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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暉 |多重時間與自我否定的政治: 作為異物的“ 20世紀”

      汪暉 · 2020-07-14 · 來源:海螺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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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紀中國的大部分變革內容乃是“漫長的 19世紀”的延伸或衍生,但又內在地包含了其對立面和否定物。這一自反的或自我否定的邏輯并不僅僅是晚清思想和革命綱領的特點,在整個 20世紀的不同時期、不同事件中以不同的形式若隱若現。

        20世紀是一個將他者的歷史納入自身內部、將自身的歷史置于全球范圍內的時代。這一時代特征正是重復與替代的政治得以發生的基本條件。“20世紀”不僅是“ 19世紀歐洲”的異物,也是內在于“ 20世紀中國”的異物。……如果主權國家、民族認同、政黨政治、公民社會、工業革命,城市化、國家計劃、市場經濟,以及與之相適應的教育體制和媒體文化,構成了這一時代中國社會變革的基本內容,那么,作為異物的“ 20世紀”就潛伏于其內部。換句話說, 20世紀中國的大部分變革內容乃是“漫長的 19世紀”的延伸或衍生,但又內在地包含了其對立面和否定物。這一自反的或自我否定的邏輯并不僅僅是晚清思想和革命綱領的特點,在整個 20世紀的不同時期、不同事件中以不同的形式若隱若現。

       

        多重時間與自我否定的政治:作為異物的“ 20世紀”

        文 | 汪暉

        如果說空間革命為置換的政治提供條件,那么時間革命則在新思想及其指導下的運動內部產生了自反的或自我否定的政治。

        20世紀中國對于“新”的追求、對“舊”的揚棄經常被視為進化、進步的時間觀的體現。在《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中,我將這一時代的宇宙觀和歷史觀的變遷概括為天理世界觀的崩潰和公理世界觀的誕生。在晚清至“五四”時代的大量文獻中,我們可以從幾個方面歸納天理世界觀與公理世界觀的尖銳對立:

        首先,公理世界觀逆轉了天理世界觀的歷史觀,將未來而不是過去視為理想政治和道德實踐的根源。這一逆轉瓦解了儒學世界觀內部所包含的對于歷史中斷的意識和由此而起的通過恢復古典以接續道統的意志。在這一新的歷史意識的支配下,不是以個人的道德 /政治實踐、不是以重構古典或復古的方式重構道統譜系,而是以一種投身未來事業的方式體現歷史意志,構成了新的倫理。

        其次,公理世界觀以一種直線向前的時間概念取代了天理世界觀的時勢或理勢概念:在古典思想中,時勢內在于物之變化本身,內在于君子與時勢的相互構成之中,物之變化并未被編織在時間的目的論的軌道上;而直線向前的時間提供了一種目的論的框架,將日常生活世界的變化、轉型和發展全部納入時間目的論的軌道。

        第三,公理世界觀以原子論的方式建構了“事實”范疇,并以此沖擊天理世界觀的形而上學預設,試圖按照事實的邏輯或自然的法則建構倫理和政治的根據,將古典禮樂范疇內的,作為一定關系、制度、秩序、規范之“物”轉化為原子論的事實概念。由此,科學概念幾乎壟斷了“真理”領域,其結果是:第一,進步的概念在過去與現在之間劃出了清晰的界限,從而通過古典研究以產生新的創造的宋明理學式的或文藝復興式的人文主義不再可能。第二,就像孔德將人類歷史描述為從“宗教迷信時代”“玄學幻想時代”發展到“科學實證時代”一樣,直線向前的時間觀念取代了時勢的觀念,從而宗教與科學之間的分野、以宗教為依托的神權政治與以世俗科學為認識論前提的共和政治是不可調和的。第三,由于“物”的概念發生了質變,首先在認識論上,其次在社會分工上,藝術、道德、政治、宗教、政治等領域的嚴格分界已經不可避免。無論在認識的層面,還是在制度的層面,知識領域的“兩種文化”、政治領域的政教分離、社會領域的公私兩分、法律領域的群己權界成為現代世界的普遍現象。像文藝復興時代那樣自由穿梭于古典與現時、藝術與科學、宗教與自然之間已經完全不可能了。

        但是,在公理世界觀誕生的時刻,對于這一世界觀的批判就已經展開了。保守力量的無力抵抗是極為次要的,真正的挑戰來自新世界觀內部。嚴復是《天演論》的譯者,也是進化論思想在中國最初的、最重要的引入者。然而,他選擇的著作恰恰以批判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作品,即赫胥黎的《進化論與倫理學》為底本,同時保留了“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基本命題。嚴復將進化論的法則看作自古而然的普遍時勢,不獨帝國主義時代為然,并批評赫胥黎的善惡同時進化的理論,未能了解斯賓塞的天演理論預設了“郅治必有時而臻者”。在殖民主義、國家主義和科學主義的浪潮中,章太炎斷言所謂“公理”與權力有著密切的關系:在殖民主義條件下產生的“文明化”過程、在現代知識及其體制下形成的對個體的操控,都是公理化的支配形式。

