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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田:中國革命的精神遺產到哪兒去了——從1970年代三撥反文革力量的政治分析說起

      老田 · 2020-07-01 · 來源: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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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英國左翼歷史學家佩里·安德森來訪,開口就問:我不知道過去那一場偉大的中國革命,她的精神遺產今天還剩下多少?

        中國革命的精神遺產到哪兒去了——從1970年代三撥反文革力量的政治分析說起

        老田

        2002年英國左翼歷史學家佩里·安德森來訪,在北京三聯書店二樓一角舉行過一個小規模的座談會,安德森在發言前拿出一張打印紙,然后開口就問:我不知道過去那一場偉大的中國革命,她的精神遺產今天還剩下多少?

        中國共產黨于艱難困苦中間,領導了中國革命的勝利,并顯著地改變了中國,中國的革命或者告別革命的影響至為深遠,全球格局會因之顯著改變。今天在黨的生日,認真回顧一下為什么中國革命的精神遺產被徹底消解了?乃至于毛主席臨終奮力一擊而發起的繼續革命,也未能守住革命成果?課題很大,不太容易把握,但很值得深入思考,思考就從1970年代那個時點,倒著開始。

       

        一

        1970年代高層的政治史中間,先后有三撥人試圖通過徹底否定文革和鎮壓造反派,以取媚于官場多數來確立自身的官場代表性,據以獵取最高權。

        這中間的機理一點也不復雜,林立果等人的《五七一工程紀要》中間說:干部下干校等于變相失業、知青下鄉等于變相勞改;農民缺吃少穿、青年工人工資長期不漲等于變相受剝削;前二者是后來重組政治同盟的依據,后二者成為宣傳或者意識形態生產的長期口徑——此即所謂歷史虛無主義的政治設計。這個說明,連林立果這么個低水準的小團伙,都已經在政治上看清楚了,新的官場代表性將要如何生產了,新的意識形態再生產要點在哪里了,這是文革的成果之一:政治博弈或者社會矛盾相對地顯性化,這樣才能夠取得教育民眾的效果。

        當然,文革帶來的修筑政治后果,是“既得利益受損者”群體的覺醒速度更快,同時也更具有行動能力,而群眾覺醒及其組織行動能力,遠遠落后于官場,這個上下層之間的不等速運動,決定了文革最后會以哪種方式終結。因此,張春橋和江青等人,事先就做好了做烈士的心理準備。

        理解1970年代高層政治波瀾,其主線就是“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帳”,林立果小團伙雖然看清楚了但是沒有執行力,所以失敗了。不過,先后至少有三撥人干同樣的事情,第一撥是九屆二中全會上的林彪團伙,試圖在毛爺爺在世的時候就搞清君側,結果失敗了;第二撥人是1974-1975年DXP及其手下的四大金剛(周榮鑫、萬里、胡耀邦、張愛萍)搞的“右傾翻案風”,結果被毛爺爺挫敗了;第三波人才是華葉等人的“粉碎四人幫”,這伙人也是欲望遠大于能力,不免做了些為人作嫁的事情——然后就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及其后的換老大。

        1970年代高層政治的主導性趨勢,是組建緊密的小圈子獵取最高權,趟路者和得益者最后沒有一致起來,原因在欲望大且最具有動手機會的人,未能組建壓倒一切潛在對手的起碼政治同盟,因此出現了“秦滅六國漢登基”的狀況。

        毫無軍方背景的華葉等人,肯定蹲不住坑,這個應該在毛爺爺身前的“算中”,由此帶來的后續重大影響是老D落入“彀中”,很快就陷入政治困境且難于解脫。很久以來,老田就想要寫一篇“老毛遺計坑老D”的文章,不過一直沒有寫成。華葉蹲不住坑但動手機會最好,D能夠蹲住坑但臨時被毛邊緣化了缺乏動手機會,結果,官場兩撥人由此分裂了,很多后續問題和矛盾由此而來。

