與運作方式?

        林正慧:五二〇事件之后很多農村一片慌亂肅殺、農民人心惶惶。農盟總部感到有必要透過一些活動來重建農民的信心和團結。當時,學運社團也有大量新進成員,需要進行組訓教育。基于農運和學運兩方發展的需要,工作室就籌辦了農村工作隊。

        農村工作隊的實際活動有兩部分。首先,工作隊的所有學生先在豐原的興農山莊參加四天的講習營。講習營之后,六十位學生分成三個梯次,到不同縣市下鄉活動,活動前后共為期二十天。講習營的內容主要是臺灣政治經濟情勢、農業政策的演變、當前農業困境、臺灣農運發展,以及學生下鄉所需的技能(調查訪問、短講、行動劇演出等)。

        農村工作隊的講習營和巡回下鄉行動的籌備過程其實還蠻嚴謹的。第一階段,工作室先與學生社團與各地農權會接觸。以便了解雙方的程度和需要,根據初步接觸結果,我們擬定了“生活營初步計劃草綱”。第二階段,工作室召集農權會和學生干部就草綱內容進行討論,工作室再根據反饋意見擬定具體工作計劃。第三階段,工作室協助學生社團在校內舉辦工作隊說明會。同時也去各地農權會拜訪干部,了解當地需要學生協助的具體工作(比如做調查訪問或制作文宣或聲援抗議活動),同時也與干部確認工作隊的食宿交通等庶務安排。

        林麗云:插一個小問題:民進黨在1986年成立,我們看到農村生活營的講師名單里有陳忠信,他當時在社運工作室有位置嗎?你們有討論過楊憲宏與陳忠信的政治位置嗎?

        林正慧:雖然我們批判民進黨,尤其是新潮流的大眾主義,但是我們并不排斥任何黨派,只要對方愿意站在工農的立場上,基本上都可以合作。陳忠信當時算是民進黨的理論大師,不過他與小蔡關系不錯,對于臺灣農業政策有所研究關注,所以就邀請他來擔任講師。當時農盟主席林豐喜是民進黨積極黨工,各地農權會有不少積極干部也都是民進黨員。在農盟里面,我們有意識想要防止個別黨派來主導組織運作和運動發展,以免團體淪為個別派系的附庸,但并不排斥任何黨派的人士來參與和支援。

        陳瑩恩:可以談一談工作隊的大致內容和進行方式嗎?

        林正慧:學生農村巡回工作的內容大致分成三個部分。第一是去農民家里或農作現場做訪問調查。第二是宣傳工作,主要是以晚會形式展開,內容有幻燈片講解、行動劇表演和臺灣民謠說唱。很多臺灣民謠反映了臺灣農村的問題,比如〈孤女的愿望〉描繪農村凋敝后女孩進廠打工的情景。歌謠部分是秀賢的專長,他很會講故事,歌也唱得很好。行動劇的內容,大概是美國山姆叔叔敲開臺灣的大門,要我們買他的水果之類的劇情。幻燈片的內容主要是臺灣農業發展歷史和農業政策的總體檢。這組幻燈片是秀賢整理的,具有普遍性,在各地都適用。另外,我們也會在短講中加入當地的議題,比如臺南六甲的火雞農面臨美國進口肉品的打擊,還有楠西龍眼農面臨大陸走私桂圓的低價競爭等等。

        另外,工作隊也會聲援當地的抗爭行動,好比當地農民要去縣政府或農會或水利會陳情抗議,我們會幫忙寫陳情書、抗議傳單,或是上臺演講。當年大學生具有某些社會認可的“純潔正義”形象,可以為受苦的農民陳情發聲。

        費用方面,學生下鄉唯一要支付的是到地方去的交通費。到了農村后,吃住都是由農權會安排農民家庭接待。農民都很熱情,有的為了把兒女房間空出來給學生住,自己全家擠在一個房間。有些城市學生第一次到鄉下,會有生活適應問題,或是隊員間發生了感情糾紛,影響工作,甚至鬧別扭罷吃,搞得接待家庭很尷尬。

        學生下鄉除了生活上的問題,還會有政治態度的問題。比如有些學生是帶著某種“救贖”的心態下鄉,遇到比較退縮的農民,就會怪農民“不長進”,不值得協助;也有學生認為自己要嚴守“客觀中立”立場,當大家討論抗議行動時就會反對抵制。每天晚上各小組都會召開檢討會,針對生活上和政治上的種種問題和疑慮提出來檢討。

        林麗云:我們繼續談農村工作隊,請問農村工作隊一共辦了幾次?