        章太炎對“科學公理”的揭露建立在兩個基本原則之上:首先,他區分出兩種自然概念,斷言科學所研究的自然不是自存的自然,而是被納入特定視野和范疇中的、受因果律支配的自然(為科學所建構的自然)。從這一論點出發,他認為作為解釋體系的科學并不能解釋世界自身;“公理”“進化”不是宇宙的原理或先驗規則,而是人的觀念建構;“公理”的創制過程與其說是(作為自然本性的)“公”的展現,毋寧是“私”的曲折的表象。因此,“公理”是控制和支配的代名詞。〈136〉其次,他把自然的運行從目的論的框架中解放出來,否定進化的道德含義,從而拒絕把個體與進化論的歷史目的論相關聯,拒絕把個體看作群體進化的工具,也拒絕在科學的名義下解構鑲嵌在風俗、習慣和傳統中的社會紐帶。章太炎的反公理的思想并沒有回到特殊主義,而是以其銳利的思想探索反公理的公理——一個“齊物平等”的世界。“體非形器,故自在而無對;理絕名言,故平等而咸適”,齊物平等的世界在公理之名言之外,它提示我們只有突破普世價值的宣稱才能達到普遍性。

        1907年,辛亥革命的風暴尚在太平洋和長江流域的環流中升沉孕育,剛剛棄醫從文、從仙臺來到東京的魯迅年僅26 歲。在一篇古文論文中,他用一種古奧的文風,談及對剛剛降臨的“世紀”的觀察:

        意者文化常進于幽深,人心不安于固定,二十世紀之文明,當必沉邃莊嚴,至與十九世紀之文明異趣。新生一作,虛偽道消,內部之生活,其將愈深且強歟?精神生活之光耀,將愈興起而發揚歟?成然以覺,出客觀夢幻之世界,而主觀與自覺之生活,將由是而益張歟?內部之生活強,則人生之意義亦愈邃,個人尊嚴之旨趣亦愈明,二十世紀之新精神,殆將立狂風怒浪之間,恃意力以辟生路也。

        魯迅概括了“二十世紀之新精神”,即“掊物質而張靈明,任個人而排眾數”。這里的“物質”指由英國工業革命所引導的 19世紀物質文明,即資本主義經濟;“眾數”則指由法國大革命所開創的 19世紀政治文明,即憲政民主及其議會 -政黨制度。魯迅宣稱:“十九世紀”的創造力在其世紀末已經式微,自由平等正在轉變為凌越以往專制形式的新的專制形式。因此,正在降臨的新世紀為中國所確定的目標是超越歐洲雙元革命及其后果,建立一個每一個人都獲得自由發展的“人國”。

        這是中國歷史中最早的關于“ 20世紀”的表述之一。對于當時的中國人而言,這個概念如同天外飛來的異物,因為在此之前,并不存在所謂“ 19世紀”,也不存在“ 18世紀”。1907年是清光緒三十三年。在魯迅的文章中,作為“ 20世紀”對立面的“ 19世紀”并非指涉此前的中國歷史,而是由法國革命和英國革命所開創的歷史時代。這個源自歐洲的世紀正以極其迅速、尖銳和深入的方式成為中國自身的歷史內容。洋務運動以降, 19世紀歐洲的物質文明和政治制度,亦即歐洲的“雙元革命”所帶動的變遷正是幾代“向西方尋求真理”的人們竭力模仿、效法或追趕的改革目標。從 19世紀 60年代起,在兩次鴉片戰爭失敗的陰影下,中國開始了以富國強兵為內容的“洋務運動”;伴隨甲午戰爭( 1894)的失敗,這場“師夷長技以制夷”的運動直接地轉變為以戊戌變法為標志的政治改革運動,其內容之一,便是模仿歐洲立憲政治,建立國會,將王朝改變為“國家”。政治改革運動的失敗與“亞洲覺醒”的進程相互重疊,標志著革命時代的降臨。當新生的共和國在慘淡的血色中漸漸升騰的時刻,人們不難發覺推動其誕生的力量不就是歐洲的民族主義、市場經濟、物質文明和政治體制嗎?因此,當 19世紀以不同形式成為世界歷史之命運的時刻,即便中國不存在西歐和俄國意義上的“ 19世紀”,為了超越晚清改革和革命的目標,中國只有將“ 20世紀”這一異物作為自己的使命,才算獲得了“自覺”和“解放”的契機。