        D在1980年代很短時間內就耗竭了個人的合法性光環,到1989年開qiang之前,就已經轉為完全負面的形象了。1984年北大學生國慶游行舉著“xp你好”的條幅,可見尚得一部分人心,到了1989年他連這一部分人心也喪失殆盡了——1989年老田在北大三角地親眼看到了一個小字報——“老子說不過你打不過你,但是活得過你”的咬牙切齒咒語。歷史地看,一個重大政治人物如此快速地耗竭自身的合法性光環,還是很少見的,這不能夠說與老毛預先挖坑完全無關。

       

        二

        文革的失敗,不是工人人數多少的問題,覺悟程度(這個與批判意識或者競爭意識有關)和組織程度(這個與共識形成和一致努力的能力有關)二者才是問題,這兩者的乘積,才構成革命的主觀條件。就文革的經驗而言,1966年冬天,高校里基本上是造反派占據絕對優勢了,但文革十年一些工廠中間保守派工人力量還往往大于造反派。而各地造反派也往往未能團結好保守派,爭取到大多數,確立起真正的政治領導權,結果,那一部分工人對于造反派的反感,反而被當權派利用來反對文革力量。

        文革發展到奪權,是被當權派罷工所逼,到此就失控了,但是斗爭和矛盾呈現反而更為清晰了。文革的原初設計,是恢復和提升群眾對干部的批評權,這個是對革命時代“私人領域公共化”成果的重申。

        對于工廠內部而言,造反派與保守派劃界,除了干群關系累積的矛盾的直接影響之外,還確有沿著勞動分工和部門劃線的狀況,例如武漢重型機床廠中間,翻砂車間、鑄鍛車間的造反派多,車隊、后勤和模具車間的保守派多。此外,較為一般的狀況是:日常的組織和政治建設所發展和培訓的“親體制力量”——諸如黨團員和積極分子,多為保守派;同時,各個具體部門的領導作風及其群眾關系好壞,與造反派力量呈現高度負相關關系——越壞的領導手下造反派越多。

        文革發展到1967年11月,毛爺爺規劃過“整黨建黨”和“吐故納新”,試圖把身具批判性的人士吸納進來,納入常規黨建軌道,但證明這是不現實的,各級當權派都共同選擇把這個規劃給虛化了。甚至,到了1968年當權派則祭起“清理階級隊伍”的大旗,利用軍宣隊、工宣隊進入學校的機會,開始瓦解基層革委會進行反奪權,然后開始在造反派骨干中間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運動,那時文革就造反派骨干的命運而言,這就已經實際開始“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了。

        如果毛爺爺直接把四人弄上臺,下面造反派全面接班,穩定一個時期沒有問題,但關鍵的最終后果還是掌不住舵和方向,毛爺爺自己掌權也未能避免特權異化程度日漸上升的事實,其他的文革派力量更是大有不如。在明顯掌不住舵的情況下,還硬性保留最高權在手,然后坐看政治和經濟丟分,這就肯定要背負歷史包袱了,最低限度會發生蘇聯的政治全面異化那樣,這肯定會激起民眾的政治不認同,結果就會遭遇到所有老百姓的討厭。如果因為要實現短時間掌權目標,而徹底喪失了道義地位,那文革就會讓后人討厭,這樣一來,搞文革付出了那么多的犧牲,最后就會白搞了。還會有一種“自救”的可能,是在政治上喪失人心之后,援引蘇聯統治集團的的故智,搞更加集權于官僚階層手里的經濟改革——發展到后來跟今天不會兩樣,這種也肯定是遭遇到所有人討厭。

        文革派掌權之后肯定把握不住方向,這是大概率事件,由此反推,正因為掌不住舵,所以,文革的新生力量第一次歷史出場,就僅僅適合作為政治異化的批判者角色而非主權者角色,D或者其他什么人掌權就具有必然性,那么批判力量肯定會是悲劇結局,唯一可爭取的較優結果是犧牲的最小化,故很多人包括江青對“當烈士”是有心理準備的。在其反面,D等人作為“撥亂反正”的政治力量出場,收拾對政治異化的批判力量,同時也將要歷史地背負各種基于長遠政治異化帶來的民眾不滿——對復辟的政治批判性這個龐大的政治包袱。