        林正慧:工作室在1988年夏天辦了一次農村巡回工作隊,很多參與的學生后來都成為學運社團的主要干部。之后工作室陸續舉辦五次以環保為主題的清流工作隊”。這些干部就帶社團的學弟妹來參加。當時我們都認為工作隊可以有助于社團新血的啟蒙和干部的養成。

        04

        臺南縣漁權會與清流工作隊

        林正慧:農盟開始沉寂之后,工作室的群眾運動的重心逐漸轉往反公害運動。1989年初,臺南縣北門地區的漁民開始集結抗議附近的大型養豬場。這些養豬場規模非常驚人,最大的甚至一場就有十萬頭豬,當時豬場的糞便污染是全臺河川污染物排放量的百分之二十。糞便和死尸直接排入溪流污染水體,造成養殖海產的大量死亡。為了抗議豬場的污染,北門地區的漁民在1988年成立“臺南漁業權益促進會”。1989年2月,漁權會改名為“漁民權益促進會”(臺南漁權會)并舉行成立大會。

        1989年2月,四個學校的學運社團(成大、輔大、中央、清華,共三十多位學生)組織工作隊到將軍溪進行訪調,這就是第一次的“清流工作隊”。當年春假,又在臺灣的四個河流河域進行勘查,分別是基隆河、高屏溪、將軍溪、后勁溪等四個流域。

        1989年夏天,又舉辦了第三次清流工作隊,調查的是北港溪與后勁溪流域。1990年2月的學生清流工作隊規模最大,共有125位學生,前期有三天的集訓,之后再分成六個隊伍進行溪河流域的調查。

        清流行動的調查是以河流污染源為主。各河流污染源不同,有的是工業污染,有的是大型畜牧業的污染。當時各地有單點單議題的反公害抗爭,我們的戰略是想透過流域的連結,把單點連結成一個面,除了組織的擴大連結,也是為了突顯出各地不同的污染源其實有共同的結構性因素。簡單說,就是臺灣在資本主義國際分工下的發展問題。我們試圖把環保運動從“不要在我家后院”的保衛家園提高到資本主義發展模式的批判檢討。

        以養豬業來說,就很明顯反應出這個產業發展的問題,早期臺灣農戶家里養個幾頭豬,糞便不會是頭痛的污染問題,反而是可利用的糞肥。可是當養豬變成工廠化規模,糞便就變成有待處理的污染源。工業化養豬其實跟臺灣的加工出口工業很相近,都是來料加工,產品外銷,然后把污染留在臺灣。

        林麗云:這些學生組織工作隊調查河流流域的污染,有沒有受到《人間》雜志的影響?因為《人間》的記者也做過幾次專輯,是沿著臺灣的河流進行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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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漁權會理事長陳志賢拜訪社運工作室,右起蔡建仁、陳志賢、陳秀賢、林正慧、黃志翔。(林正慧提供)

        林正慧:應該有。我們這一代學運青年很多人都是看《人間》長大的,我想不少人會參與反公害運動,多少都是受《人間》影響。尤其是二仁溪廢五金和后勁五輕污染那兩個專輯的影像真是太嚇人了。我印象中當時學生提到環保問題時,聯想到的主要是反公害運動,尤其是關注居民和工農階級的生計和健康受到的損害。這應該跟當時各地蜂擁的反公害運動和《人間》雜志的深度報導有關系。

        05

        《實踐筆記》

        陳瑩恩:《實踐筆記》是1989年11月創刊,我讀到鄧丕云的《八〇年代學生運動史》中提到清流工作隊是《實踐筆記》與民學聯共同組織,意思是高雄社運工作室在1989年《實踐筆記》開始之后,是以這個名字與民學聯發展組織關系和行動嗎?

        林正慧:《實踐筆記》的編輯部設在工作室,刊物內容由民學聯和工作室共同討論企畫,執行編輯則由工作室負責。當時主要是希望藉由雜志的定期發行讓學運和社運有更緊密的連結。

        林麗云:可不可以談談《實踐筆記》的籌備脈絡、參與人員與資金來源?

        林正慧:《實踐筆記》的資金來源主要是社運工作室進行籌措。運作上是由工作室和民學聯干部一起開會討論當期主題和內容,再分工寫稿邀稿。民學聯干部會輪流寫稿供稿,小蔡、志翔和信行則是固定寫手,他們用了很多筆名來寫作,他們文章的內容多半是經由集體討論后再分頭去執筆。所以雖然是個人掛名,但代表的是集體的共同意見。我主要負責邀稿、催稿、送打、校對、編排等編務以及跑印刷廠等印務。

        我們當初是希望刊物可以成為學運社團和群眾運動的理論學習和行動訊息的交流平臺,類似《南方》初期在學運中發揮的作用一樣。我們在高雄完成印制,除了直接寄發給海內外訂戶,也會把刊物寄到民學聯在北中南的據點,由他們分送到各個社團。