        20世紀是一個將他者的歷史納入自身內部、將自身的歷史置于全球范圍內的時代。這一時代特征正是重復與替代的政治得以發生的基本條件。“20世紀”不僅是“ 19世紀歐洲”的異物,也是內在于“ 20世紀中國”的異物。異物是復數,不是一個,是許多個:倡導“君主立憲”的康有為同時寫作了不但超越他自己提出的“君主立憲”主張而且超越整個“ 19世紀”全部內容的《大同書》,呈現了一幅綜合儒家思想、佛教理念和烏托邦共產主義的世界圖景;激進的民族革義、種族主義、政黨政治、憲政民主、形式平等,以及一切與之相適應的“公理”,他本人也成為這場革命運動內部的“異類”;辛亥革命的領袖孫文試圖將兩場對立的革命——“ 19世紀”的民族革命和富強運動與“ 20世紀”的社會革命——綜合為同一場革命,并以后者規范、引導前者,其結果是革命團體國民黨的左右分裂,以及與共產黨人理念的殊途與重疊。

        如果主權國家、民族認同、政黨政治、公民社會、工業革命,城市化、國家計劃、市場經濟,以及與之相適應的教育體制和媒體文化,構成了這一時代中國社會變革的基本內容,那么,作為異物的“ 20世紀”就潛伏于其內部。換句話說, 20世紀中國的大部分變革內容乃是“漫長的 19世紀”的延伸或衍生,但又內在地包含了其對立面和否定物。這一自反的或自我否定的邏輯并不僅僅是晚清思想和革命綱領的特點,在整個 20世紀的不同時期、不同事件中以不同的形式若隱若現。辛亥革命后,民國肇建,共和隨即陷入危機;1914年,歐洲大戰爆發,文明危機的討論不絕于耳。1915年發端的文化運動,無論其“新”的方面,還是其“舊”的方面,都將共和危機與歐洲文明危機作為思考的前提。

        1915年,陳獨秀創辦《青年雜志》,倡導民主和科學,揭開新文化運動的序幕。

        在“新”的方面,新文化運動期望實現真正的共和理念,建立主權的民族 -國家,但同時對政黨政治、民族主義、強權邏輯給予尖銳批判;他們用“新文化”蕩滌舊物,期待從中發現取代凝聚著各種傳統要素的 19世紀“舊政治”的新政治(文化的政治、青年的政治、性別的政治、教育的政治、勞工的政治等);就像魯迅在 1907年宣布 19世紀已經終結一樣,他們相信歐洲戰爭終結了此前的時代,一切“歷史之觀念”都無法推測和理解此后的世界大勢。民主與科學的觀念源自 19世紀,其運用卻包含了對 19世紀在民主與科學名義下展開的歷史實踐的批判。

        在“舊”方面,《東方雜志》或《學衡》等以同樣的堅決態度宣告一個時代已經結束,西方文明的破綻暴露無遺, 19世紀的舊道路不能再延續下去。他們調和文明,重新思考傳統,期待“新文明之發生”。新舊雙方,各以不同甚至對立的姿態,探索 20世紀的“覺悟”。在抗日戰爭時期有關“民族形式”的討論與戰爭時期大眾動員的直接需求有著密切的關系,但討論的中心轉向了形式問題——與其說這是為了創造一種超越“五四”文藝的民族形式,毋寧說是要蕩滌“五四”文藝所內含的 19世紀的要素——歐化的語言、資產階級的內容等。因此,這一“民族形式”不是簡單地向民間形式的回歸,而是一種像“五四”時代所宣稱的那樣的“曠古所罕聞”(陳獨秀語)的、屬于 20世紀的新形式。

        短 20世紀與漫長的革命相互重疊。這場革命所要完成的使命是一個混合體,既包含 19世紀的課題,又包含對這些課題的批判、揚棄和超越。20世紀中國革命所帶來的一個世界歷史問題是:由于帝國主義時代的降臨,世界上不同地區均被卷入了同一個世界進程;19世紀歐洲社會主義運動無法突破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現在這一使命需要通過所謂“前資本主義的”“非西方的”“農業的”社會的革命來完成,而爆發這一革命的國度同時面臨著經濟、政治和文化的 19世紀式的變革。從孫文的“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于一役”,到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概念,無不體現中國革命的雙重使命。

        在這里,對立和否定包含了雙重意義。首先,基于中國獨特的歷史條件和在全球的獨特地位,即便為了完成 19世紀的使命,中國也需要以對立和否定的方式展開其進程,如通過超越資本主義的經濟綱領完成農業資本主義積累和工業發展的使命;通過批判和否定國家、倡導國際主義(甚至國際聯盟戰爭)完成主權的民族 -國家的建設;通過對政黨、官僚機器的批判和否定完成政治組織和國家體制的建設和重構……