        2012年11月在上海訪談戚本禹老同志,我跟他開玩笑說:今天放馬后炮,戚老你只有兩個結局:一個是毛爺爺把你關進去然后別人把你放出來,你和王關就是這個命運;另外一種是跟隨毛爺爺到最后,然后別人把你關到死,就跟張姚江青一樣。戚老也說,比較來說,他還算是沾了點便宜。

        文革的支持力量,全面當了烈士,其長遠政治后果是成功地甩掉了歷史包袱,由對立面那些勝利者去背負;他們僅僅作為政治異化的批判力量在歷史上出場過,這樣的道義地位很重要的,要不然搞了一場文革付出那么大犧牲,最終還要這同一群人最后背負“變修復辟”的包袱,那個文革就會很討人嫌了——“討人嫌”會對人們提升對歷史必然性的認知構成障礙,就會因此喪失長遠價值和潛在政治收益。

       

        三

        實際上,到了1967年8月文革失敗的趨勢已經出現了,李敦白回憶錄提供了一個細節:周總理在接見外賓黑莉的時候說:中國革命要失敗了,指靠非洲朋友的革命成功,然后再作用于中國后續革命的勝利。毛爺爺在這年10月對王海蓉等人說過“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此時硬要是追求短期勝利的話,那就得援用斯大林的大清洗方案了,后果當然是讓文革初起處于發展不足狀態的學徒工階段的批判力量全面奪權,其背負的政治包袱將是雙倍的——一是在舊當權派群體尚未喪失人心人望的時候就過早淘汰了他們,同時新生力量掌不住舵也會帶來消極政治的后果,這兩份歷史責任都過于沉重。因此,文革從那時開始,就在選擇各種最小化短期犧牲的撤退方案,去交換看起來具有巨大不確定性的長遠后果。

        真正能夠主動選擇打敗仗的英雄,特別是各種“勝負手”都還沒有放出來的情況下,那是最艱難的抉擇,這一點上恐怕毛周具有一致性和自覺性,但是下級造反派骨干中間對此一選擇不甘心的人,大有人在。

        實際上,文革透過各種合理的操作而成功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早期的文革小組倒是一屁股坐在造反派這邊的,實在是操作不下去,到了1966年年底黨政干部全面罷工了,然后就升級到軍管,后來軍頭們全面跳出來反對了,如果把“批判帶槍的劉鄧路線”進行到底,會帶來政權和秩序的全面失控——黨政干部敢于罷工逼迫文革升級到不可控地步,軍頭們一樣敢干的,故1967年7月中旬毛主席說“到武漢保陳再道去”。“保陳再道”不代表任何對陳再道的肯定看法,毛主席對于陳再道的真實判斷是“頭腦簡單、思想反動”——思想反動的高官不少,但是象陳那樣魯莽地充分表現自己則體現其頭腦的簡單性,此外從文革期間各種調查材料看陳本人還有很多應該追究刑責的罪行,但問題是,陳如果需要追究,那么類似的人都應該抓,會自發導致把帶槍的劉鄧路線“揪到底”的局面,那么就出現新的困境:在黨政干部罷工之后軍隊成為恢復秩序和生產的唯一支柱,全中國再也找不到第三股替代力量了。

        此時,不成熟的造反派不具備單獨接管政權的能力,而且即便有此能力也不會選擇(前文分析過由此帶來的巨大政治包袱的長遠影響)。

        在1970年代末期的高層政治競爭中間,出現了所謂的“凡是派”的分野,應該說,這個分野首先是政治性的選擇——是否把非毛化進行到底,華葉的選擇是口頭上還堅持毛主席革命路線;DH等人的選擇是直接對革命的精神遺產說不。在官場高層,非毛化越是徹底就越有人擁護,但官場底層和民眾中間則不容許徹底的非毛化,這樣就出現了D的政治智慧——對毛澤東“抽象肯定和具體否定”。