        1990年三月野百合學運。廣場指揮和決策系統的人馬除了臺大和中興之外,其他大部分民學聯干部幾乎都是參與在雜志工作的學生干部。這些學運干部在歷次工作隊和《實踐筆記》的共事中建立了深厚的信任和默契,所以,在三月學運很快就集結組織起來形成維持運作的骨干群體。不過三月學運以及隨后的反對軍人組閣的集會游行耗盡大家的心力,勉強出了最后一期之后就停擺了。《實踐筆記》總共出了四期,從試刊號到第三期,前后運作了八個月。

        06

        社運工作室的農運和反公害運動的實踐

        林麗云:1989年的工作室辦了《實踐筆記》,也協助漁權會的組織工作和舉辦清流工作隊。那么,1989至1990年的社運工作室與農權會、農盟的關系是怎么樣?

        林正慧:在1988年五二〇事件之后,農盟沒有再發動大型活動,可是各地的農民抗爭還是持續發生,大多是地方性議題,比如當年八月的蕉農抗議行動。各地農權會若有需要,比如他們要去農委會抗議,我們就協助聯系農委會、規畫抗議活動和到地方去宣傳動員。因為農盟的秘書處和宣傳部設在工作室,所以各地農權會需要農盟協助就會來工作室找人。

        林麗云:聽起來,農盟的農運工作有兩種方式,一個是由農盟與高雄社運工作室發動的全島性行動,一個是地方議題,由農權會干部主導,社運工作室支援。請問農盟什么時候正式成立?

        林正慧:農盟是在1988年6月28日成立,選擇這天是為了紀念“農民組合”在1926年6月28日召開的第一次集合。工作室不是一個時期只辦一件事,很多工作都是同時在進行的。我們不時會接到一些地方居民來請求協助,不過不少都是短時期的個案。那兩年間,比較常態性的長期工作主要是漁權會的組織發展和清流行動。學生清流工作隊只是清流行動的一部分,當時我們串聯后勁溪上下游八個社區,組成“后勁溪清流行動委員會”,試圖把單社區單議題的抗爭擴大。當時高雄地區的污染事件層出不窮:援中港外海的臺電煤灰、橋頭鄉農地的重金屬污染、后勁與中華社區的中油污染、大社工業區化工廠的毒害,以及臺塑非法棄置汞污泥和氟氯碳廠建廠爭議等等。[1]透過“清流行動”的網絡,這些個別社區互相聲援,才了解原來他們的問題不是個別的不幸,而是有整體的結構性因素。

        林麗云:可以說,1989至1990年高雄社運工作室的組織架構和工作內容,《實踐筆記》與臺南漁權會是長期進行的工作,善化居民的抗爭則是個別議題上的協力。

        林正慧:可以這么說。那兩年工作室是臺南縣漁權會的秘書處。從日常運作到抗爭行動都是工作室負責的工作。臺南善化居民的反奇美抗爭則屬于“個案協助”性質。當時奇美化工想要去善化的茄拔社區設廠,那里是曾文溪的水資源保護區。設廠計劃并沒有經過環境影響評估,奇美在仁德廠的污染危害是眾所周知的,所以居民起來抗議。

        在臺南漁權會的集會上,反奇美設廠的善化居民主動來找我們協助。善化居民的抗爭后來成功了,奇美撤回當地設廠計劃。自救會里一位活躍里長出來參選議員,工作室和自救會都投入助選,這位里長順利高票當選。之后,地方有什么問題就透過這位民代反應,自救會也就漸漸不再運作。不過,反奇美設廠運動當中產生了幾位積極干部,持續會去參與南部的環保運動。那時候我們會盡量讓各個團體互相認識,也會帶他們去支援彼此的抗爭。一來是擴大各團體干部的視野,不要侷限在各自的議題。二來也是試圖要把大家串聯起來,以便形成更大的結盟。

        07

        社運工作室組織運作:政治議程、資金、成員分工概況

        林麗云:我們現在回來討論工作室的組織運作,請問工作室內部有沒有共同的政治議程?資金來源與成員分工大致情況?

        林正慧:工作室想要展開一個獨立于統獨之外的社運基地。在政治上的共同想法簡單講就是透過群眾運動,從實踐中探索真正根植在臺灣社會脈絡中的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

        工作室主要的資金來源是靠募款。經費主要是用在營隊和活動支出。人事開銷很低,基本上只有我固定領薪水,一個月八千元,其他人都不支薪。空間部分,我們有一間辦公室、一間會議室,還有男女住房。之前秀賢曾經協助當地居民處理與市政府之間的土地爭議,地主之一的吳先生熱心提供停工的鐵皮工廠[2]給我們無償使用。為了省錢,辦公室沒有空調,夏天鐵皮屋內經常高溫達四十度,男士們光著牓子吹著工業大電扇還是大汗淋漓,我則是一天到晚頭痛欲裂。還好當年大家都還年輕耐操。