        其次,即便是在完成國家建設、政黨建設、政權建設、軍隊建設、城市工業化等“ 19世紀使命”的過程中,不僅在文化和政治的層面,而且在所有這些“現代化建設”內部,都包含了對于這些目標的重新審視、超越的嘗試和“不斷革命”。用魯迅的語言來說,即“二十世紀之新精神,殆將立狂風怒浪之間,恃意力以辟生路也”。“意力”表達的是一種能動性,一種超越客觀條件而從事創造的能量,但這種超越客觀條件的創造性能量既不是純粹的主觀性,也不是脫離具體的社會目標的烏托邦主義,而是一種持續地投入改造舊世界、創造新世界的政治策略和現實行動。因此, 20世紀是一個激烈地反對舊世界也激烈地反對自身的世紀。

        我將這一自反的或自我否定的邏輯理解為 20世紀政治的未來性。如果未來表現為“尚未”(not yet)出現的事物或世界,那么,如同布洛赫所做的區分,即存在著“尚未”的兩種形態,一種是其物質形態,即尚未成為( not yet become),另一種是主觀形態或意識形態,即尚未意識( not yet concious)。“尚未”是潛伏于我們腳下的,被壓抑在我們的計劃、意識和意志之下的存在。20世紀的政治同時包含了“尚未”的兩重意義,未來既以一種尚未完成但方向明確的形式呈現在革命和變革的方略和進程之中,又以一種強烈的方式向未知或“尚未意識”敞開,即運動的領導者或參與者都無法對運動本身做出清晰的規劃,但他們同時承認現實進程蘊含著尚未意識到的內容,從而只有在實踐中向尚未意識的“未來”敞開。但不同于布洛赫的烏托邦主義,在中國革命的實踐中,未來的維度不只是在時間的邏輯中展開,而更是在行動的邏輯中、在政治的邏輯中、在戰略的邏輯中呈現——行動、政治、戰略等概念必須在時勢的范疇內展開,它們總是指向特定局勢內的矛盾運動或敵我關系,從而包含著一種克服重重困難的具體規劃、持續壯大自身力量的強力意志和奪取最終勝利的頑強邏輯。這是一種將自身投入矛盾運動中才得以呈現的未來性。

        在 20世紀 60年代,這一自反的政治以最為激烈的形式表現出來:不同于此前的革命,文化革命包含著更多的不確定性。這一不確定性甚至不同于早期革命的實驗性,毋寧是以一種激進的形態探尋“尚未意識”的未來。在這個意義上,如果運動不僅是為了達成既定目標,而且也是對無法預知的未來性的探尋,運動的自我矛盾就是不可避免的。20世紀 70年代以自我否定或自我改革的形式開始,但迅速地轉向一個自我肯定的新時代。自反邏輯伴隨著“短 20世紀”的式微或轉型而懸置了。在這一新時代的語境中,自反邏輯是否還會以新的形式激活文化與政治,我們拭目以待。

        

        世紀的誕生

        中國革命與政治的邏輯

        (“20世紀的中國”第一部)

        汪暉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0年6月

        

        汪暉,1959年生,江蘇揚州人。曾就學于揚州師范學院中文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現為清華大學文科資深教授,研究領域為中國思想史、中國現代文學和社會理論等。

        內容提要

        作者延續《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中最后一卷的問題意識,將“有關中國革命及其意識形態的歷史分析”作為全書的研究宗旨,致力于將中國20世紀的思想和歷史建構為思想的對象。全書共三部,主題分別為:第一部“世紀的誕生:中國革命與政治的邏輯”;第二部“世紀的多重時間:帝國、革命與跨體系的運動”;第三部“世紀的綿延:重新政治化與齊物平等的哲學”,展現了他長期以來對“短20世紀”的中國從時間到空間、從歷史到社會、從政治到信仰之巨變的宏大研究。

        本書為第一部。開篇即開宗明義,對于“世紀”這一新時勢概念的“誕生”和20世紀中國的歷史地位進行了宏闊又縱貫的闡釋與分析,其余篇章主要聚焦于從“世紀誕生”時期的系統性斷裂與置換、民族國家危機、“一戰”與“亞洲覺醒”、五四啟蒙運動、十月革命與中國革命等重大的歷史事件與結點中尋找“中國革命與政治的邏輯”,探討民族國家如何在傳統帝制中艱難地脫胎而出,其間國家與政治、文化與政治、大眾與政治,尤其是革命與政治之間上演了怎樣的分合纏斗,又如何共同塑造了20世紀中國在世界歷史中的獨特面貌,誠如作者所說:“這是一個不斷變革與革命的世紀;是激烈反對舊世界也激烈反對著自身的不斷自我否定的世紀;也是將他者的歷史納入自身內部,同時將自身的歷史置于全球范圍內的世紀。‘短世紀’和‘漫長的革命’構成了20世紀中國最顯著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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