        在后來的政策變革實務中間,是否同意分田到戶和廢除公有制,成為一個政策分野,此時,哪怕是官場高層也出現多數人反對,DH等人是少數。戚老的回憶錄講到王任重等人時,肯定了他們后來捍衛農業集體化的觀點,不是全面肯定他們政治上的,堅持公有制很多老軍頭也同意的,陳云等人也部分持有這個觀點。后來就有人把這個政策實務方面的分野,作為“凡是派”存在的依據,應該說,這完全是張冠李戴——是強行給政治競爭策略附會了一個經濟政策內涵。從后來高層的政治競爭和經濟政策分歧看,反對文革的當權派多數也不具有一致性,但是,在文革進行中卻不具有分化并團結其中大多數的可能性,首先是無從識別——在歷史的交叉路口還沒有到來的時候,你永遠無法實現預判誰會作何種選擇。

       

        四

        文革到了1968年夏天,恢復生產和秩序成為第一位的考慮因素,此時以軍隊為主恢復秩序成為唯一選擇,各種彈壓造反派的政策宣示均由周總理出面做出的,諸如815國防冶金工作會議、批評造反派組織的北航黑會(關鍵是黑會所顯示的對革委會權威的挑戰意識),此后各種維護革委會權威的事情,都是周總理出面的。此后,多地造反派對周總理懷有怨恨情緒,不過這整個的政策調整過程,應該是毛爺爺也同意的。

        造反派中間積聚的各種反周怨毛的情緒背后,都沒有考慮過這樣一種實際狀況:是否有可能在批判力量第一次出場時,就獲得革命的徹底勝利,最低限度也要保住革命陣營的犧牲最小化。說到底,這是一種速勝論支持下的愿景,不符合歷史與政治的最大實際,主要是源于某些造反派對失敗的不甘心,或者對過于慘烈的犧牲懷有強烈的不認命情緒驅使下的“半截子思考”。在親歷文革的造反派群體中間,反周怨毛的人不算少,這是一種到處都能夠遇到的情緒。

        按照多數人利益需要,對高層政治完成穩定的制度化重組,是很難一次完成的事情,文革相對鮮明地揭示出問題所在,但答案則想要袁。而共產黨執政團隊自身,就是人類歷史上最徹底的一場革命的領導集體,但大多數高官確實未能通過文革的嚴苛檢驗——許多人對此懷有本能的反感。老田曾經訪問過天津飛鴿自行車廠廠長李新民,他是毛時代的模范領導人,但也堅定地反文革,等到私有化徹底完成、飛鴿近乎完蛋之后,他才悲憤莫名,覺得黨內真有問題。李廠長是張春橋在晉察冀宣傳部的同事,我問他如果四人接班,國營企業會咋樣?他說:太難了,幾個小家伙在上頭唬不住的,前面多少老家伙在。

        在李廠長治下,飛鴿廠有著高度的社會主義民主,生產上勞動群眾和干部也都有著高度的自覺,算是一個很正面的樣板。但是,基層民主政治很難滲透到頂層,很多政治堅定的造反派也是這樣看的,表現在政治主張上:很看重基層面對面的政治覺悟啟發和組織建設,很不看好頂層設計。大體上,真正從文革經過且反思深刻的人士中間,對于宏觀制度設計不看好,對于西式民主尤其如此。形成了較為樸素的階級分化方面的政治認識——高層政治人的權力份額過高情況下,一切好制度都會被異化,正如人類歷史上最徹底的革命領導群體在毛時代經歷的變化那樣,那群人在文革期間對于群眾組織和批評力量的鎮壓,當然算是最為露骨的體現。因此,好政治制度需要在解決了階級分化機制之后,才能夠得到機會開始建設,這就很接近毛爺爺的“大過渡理論”了——建設一個符合大多數人利益的共產主義制度需要一個漫長的新舊替代過程,逐步地培養基層批判力量對于上層分化機制的制約能力,有且僅有制約力量超過了分化力量的那一天,真的社會主義建設和向共產主義過度才會開始。