        工作室對外的人脈主要是靠秀賢和小蔡在維系。秀賢人面很廣,做人又豪邁,所以,地方上許多熱心人士會來工作室找他,或是談時事,或是來報案請他協助。小蔡的關系主要是工會干部和美國時期的老朋友。小蔡會向這些定居在海外的朋友募款,也會在他們回臺灣的時候邀請他們來工作室走動,讓他們了解工作室的工作狀況,聊聊當前的政經局勢和運動發展。此外,小蔡早期跟美國歸臺的進步學者也維持還不錯的關系,會請他們來支援工作,象是農村工作隊的講習營,小蔡就安排王菲林、王振寰和傅大為幾位老師來講課。

        小蔡和秀賢都是演講高手。秀賢尤其善于抗議現場的控場,可以讓群眾士氣高昂,但又不致于過激引來警方鎮壓,他很注意保護群眾的安全。志翔主要負責文字宣傳工作。從農盟到漁權會的陳情書、抗議文宣和各種組訓手冊的編寫幾乎都是出自他手。

        我的工作類似行政秘書,負責辦公室的大小行政庶務,包括煮飯燒菜。我們為了節省開支,中午會一起開伙,我負責去買菜和料理。高醫的學生也經常過來一起吃飯。另外,就是負責《實踐筆記》和各種文宣品的編輯工作。信行那時候還在成大念書,但老是逃課往工作室跑。他很會寫文章和畫漫畫,經常幫忙寫文宣、做傳單。工作室與民學聯的聯系工作主要也是他在跑。一些抗議演講場合,他也常上臺去演講,鍛鍊出國臺語雙聲道演講的能力。

        林麗云:你能談談對于黃志翔的認識嗎?

        林正慧:志翔是個思想早熟的進步文藝青年。在《南方》雜志擔任主編時參與“賤賣果農”活動,認識了秀賢,不久為了全力投入運動,便辭去臺北工作,下高雄與秀賢和小蔡一起成立了工作室。

        他個性沉穩、思路清晰、文筆很好,工作室的對外文宣幾乎都是出自他的手。他是個多做少說的人,不會說大話,實干肯干。他是個隨時準備好為理想付出的人。工作室結束運作后,他回到臺北做電視編劇。隔年秀賢決定在臺南參選國大,他二話不說,就離開臺北到臺南去助選。選舉失利繼續回到臺北工作。九二一地震后,秀賢和小蔡想要進行災民組織,他二話不說又下到臺中去,還把他與幾位民學聯干部共組的編劇班子一起帶下去災區工作。

        陳瑩恩:那么信行在工作室的參與程度應該也蠻深的,也是《實踐筆記》的寫手,不知道他在組織內部與志翔、秀賢、小蔡的關系狀況怎么樣?

        林正慧:信行基本上和我跟志翔相似,日常工作主要是與秀賢共事。信行常說從秀賢身上學到很多做研究調查的方法。一般人覺得秀賢是個浪蕩俠客,但其實他也是很認真的研究者,他會去翻閱很多相關資料做細致的經驗研究,以支持群眾運動的需要,對我們的學習態度很有啟發。小蔡則比較多是思想理論上的啟蒙指導。《環球日報》還在發行的時候,小蔡找我們去當主筆,那是很有意思的一段學習經驗。我們一早若沒急事,進了辦公室就先看報紙討論時事交換看法,小蔡經常都有非常犀利的剖析和深刻的見解。不過我沒有寫作本事,寫了幾次就放棄了。志翔和信行則是很認真地寫,因為他們需要稿費收入來買香菸。若就關系來說,可以說秀賢像個將軍,帶著我們東奔西跑到處征戰,小蔡則象是我們的軍師,善于給我們分析形勢和提供戰略。

        林麗云:工作室什么時候解散?

        林正慧:并沒有具體的解散日期。三月學運之后不久是五月的反軍人干政,學生和民進黨和社運團體出來反對郝柏村擔任行政院長。三個月內的兩次大動員,其實學生已經有些疲憊了,工作室的工作也逐漸減少。農盟基本上已經沒有實質運作,《實踐筆記》停刊了,各方來報案需要協助的抗爭也越來越少。到了九月郝柏村整肅“社運流氓”之后,整個社運更顯沉寂。當時臺灣經濟持續惡化,政府不去檢討出口加工的發展模式,只想抓個代罪羔羊,就怪說社運高漲和治安不良搞得臺灣的投資環境大壞,因此需要整肅“社運流氓”來改善投資環境。其實郝柏村并不是全面提告,但是形成的社會氛圍不利于運動的發展,或許臺灣的中產階級也覺得社會需要恢復秩序,他們對運動的支持熱度也在降低。

        我在工作室待到九〇年秋冬之交。那時小蔡在英國,志翔回到臺北工作,信行去當兵,秀賢大部分時間待在臺南協助漁權會,高雄工作室實際上處于熄燈狀態。我一個人也不知還能做什么,某天去臺南跟秀賢打聲招呼也就離開了。隔年秀賢在臺南投入國大選舉,志翔從臺北下去臺南幫忙,從英國回來的小蔡也投入助選。當時我在臺中打兩份工,白天在我哥公司幫忙,晚上到我媽餐廳跑堂,存錢準備出國念書,所以并沒有歸隊,只有去幫忙助選團隊做了一場行政工作的講習。

        四、在美國結識左翼朋友和重新認識中國

        林麗云:1990年你離開工作室之后就準備去美國念書嗎?

        林正慧:是的,離開工作室之后的那兩年我打工存錢準備出國念書。我是1992年夏天出國,到美國密西根。出國前我們去跟小蔡辭行,他交代我們一定要去底特律找一位叫金寶瑜的大姐。寶瑜那時在底特律市的Marygrove College經濟系教書。透過寶瑜的關系,我們又認識了韓丁[3]。寶瑜和韓丁長期關注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問題,因為他們的緣故,我們才開始對中國問題有多一些了解。在認識他們以前,我們只是從資料中去了解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經驗,對于改革開放之后的這段歷史和過程,其實是模模糊糊認識不清的。

        當時美加墨三國簽訂《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三個地區的進步人士串聯起來反對美加資本對墨西哥勞工和環境的壓榨。因為地利之便,我們認識底特律地區的一些工運人士,也開始關注參與反全球化運動。我們認識了幾個毛派,他們年紀很大,慘淡經營一家書局,開開讀書會,也就沒有太多余力參與實際抗爭。另外,有幾個托派很積極吸收我們,幾次到我家吃飯辯論,我們也經常參加他們的讀書會和抗議行動。

        那時我們也常和寶瑜一起開車到紐約參與當地的左派聚會與活動。印象最深的一次是1993年春天在紐約的Socialist Scholars Conference(由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主辦的年度大會,許多左翼黨派與獨立學者都會出席),在關于中國問題的論壇上,寶瑜、王嚴鑄與大陸留學生韓東屏指出中國改革開放的走資性質。當時這個說法受到一些美國左派人士的激烈質疑,他們認為否定中國的社會主義性質就會助長美帝威風。

        我1994年碩士班畢業離開密西根,信行繼續攻讀博士班,他的學校RPI(Rensselaer Polytechnic Institute,壬色列理工學院)位在紐約上州的小鎮特洛伊。當時蘇姊也回到賓漢頓念書,從特洛伊到賓漢頓開車只要三小時。蘇姊經常邀我們去她家相聚,她為了來我們家,也特地去學開車并考了駕照。透過她的關系,我們認識了海外保釣人士與大陸的進步學生。當時蘇姊很努力地想把老保釣(包括楊寧蓀、老林〔林孝信〕夫婦、小董〔董敘霖〕和楊貴平夫婦等人)、老左派金寶瑜和許登源(老許),和兩岸新生代的左派留學生結合起來。

        我們有固定聚會。通常是幾天幾夜的會議,有時在芝加哥的老林家,有時在紐約的小董、貴平家。大家就世界局勢和兩岸的政經發展進行討論,也會報告個人在進行的研究或實踐,好比貴平分享“滋根基金會”在中國農村的扶貧工作。鄧小平南巡講話后的大陸情勢是我們經常討論和辯論的主題。我那時候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大陸左派學生雖然跟我們一樣批判改革開放,但總是對黨內高層抱持高度的期望。他們會從當時的領導人的講話去尋找線索,強調他其實有“左”的一面,并對他寄予希望。他們總是認為共產黨領導人其實都是心系社會主義,只要找到適當時機就會往左調整。

        林麗云:這里厘清了蘇姊對于中國大陸與《夏潮》系統和老同學們不同立場的脈絡。這是不是可以說蘇姊在美國就已經了解自己的路線與他們是不一樣的?

        林正慧:蘇姊八〇年代回臺參與工黨和勞動黨時,雙方對于大陸問題的看法應該還沒出現重大歧異。隨著大陸改革開放的腳步越來越清晰,彼此的差異才越來越大。等到我們1993年在美國相聚時,她對于大陸改革開放后的走資就非常批判了。

        林麗云:那么你跟信行基本上是認同蘇姊的這些觀點嗎?

        林正慧:是的。當時我們聚在一起,話題大都圍繞大陸層出不窮的貪腐和欺民事件,我還清晰記得她痛罵腐敗官員時的咬牙切齒。在我們看來,大陸在改革開放之后就一路滑向資本主義。

        林麗云:你們在美國認識的老保釣或海外左派,有碰到與你們的路線是一致或者接近的嗎?