        造反派作為草根興起的批判力量,也有各種不同狀況。如錢理群后來的變化,低于造反派的平均覺悟水平,他這樣的人緊跟D時代是有道理的。大體而言,比較自私自利的人,最先對斗爭成本嘖有煩言,自以為有理由拋棄初心選擇背叛了;最堅定的造反派是那種坐牢判刑之后,不改初心的人,這些人堪稱是死不改悔的走社派。因此,造反派或者別的什么親歷者,對于歷史和政治的評價,會沿著個人愿意承擔的最高“斗爭成本線”而出現認識分化或者對立。

        對人民的教育效果,或者人民的覺悟也是一個循環往復的過程,文革的經驗揭示的太清楚了,一個單位的官員比較走群眾路線或者親民,會導致民眾徹底喪失批判意識或者覺悟,還會很輕易就被動員起來去反對別人的批判意識,文革的保守派就體現了這個邏輯,李廠長那兒就組織了800多“查過三代”的“赤衛隊”服務于天津市委調遣。社會主義民主建設越是成功,越是不利于普遍覺悟和批判意識的成長,甚至還會危及從前的政治建設成果。

       

        五

        官方編輯的周年譜,在文革諸問題上謊言不少,其評價和演繹部分多不可信,需要小心點讀,但也不可能百分百假話,各事件的時間點信息較為重要與可信。根本性的問題是文革是錯的,所以周總理不可能真心支持,這個是徹底顛倒了事實,查閱周年譜,在造反派興起階段,接見并表態支持他們的事兒,周總理做得比誰都多。應該說,在支持民間的草根批判力量成長和壯大方面,文革小組任何一個人都做得比總理少。

        造反派作為草根批判力量,其優點是具有明確的批判意識或者革命性,缺點未能獲得機會和時間成長為成熟的政治家,做好團結兩個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作——也就是未能真正確立起新的領導權。革命首先是領導權建設,領導權建成的標志是能夠對大多數人起作用,至于暴力革命,那是最后階段才會需要的選擇,首先得組織好基本隊伍,拉攏同盟軍(也就是團結大多數)——把統一戰線劃到敵人腳跟前,如果還有最后的不妥協者,才需要暴力對待。共產黨革命打垮了政府軍之后,連放下武器的敵人和地主階級,也進入吸收和改造之列了;而許多統治階級成員個人,還是很乖巧的,比貧下中農還乖巧,選擇不食周粟且反抗到底的,幾乎一個也見不到。那樣一個結局,才算是領導權建設到位了,新社會新國家就此得到確立。

        有人認為乖巧的統治階級成員,及時而大量地鉆進共產黨內部,從內部改造了共產黨。但那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歷史不得不經歷過這樣循環往復,并不能由此對他們貼上政治賤民的標簽,因為這解決不了問題,真正的政治退化力量在高層而非下層,是跟隨者階級分化的規律起作用的。只有真正形成了大多數人的共識和自覺,底層批判力量對于上層的退化力量形成了有效的制約,新社會才會最后穩定下來。毛爺爺時代,他總說百分之五的舊統治階級現在不是問題了,后來歷史也證明,不是這些外部的殘渣余孽,而是欣然接受“被改造”的共產黨高層——權力核心部分出現了基于階級分化規律起作用的趨勢性問題。甚至,在合作化早期,老地主才是受到階級地位進一步下降和貧困化威脅最嚴重的群體——他們是新社會中間最接近于下降通道的群體,他們現在反而最需要合作化的生產資料保險功能;此時是富裕中農和基層小干部最有可能沿著舊通道上升,所以最反感合作化。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八日初稿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一日修訂

        二〇二〇年七月一日再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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