        林正慧:就我們接觸到的老保釣里面,小董、貴平夫婦應該算是看法跟我們比較接近的吧。海外左派里與我們想法最接近的就屬寶瑜和老許,還有一位西岸的老李。我們四個人和蘇姊經常聚會,一起討論兩岸的情勢和未來的運動。

        林麗云:就老杜(杜繼平)的看法,在大陸改革開放后美國的一些左派就逐漸走向“統”、“左”分離了。在他的認定里面,金寶瑜與許登源就是“統”、“左”分離的,意思是他們可以是沒有統一立場的左派。

        林正慧:寶瑜和老許很早就看出大陸在走改革開放的道路,對他們來講,作為一個社會主義者,“左”是最優先且必要的。

        林麗云:你們在美國也有接觸過臺灣同鄉會的人嗎?

        林正慧:有接觸,但沒有太多交往,只是在聯誼性質的活動碰面。感覺他們是待人熱情的老鄉。但是經常會有強烈的仇中反共情緒,所以并沒有多交往。

        五、1997年回臺工作:協助成立世新社發所

        林麗云:你們哪一個時間段在美國?何時回來?主要做什么?

        林正慧:我們1992年去美國,我1997年先回來,信行待到1999年。我們在美國那幾年,經常跟蘇姊、寶瑜和老許討論將來回臺要干些什么。1997年初我接到蘇姊緊急電話,說小蔡和成露茜(Lucie)正在籌備社發所(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急需一位有行政能力又熟悉社運的行政秘書來負責創所籌備工作,他們很希望我可以回來接這份工作。隨后小蔡也來電催促,希望我盡快去跟Lucie面談,我跟信行就從美國東部開車到洛杉磯去找她(她當時還在UCLA教書)。相談之后,Lucie當場說“就你了!趕快去跟學校報到。”我1997年一月匆匆趕回臺灣,一到學校,人事室說三月才開始起聘。社發所若要等到我三月上班才開始啟動,根本來不及處理宣傳招生以及相關的開學事務。小蔡就在《立報》找了一個小空間我們就自己搞起了地下辦公室。我們做了一份簡單的宣傳單,利用那兩個月時間到各個社運團體和聚會場合去宣傳招生。另方面也與一些老師接觸,希望可以找到適合的師資過來支援開課。那時小蔡在《立報》擔任總主筆,也在世新兼課,社發所從規畫到創立到啟動階段,他提出很多具有創見的構想、計劃,也付出很多努力。我因為健康因素,辭去了社發所工作回到臺中休養。后來Lucie想要成立一個文教基金會,我又上臺北來負責社發基金會的籌備和成立工作。

        1999年夏天,陳信行結束美國學業回來臺灣。那個夏天,我們帶了一批在“全球化研討會”中認識的積極學生(東海、中興、政大)去菲律賓的左翼群眾組織BAYAN(Bagong Alyansang Makabayan,英譯名為New Patriotic Alliance)參訪。寶瑜居中協助聯系BAYAN,也幫經濟困難的學生分攤了部分機票。我們在菲律賓待了二、三十天,到了當地先集訓,跟BAYAN的農運、工運、婦女、青年、原住民等各個部門的組織工作者座談,了解他們所面對的議題與運動發展現況。接著我們分成兩隊,由我和信行帶去不同的農村駐村。這個參訪行程對學生影響很大,大多數人抱定從事社運的決心,有幾位到現在也還在社運崗位上。

        從菲律賓回來不久,就遇到九二一大地震,當時臺灣社運界大動員,各個有活動能力的團體都進駐到災區去了。社運工作室的老同志秀賢和志翔在震災第二天就約我們到中部災區去了解狀況,我們一起走訪了大樓倒塌最嚴重的大里太平地區。我們在不同的避難中心認識了一批積極的住戶干部。不久,秀賢和志翔串聯這些社區,組織了“九二一大地震受災戶聯盟”(災盟),因為辦公室和各個駐點都需要工作人員,我們就把參加菲律賓參訪團的中部學生介紹給災盟,這些學生又回社團去招集社團學弟妹投入到災盟工作。

        回臺的頭幾年除了災盟活動,主要就是延續1998年全球化研討會的反全球化議程進行一系列國際工運的聲援行動。臺灣作為全球代工基地,臺商在第三世界不時傳出侵害勞工權益的各種惡行。2000年當年興紡織公司在尼加拉瓜廠非法解僱工會干部的消息傳出,我們希望可以展開更實質的支持行動,于是成立“臺灣聲援尼加拉瓜工人小組”。當時串聯了臺灣幾個工運團體和工會組織和學運社團,聯合美國的工運和人權組織共同聲援工會,也發起一系列抗議行動給資方施壓。2002年臺南紡織公司在薩爾瓦多的工廠發生勞資爭議,大家再度透過跨國連結網絡聲援當地工人的抗爭。[4]薩爾瓦多廠工人接管工廠的故事后來被拍成紀錄片《薩爾瓦多日記》。

        六、回臺前后參與的左翼刊物

        林麗云:可不可以說說《四季紅》、《左翼》、《批判與再造》這幾份雜志的創辦淵源與目的以及資金來源?

        林正慧:1994年我們趁著暑假回來臺灣,繞臺一圈拜訪以前的老朋友。在與老朋友討論時發現當時的臺灣左翼論述似乎缺少對九〇年代最重要的政治經濟變化的批判,也就是全球化、《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等等課題。我們看到比較醒目的除了統獨之外的批判論述多半圍繞著“后現代”議題。我們覺得需要一份延續《實踐筆記》那種政治關懷的雜志。于是在返美前與幾位中部師生著手籌辦《四季紅》。

        回到美國,我們向蘇姊、寶瑜、老許和老李提到雜志計劃,他們除了供稿,每人還熱情捐助了一百美金,加上我和信行的一百美金,總共匯了五百美金回臺,再加上臺灣幾位老師和研究生的小額捐款,湊到幾萬元就開始啟動了。我們在美國負責寫稿、邀稿,編務和發行主要是由中部的研究生朋友在負責。雜志總共只發行了三期,結束時還有一小筆余額,1998年拿去辦了全球化研討會。

        1997年信行回來臺灣待了一年,在中部做田野,同時也在東海兼課,因此與中部學運社團有較為緊密的互動。1998年夏天,我們提議《四季紅》雜志社召開全球化問題研討會,希望可以帶動關注全球化議題。那次研討會的主要參與者是北部和中部的幾個學運社團和一些環保和勞工團體的干部,會中討論了全球化對農業、勞權、環境和媒體生態的影響沖擊。研討會之后,建立了一個松散網絡,大家持續關注全球化議題。1999年信行回臺在世新社發所教書,大家一起開讀書會,2000年共同聲援年興公司尼加拉瓜廠的工人抗爭。稍后又一起組織工作隊進行新莊東菱電子自救會成員的口述史調查和參與駐廠抗爭。

        回臺之后與左翼朋友的共事還包括成立“巴黎公社”餐廳。當時幾位朋友想把臺灣泛左翼朋友透過共同事業聯系起來。當時主要醞釀奔走的人有小蔡、黃德北和林深靖。從開始找場地、裝潢和試餐時就找我去一起商議討論,大家希望我可以負責去邀集我這一輩的左翼朋友當小股東。就生意而言,我實在不看好這家餐廳,也跟大家提出我的疑慮,但是沒能成功說服大家。因為建立左翼陣地的陳義和目標很高大,我不知如何拒絕,所以,還是半推半就參與了。當時我去募集了二十幾位小股東,每人出資五千、一萬或兩萬。巴黎公社經營不善,苦撐了幾年,后來才聽說經過幾次轉手,已經頂讓給圈外人去了。最后的收尾不清不楚,我一直對這些小股東感到非常愧疚。

        當時德北很積極想把臺灣的左翼朋友團結起來,除了開餐廳,還出版《左翼》雜志。德北做事非常認真,出錢出力,親力親為。我們經常開會,討論時事和規畫雜志內容。為了嘗試組織化,還曾經舉辦生活營。后來我搬回臺中,臺北這些工作就較少參與了。

        《左翼》停刊之后,我們覺得臺灣還是需要一份左派刊物,因此當老杜醞釀要辦《批判與再造》來找我們合作時,我們就答應了。雖然我們跟老杜在統獨問題上看法不盡相同,但是,至少對大陸的改革開放同樣抱持批判態度。老杜擔任主編,負責大部分的編務,信行負責供稿,我則協助翻譯、邀稿和中部鋪貨。后來因故停刊,幾年后改成電子版重新出刊。

        《批判與再造》資金主要來自捐款和訂閱費用,在臺北和臺中的某些書店也有上架銷售。過去還在發行紙本時,有不少固定捐款人,除了一些老同學,中部一位大學老師是捐款大戶,每期資助五千到一萬元。她對社會運動的捐款很熱情慷慨,后來我們沒有發行紙本,不需要資金了,她還偶爾問我可以把錢捐到哪里。

        陳瑩恩:你們從美國回來臺灣,與在高雄工作室共事的黃志翔還有聯系或合作嗎?

        林正慧:我們在美國那幾年,志翔在臺北成立了一個編劇工作室,做得很出色,得過不少獎項。我們回來后恢復了聯系,偶爾也會聯絡通通氣,但一直沒有實際的共事機會。一直到1999年籌組“九二一災盟”,大家才又重新有共事合作。九二一地震發生后,社運圈的朋友認為這是一個發展群眾運動的時機,很多團體都到災區去了。我們當時在臺北上班,但經常下去支援。2000年災民凱道夜宿活動,我們負責組織臺北學生志工,熬夜制作道具、租借布置宣傳車,活動當天信行還負責開宣傳車。大家緊密共事,感覺似乎又回到社運工作室時期的同志關系。

        七、簡短回顧

        林麗云:基本上,你從高雄社運工作室開始就跟左翼保持連續性的關系,在不同的時間做不同的事情,主要是辦雜志與學生社團的聯系。可以簡短總結一下你的左翼實踐經驗嗎?

        林正慧:我是在戒嚴體制下出生成長的一代,大學時期正逢解嚴前后的社會松動。畢業后加入社運工作室,那兩年與底層人民和環境生態的近身接觸,讓我對資本主義的壓迫結構有更深刻的體會和反抗的決心。留學期間結識了幾位海外左翼前輩,接觸國際左翼團體,加深我對全球化問題的認識,也開拓了對于反資反帝運動的視野。

        在美期間,老許經常告誡我們左派最容易犯兩種錯誤,一個是光說不練,一個是光練不說。所以當小蔡號召我回來參與他正在籌備的一個試圖結合理論與實踐的研究所時,我毫不遲疑立馬回來參與草創工作。之后幾年嘗試組織學生隊伍,參與幾波國際勞工的聲援行動,也與一些左翼朋友合辦雜志。近幾年為了就近照顧病弱的母親移居花蓮,隨后自己健康也出了問題,對運動只是維持低度志工式的零星參與。

        對于左翼事業,我個人談不上實踐,頂多是探索吧。看著八〇年代以來許多有理想的伙伴逐漸淡出或受傷離去,讓我思考是不是臺灣左翼缺少一個健康的思想學習和社會實踐的場域,可以把人團結起來互相扶持一起前進。如果說改造世界是我們共同的目標,那么如何正確理解我們身處的社會、我們要做什么、該怎么做等等都是重要課題。辦雜志、讀書會和工作隊都只是試圖透過討論學習和在做中學來找路的摸索過程。不同時代的年輕人有不同的政治關懷和社會參與的方式,這些都是我需要不斷去認識和學習的。

        

        林正慧簡歷

        1964生于嘉義新港

        1974移居臺中,先后落腳東海大學及臺中市區

        1982就讀于成功大學外文系;加入SCM大專團契

        1987參與東埔挖墳事件;加入成大西格瑪社

        1988加入高雄社運工作室;籌辦學生農村工作隊

        1989籌辦清流工作隊;11月籌辦《實踐筆記》

        1990參與野百合學運;參與抗議郝柏村整肅社運流氓的“反整肅行動委員會”

        1992赴美就讀于Eastern Michigan University

        1994暑假回臺參與《四季紅》籌辦

        1997返臺;參與籌辦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

        1998《四季紅》籌辦全球化研討會

        1999籌辦社會發展文教基金會并擔任第一任執行長

        1999與學生赴菲律賓BAYAN參訪;參與《左翼》雜志籌辦發行

        2000與勞工團體和學生籌組“臺灣聲援尼加拉瓜工人小組”

        2003參與《批判與再造》籌辦發行

        2004與學生籌組“紅磚工作隊”,進行東菱關廠工人訪調

        2009《批判與再造》電子版復刊,擔任復刻版編輯委員

        注釋

        

        *本文是【臺灣左翼思想口述計劃(1970年代至1980年代)】(NSC103-2410-H-009-033-MY3)成果的一部分。主訪人:林麗云;訪談參與人:林麗云、蘇淑芬、陳瑩恩、郭佳;影像記錄:陳瑩恩。

        [1]當時國際上已經注目常用來當冷媒等工業用途的氟氯碳化物(CFC)對破壞臭氧層造成全球性危害的問題,1987年有十一個工業化國家率先簽訂了《蒙特婁議定書》開始逐步禁用氟氯碳化物,但臺塑集團竟然在1988年還宣布要在仁武新建一個大型CFC廠,“后勁溪清流行動委員會”因而圍廠抗議,但并沒有成功阻擋建廠。

        [2]這棟鐵皮屋位于高雄果菜市場北側,2017年遭到高雄市府強拆。

        [3]韓丁是一位美國記者,本名William Hinton,曾于1945年到中國的農村,后來回美國寫過不少相關的書,其中最有名的是講土改的《翻身》。他的妹妹寒春與妹婿陽早長期留在中國。

        [4]陳信行寫過一篇文章談這兩個工運案例。參見陳信行(2005)〈全球化時代的國家、市民社會與跨國階級政治:從臺灣支持中美洲工人運動的兩個案例談起〉,《臺灣社會研究季刊》20:35-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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